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既取得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探索成果,但也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在理论上发生了许多认识上的错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创立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对这些历史错误进行了充分的利用,使其成为阐发新理论的一笔宝贵的鉴戒资源。无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形成还是完善,都凝聚着对历史错误的深刻总结和反思。

一、纠正“左”倾错误与邓小平理论的酝酿

邓小平理论可以说酝酿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时期,因为在整顿期间,邓小平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思想已经萌芽。①对此,邓小平本人也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接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P255)这段话表明,第一,邓小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掀起的改革大潮,从1975年全面整顿时就开始涌动了。第二,全面整顿要解决的“恢复生产秩序”问题,实际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错误。说明最初的改革,正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入手的。所以邓小平又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P81)这里说的“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又有两层含义:其一,不仅是同“四人帮”唱反调,而且也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其二,不仅采取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系列措施,而且在指导思想上也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展开了争锋。

理论争锋首当其冲地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理论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当时可能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现代化建设“是大局”的思想[2](P4),并且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即把毛泽东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也列为“纲”[2](P12)。这是采用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力图把经济建设上抬到中心的地位。为此,在他主持下制定的指导全面整顿的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对生产力理论进行了大力论证,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3](P17-18)这实际已点出了生产力标准的蕴意。对此,美国学者梅斯纳这样评论:“虽然邓小平在意识形态方面形式上遵从当时的毛泽东主义正统观念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愿望,但是他直率的宣布,一切政策的正确性主要根据经济标准来检验,或者说,看‘它们是阻碍还是解放生产力’。”[4](P471)这种对生产力理论的论述,在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而造成的思想混乱,起到为全面整顿廓清思想障碍的作用;但在同时,这些论述为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从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论述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往前衔接,它是党的八大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论断的接续;往后衔接,它成为邓小平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直接源头。“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5](P37)

在具体指导思想上,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程度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例如,在政治领域,努力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派性成风、党性涣散的严重局面。为此,首先从抓领导班子的整顿入手,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2](P35)在思想领域,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的庸俗化、形式化倾向,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2](P36-37)这是后来被概括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2](P42)的思想先声。在经济领域,努力澄清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极度泛滥的一系列极左论调。他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2](P30-31)还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搞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2](P29)还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2](P25),等等。这些论述,既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度泛滥的所谓“物质刺激”、“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砸烂规章制度”等谬论的批驳,同时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对外开放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萌芽。

二、吸取错误教训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②在这一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错误,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进行纠正和反思,是新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大的理论功绩,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6](P821)。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在深刻吸取了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严重教训的基础上确定的。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之前的多次讲话中,总是从批驳和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入手,来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他们真是要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吗?不,完全相反,正是在他们势力最猖狂的一些地方,社会主义遭到严重破坏。‘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2](P86)在1978年9月巡视东北期间的讲话中,又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2](P128)这里,不但通过批驳和澄清“左”的错误认识而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初步阐发了检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显示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萌芽。其中体现的思路,就是由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乱入手,达到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正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对历史错误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胜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伟大转移,初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最为核心的内容。后来,邓小平回顾说:“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的财富。”[1](P272)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内容———“两个基本点”,也是深刻吸取了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开始形成的。例如,关于“改革”,他在1978年9月视察东北时的一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2](P130)这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由于没有实行技术上和管理上的“革命”即改革,是导致“还这么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抓紧开展这方面的“革命”即改革。关于“开放”,他在1978年10月的一次谈话时说:“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2](P132)这是说,由于长时间的闭关自守,“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2](P127),拉大了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通过对这一深刻教训的总结,揭示了必须“实行开放政策”[2](P133)的道理。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形成的上述两个核心内容,邓小平还综合起来论述说:“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P228)这段话充分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正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契机。

除了核心内容外,其他一些具体的指导思想,也具有这种由反思错误切入而引出新理论的特点。例如,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说:“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
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2](P87)这一论述的思路是:首先,拨“四人帮”之乱;接着,反马克思主义之正;最后,引申出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内涵。再如,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也是首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2](P67)在此基础上,阐发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2](P89)的重要论断。

三、鉴戒历史错误与邓小平理论的完善

所谓完善,是指理论逐渐形成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渐丰富和完善,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概括为9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并认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7](P10),标志着这一理论基本形成了体系。

在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同样体现出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引以为鉴的思路。其中,比较集中阐述的是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仍然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的位置。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说:“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2](P249)这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历史的反面经验做鉴戒,来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P249)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P141)他还以毛泽东晚年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为借鉴,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1](P116)这些对历史教训深刻引以为鉴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终于认定社会主义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为党的十三大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为全党倍加珍惜和牢固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个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经济建设的失误为鉴戒来阐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他认为,别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P265)所谓照搬别人的,主要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问题尽管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虽然提出了“以苏为鉴”,但实际走的还是苏联的道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超越发展阶段,由于这一总根源,所以在一系列政策上都发生了“左”的错误,诸如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其经济根源皆在于此。因此,反思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反面经验,最主要的就是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其中最大的国情就是要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定位。所以邓小平说:“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2](P312)在这种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从而彻底破除了离开国情来奢谈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纠正了长期以来超越阶段的“左”倾空想,为党能够制定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的依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决策,也同样凝聚着这种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内涵。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1](P265)这是用20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太深刻”的教训,来指出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闭关自守的教训,他尤感痛切,因而论述更多,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1](P223-224)又说:“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生产力。我们总结了经验,就是要对外开放,打破闭关自守,对内搞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不这样,生产力发展不起来。”[1](P157)他还特别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2](P91)这是为了澄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片面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而形成的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倾向,进一步扫除人们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思想顾虑,把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同对外开放有机地协调起来,共同达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

第三个是在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以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失误为鉴来阐发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1978年12月,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③中就提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
少。”[2](P144)这里说的“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和“民主太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没有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毛泽东曾经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8](P208-209)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导致在实践上长期未能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追求的目标。对此,邓小平总结说:“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2](P168)这里所阐发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命题,体现了一种在反思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即不再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手段,而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

其二,没有为民主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即邓小平说的:“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2](P176)由于民主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2](P333)“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和法制的横遭践踏,也与制度上的不完善有关。“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P333)鉴于这种教训,所以,就“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P146)

其三,没有适时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由于受封建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影响,造成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许多弊端,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一言堂、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这些弊端,正是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错误长期延续、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政治灾难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因而,“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P333)通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来革除这些弊端,就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重演,而且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反思历史错误的思维特征

邓小平在利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历史错误作为鉴戒资源来构思新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的思维特征:

第一个是反思的彻底性,即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进行彻底反思。在198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P223)还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P116)这种概括,既揭示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探索之所以走弯路,根本问题在于始终没有明确意识到探索的主题,因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尚没有搞清楚,也就难免发生错误。这是一种对根本性经验教训的反思。对此,江泽民后来曾论述说:“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7](P447)而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就是“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9](P11)

第二个是反思的全面性,即对错误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的概括。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P269)这里“总起来说”的错误,也就是“左”倾错误最主要的几个表现。对这种主要表现进行反思,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的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些主要内容,正是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要区别。所以他又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改革。”[1](P269)这里说的“中心点”,也就是新的指导思想的主干内容。有了这种主干,其他的内容就是枝叶的丰富和完善的问题了。表明邓小平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从主要内容上进行突破,然后在整体上推进,体现了充分利用错误资源进行理论反思的全面性。

第三是反思的系统性。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宏大的体系,是由一系列涵盖着社会主义建设诸方面内容的具体指导思想而有机构成的一个系统。

这一系统同样是在深刻总结和反思历史错误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仅从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概括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思路。例如,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用10个“主要点”来构建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就明确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6](P839)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在阐述由12个基本观点构建而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时,也指出这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10](P56)形成的。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进一步以12条原则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体系时,又指出这一理论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1](P1377)形成的。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正式确定由9项主要内容构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时,再一次指出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之一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7](P13)党的文献在归纳理论体系时所做的这些论述,充分反映出党在指导思想上对于历史错误的系统反思,是把“坏事”变为“好事”、把错误和挫折当成宝贵财富的一种典型体现。


注释:
①著名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龚育之认为:“整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试验,这是一个新概括。这个概括帮助我们更深地去理解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的意义,也帮助我们更深地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路线的历史渊源,尽管后来的拨乱反正、全面改革比起一九七五年的整顿来,要深刻得多了,广泛得多,不可以等量齐观。因此,从起点往前追溯,把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当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是合理的。”见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
②关于为什么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标志,龚育之列了六条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新时期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开始具备雏形”。见龚育之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页。
③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
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
10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邓力群文集:第1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4] [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5]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十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1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