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政治学的鼻祖之一，他在全面继承总结前贤思想，并对希腊158个城邦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政体体制的理论，达到了古希腊思想家对政体问题认识的高峰。其中关于优良政体的观点是其政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集中反映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一书中。

优良政体的认识前提—政体分类

在阐述对优良政体的看法之前，亚里士多德首先将现实城邦中的政体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主要是按照两条标准进行的：一是政府的宗旨，即统治者只是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是照顾到全体城邦成员的公共利益。根据这个标准，他将政体区分为正宗政体和偏离正宗的变态政体，这一标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性标准，带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是最基本的政体划分标准。二是掌握城邦最高统治权的人数的多寡，依此标准，前述政体又可以分为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三种情况。综合以上两条标准，就区分了六种政体的类型：君主政体、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共和政体、平民政体。其中每一个具体类型又都被划分为从温和到极端的若干类型。

优良政体的核心原则—公平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政体的制度安排应该围绕正义展开，公平正义应是优良政体的核心原则。对于不同的政体，由于他们所持的正义标准和平等观各不相同，其政体宗旨也大相径庭，如平民政体主张以自由出身来论平等，而寡头政体则主张以财富来论平等。为了给优良政体的公平正义作出准确的界定，亚里士多德首先区分了两种正义的类型：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所谓分配正义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地位、财产、能力或者贡献等因素给予不同的待遇。而矫正正义则是指无差别地给予一切人以均等的对待。与之相对应，他把平等分为比例的平等与算术的平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作为优良政体核心原则的正义就是避免极端而兼顾社会整体利益的正义，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一个纯粹的政体——纯粹的君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等都不能成为理想的政体，因为它们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理想的政体应是体现了正义各方面标准的各种纯粹政体的混合。

优良政体的理想模式—共和政体

亚里士多德关于共和政体的主张是在分析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种极端的政体形式后得出的，他认为这两种政体都是偏颇而有失正义的，而凡是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比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要素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于事理的。共和制就是这样的政体。所谓“混合”主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不同社会集团的力量及其正义原则的混合，通过这种混合使得城邦各阶级的要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满足，使他们的正义原则在城邦政治生活中都能有所体现，最终达到各阶级力量平衡，减少政治冲突和动荡的目的；二是不同权力机构间政治原则的混合，这意味着不能把全部的权力集中到一个单独的机构手中。为了在城邦政治中体现混合政体的原则，可以在另外两种机构的行使中采取不同的政治原则，比如在寡头政体下的行政机关或者审判机关中采取平民政体的政治原则，这样就达到了权力的制约和平衡。

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中产阶级

亚里士多德对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的思考是从设问开始的。城邦的最高权应该寄托给什么样的人?如果穷人占据最高治权,就可能凭借其多数来瓜分富人的财物。如果由少数富人来执政,他们也可能掠夺并没收平民的财物，因此他反对大富极贫，认为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体现城邦所需要的节制与中庸的美德，坚决主张中产阶级执政，主张理想的政体应该是中产阶级执政的共和政体。他说：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来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所以中产阶级是民主势力，是最好的执政者，是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

优良政体的衡量标准—法治中庸

在城邦的治理上，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把是否尊重良法做为考察政体的一个标准，认为一个城邦只有当它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经建立了优良的政体。在他那里，法治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第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他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是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中道的权衡，是抵制常人的偏私、情欲和兽欲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谁让法律来统治，谁就是让神和理智来统治，城邦正义的原则必须通过法律，而不是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表现出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就是美德，过度和不及乃是恶行的特征，适度则是美德的特征，他还指出，凡取得恰当都是指它是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中道。这里的“中道”就是适度的量，就是中庸，就是优良政体所应坚持的重要标准。

总之，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优良政体就是围绕正义建立起来的，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体现法治中庸之道的混合型的共和政体，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关于政体的思考与实践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