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构建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体系。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和创新思想,使中国探索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新模式,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这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内涵丰富、结构严整、逻辑严密,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色和体系特征。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理论架构和丰富内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内容丰富的政治文明建设思想。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布局合理、逻辑严密,他从12个方面构划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内在思路和理论结构。

1.从政治文明的地位看,邓小平提出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邓小平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P168)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政治保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P187)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包含“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1](P322)。

2.从政治文明的思想条件看,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创建政治思想文明的重要条件。邓小平认为,重新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他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个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以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明为前提。邓小平深刻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密切关系。他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1](P191)他还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P191)

3.从政治文明的立足点和依靠力量看,邓小平提出了群众第一的政治观,认为群众路线是根本的政治路线。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1](P45)他认为,群众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根本政治路线。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P163)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最根本的还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

4.从政治文明的保障看,邓小平强调要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原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结晶。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认为,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需要有政治保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最根本的政治保证。而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改革开放能否健康发展,关键是“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2](P202)

5.从政治文明的环境要求看,邓小平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稳定代表了中国的最高利益,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邓小平一再强调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2](P284)“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2](P331)

6.从政治文明的风险看,邓小平呼唤廉洁政治,认为腐败现象是最大的风险。邓小平认为,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削弱党和政府的权威,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必将影响社会政治局面的安定,形成社会不稳定的“乱源”,甚至导致社会动乱的发生。他说:“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2](P156)“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2](P327)

7.从政治文明的动力看,邓小平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深切感到,要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问题的根本性、全局性,他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邓小平这里所讲的制度问题,主要是指具体政治制度的问题,亦即政治体制的问题。

8.从政治文明的基础看,邓小平强调要发展党内民主,扩大基层民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并把党内民主看作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表达了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基层民主的实质是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群众,让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基层行政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最大的民主”。

9.从政治文明的理想目标看,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邓小平在1980年12月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P359)他还强调,发展民主要兴利除弊,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2](P241)他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P337)。

10.从政治文明的国体设计看,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创举。“一国两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了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恢复对香港、澳门主权的行使,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构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1.从政治文明的权利主体看,邓小平正确阐述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P331)“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2](P345)

12.从政治文明的国际环境看,邓小平提出国际政治文明创新的途径,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邓小平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2](P359-360)

二、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的体系建构和内在逻辑

1.在政治意识文明方面,针对政治意识中存在的思想僵化、迷信横行、全国上下“鸦雀无声”的现象,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思想僵化,固守成见,被过时的理论、观念和思想所束缚,沉迷于本本和教条之中,那么认识就会落后于实践,就做不到实事求是。邓小平把解放思想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他警示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P143)他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P144-145)。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随时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P146)

2.在政治主体文明方面,针对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邓小平积极倡导民主、平等、法制,“特别强调民主”,强调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必须坚决保障”。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深远,政治生活上的等级制和家庭生活中的家长制观念根深蒂固。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1](P332)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不仅表现为人民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是经济的主人,而且还表现为是国家的主人、政治上的主人。邓小平指出:“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1](P372)他一再强调,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P144)

3.在政治制度文明方面,针对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制度弊端,邓小平大力推行领导体制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主张实行国家干部任期制、基层选举制、干部选拔任用制、国家公务员制,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通过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深深体会到制度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再度发生,避免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再遭破坏,就必须系统地建立起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和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P338)他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P333)

4.在政治行为文明方面,针对政治运行中的个人专断、家长作风、“以党治国”现象,强调广开政治渠道,主张实行广大党员和基层群众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党内民主是社会民主的基础,基层民主是“最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邓小平曾经强调:“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3](P306-307)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他指出:“我们要坚决发扬党的民主,保障党的民主。”[1](P272)“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纠正。”[1](P360)基层民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邓小平说:“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2](P252)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体系的理论特色

1.政治文明思想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要适合中国情况,同时又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从我国的具体实践出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1986年9月,他在同东欧一位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P178)邓小平又明确指出,要合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来的。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有用的民主形式。

2.目标性和渐进性的统一。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化的战略设计和目标取向,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我们要建设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我们长期缺乏政治民主,民主太少,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一步一步地进行。邓小平深切地感受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P176)“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P179)他认为,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非常复杂艰巨而无所作为,要在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同时,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2](P196),“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2](P285)他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2](P176)

3.鲜明的辩证特性。首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文明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全面推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整体。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动力和政治保障,政治文明的发展又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1](P249-250)其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和内容,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邓小平始终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指出:“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2](P210)另外,邓小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处理好各方面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1](P176)

总之,以全球政治发展为参照和背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角度阐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是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的逻辑线索;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其政治文明思想的基点;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实施体制创新,是其政治文明思想体系的动力理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论述,是其政治文明思想最富特色的部分。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