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样,邓小平理论不是主观臆造,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纯理论的创造和构建,而是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的方法原则,一方面是指理论本身是在其一定的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是指理论在实践应用中的方法原则。[1]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比较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逐步发展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在于它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而且还在于它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践中,创造性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赋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并形成了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基础,以辩证思维方法、实践认识方法、社会历史方法为核心内容的方法论体系。

具体来说,邓小平理论的方法原则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深刻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和特殊、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规律

　　“照辩证法办事”,既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创立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方法。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继承发展,又不是拘泥于多年来人们习惯的从基本规律、范畴来认识理解辩证法理论的传统方式,而是有着鲜明的个性,并且达到理论指导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这一基本思想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中国特色是个性,是矛盾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是共性,是矛盾的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特色的个性一定要与社会主义的共性相联系。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共性在中国是通过中国特色的个性而存在的。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时,既坚持了社会主义一般,又注意了社会主义特殊。邓小平鉴于以往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3]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特殊性,特殊规律出发。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阐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步骤、目标和方针政策,既要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共同性的成功经验,又要反映从中国国情出发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的独特经验。这种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具体表现为我们党多次概括的基本纲领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纲领都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生动体现,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在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二、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践了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和整体观

　　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问题,全面地去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整体观。他又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形成了重点论。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中,他坚持重点论和整体观,为我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将改革开放引向深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我国国情做了科学分析,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5]对这个根本点,他总是要求“横下心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6]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

在强调经济建设中心地位、基础作用的同时,邓小平十分注意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从不同角度一再强调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并始终致力于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逐步实现。其一,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整体性,始终强调把争取我国经济的较快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统一起来,并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目标。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7]其二,强调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整体把握。邓小平认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的统一整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其三,邓小平理论的整体观还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指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8]在“两个文明”建设问题上,他特别强调:“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9]

三、把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外因论

　　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相结合,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也是邓小平理论
的一个突出的方法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发展
了这一理论,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
点。”[10]同时,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11]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争取外援、学习外国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方法原则之中。

学习外国,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他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12]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要想摆脱落后局面,是不可能的。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人均资源少,商品经济不发达,必须通过打开国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辟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落后因素向商品经济转化。我国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机器设备、工人的技术水平、劳动熟练程度不如发达国家,必须通过打开国门,更多更好地吸引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们建设资金不足,解决的途径,除了多渠道筹集国内资金以外,就是打开国门,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弥补我国建设资金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只有与国际市场接轨,才能吸收和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市场经济的合理部分和先进经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

邓小平在坚持把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相结合的过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创立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原则。比如,在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决不是拿原则作交易,更不能放弃主权;通过对外开放增强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决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等等。只有坚持这样的政治原则,才能更好的实行对外开放。

四、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为我们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给实事求是注入了新的内容,从理论上做了更完整的表述,使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指导实践功能的有机整体。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3]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之中,使党的思想路线从内容和表述上更加完美和准确。

从实事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看,他突出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4]又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5]在此前提下,邓小平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6]这一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用中国语言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表述。正因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最核心的精髓,就使他的理论与实践充满着时代精神,充满着活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并成为邓小平理论坚实而明显的哲学基础。从实事求是的实现机制看,邓小平提出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达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关键在一个“求”字。“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求”的如何,关键在于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直接目的,不仅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打破禁区的政治意义,还具有更为深刻的哲学意义,即要求人们树立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事物面前,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克服头脑中的惰性、习性及定势,使思想与实际保持一致,从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看,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践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7]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完整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展了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真正破除了迷信,第一次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放在一起提出来。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解放思想为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达到实事求是,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不断解放思想。这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他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策略的思想前提。

五、把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坚持了唯物史观

　　从实践标准看,邓小平的实践观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观点的一面,又有它的独特风格。其一,邓小平理论
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标准,并把实
践标准直接与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论述,这是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思想的新发展。其二,始终把实践
标准作为分析、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立足点。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8]“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19]其三,注重总结经验,从实践中汲取营养。

邓小平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20]邓小平指出,要边实践,边总结,我们的方针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21]其四,倡导勇于实践,敢于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固有的本性就在于探索和创新。因此,邓小平特别提倡敢试敢闯的创造性的实践精神,并对这种精神予以高度评价,在1992年初南巡讲话中,他一再鼓励人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2]其五,坚持实践标准,还表现在工作作风上。邓小平极力倡导务实扎实、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反对空谈和形式主义。邓小平“不搞争论”的发明,也是坚持了实践第一的原则。不争论,立足干,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观点的必然结果,也是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结果的概括与升华。

从人民利益标准看,人民利益标准实质上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邓小平关于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取向标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第一,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来考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农村自发地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制,邓小平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和支持; 1987年邓小平在谈到乡镇企业发展时说,“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
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23]1992年在“对中共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24]“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25]第三,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6]在这个问题上他把从人民利益出发与“什么是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第四,强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邓小平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非常重视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他认为:“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7]第五,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人民利益是分层次的,其中有根本利益和一般利益,有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有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些利益层次的关系。在看待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在看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人民利益也是这些利益矛盾统一的基础。

从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结合看,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新概括:改革的得失成败,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邓小平实际上就把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了,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首先,“三个有利于”,坚持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三个有利于”深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最后,“三个有利于”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六、把站在中国看世界和站在世界看中国有机结合起来,拓宽了认识视野,增强了世界意识

　　邓小平总是善于超越时空的局限,用宽广的眼界观察
世界,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和系统来加以研究,从世界历史的全局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时代特征、国际
局势等重大问题及时做出科学判断,提出重要的决策意见,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第一,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地揭示了时代特征。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注意观察国际大局,研究时代特征。“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8]80年代初期以来,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命题曾经作过多次集中的精辟论述,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了科学的高度概括。“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
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9]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国际形势发生了激烈复杂的变化,邓小平的判断并没有过时, 1992年南巡谈话中重申:“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0]这一思想既总结了此前国际局势演变的状况,又预测了此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深刻揭示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第二,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分析、思考国际问题。邓小平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预测世界的新格局,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邓小平认为,从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朝多级格局方向发展是国际格局变化的总趋势。
当前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不断变化和重新组合的状态中,有
些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世界朝多极化
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事实。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需要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同年底在会见印度总理
时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邓小平把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世界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战略任务。他还提出用“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国际争端,邓小平的这一思路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尝试。

第三,从“世界意识”的角度看待中国问题。邓小平在强调从全球战略看问题时,并不全部是指国际问题,而是从世界意识出发,从国家利益、把握时机、发挥作用的角度,努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这一论述实质上奠定了我国对外政策的基调,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明确将国家利益作为制定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邓小平指
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31]“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2]邓小平还从时代主题的结论中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33]中国“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34]邓小平从世界一体化的广阔视野出发审视中国的发展,他始终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置于宏大的世界背景之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5]我们向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开放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开放可以使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与其他国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宽广的视野和先进的世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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