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曾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基本思路。但是,这一问题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在毛泽东的基础上,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在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中将其进一步发展,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推动着我国社会改革的顺利前进。研究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改革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在深刻总结中国民主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索,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追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作用和影响深远。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首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两类矛盾学说,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解决。

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基本思想阐述,使全国人民感到十分振奋,同时,人们在学习中也进一步思考人民内部矛盾与党的八大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1957年4月,刘少奇在一篇讲话中明确地指出,“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①。5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解释说:“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因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仍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人民内部矛盾罢了。”也就是说,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

毛泽东在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主要不是从人与自然、人与物,即经济方面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而更倾向于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政治方面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所以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说,“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②由此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自然宣战。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战略家,毛泽东善于从政治层面去分析和把握矛盾,从本质上和战略高度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规律和意义。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特别重视在政治层面上,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是对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发展。

但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有条件的。早在1950年,人们就讨论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有的论者提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人类社会的前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进入社会主义,阶级消灭了,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③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就表现为在人们意识领域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④。这种思想未能揭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打破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初步确立后,社会的发展主要的不是经过政治领域阶级对抗的反作用力起作用,同样,主要的也不是经过社会意识领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反作用力起作用,而是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根据人民的意愿,直接着眼于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里的人是直接联系于生产力的人,是生产力的首要要素,而不能被看做与革命战争时期一样的政治运动载体。如果主要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运动,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提高人们的觉悟,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即使采用和风细雨的思想斗争方式,在“左”倾或冒进的氛围之下,这种思想斗争所推动的高亢的政治热情也很容易走向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例如以拔白旗、插红旗、大辩论方式推进“大跃进”运动,不仅不能推进经济发展,而且极易激化矛盾,最后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地混淆敌我矛盾。

社会运动是客观物质世界自身运动的一部分,而社会意识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将社会运动归结为社会意识,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所以,人民内部矛盾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从根本上来说,客观的现实矛盾最终只能用客观的物质力量来解决。如果仅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或者说从社会意识的层面去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恰当的。这是革命时期,通过上层建筑的阶级斗争以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的延续。这正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并没有在他所领导的社会实践中实现的症结所在。其缺陷在于仍延续了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思维,试图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斗争去推动经济的发展,走入了误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①再度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物质文化迅速增长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基础。邓小平说:“如果社会生产力得不到提高,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充分巩固。”②以后又将包括“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社会能经得起政治风浪。邓小平将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从而也使得这一思想坚实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根据

在毛泽东的政治理论中,“人民”这个词具有极深的涵义,是毛泽东在政治范畴中的一个重要创造。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是政治范畴,其划分主要依据的是政治态度。这种依据是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根据。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深刻和切合中国实际。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作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判断,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态度,也表明了毛泽东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毛泽东创造性地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提出要积极地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并通过解决这些矛盾以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他始终特别强调要从社会的绝大多数来把握“人民”这个整体,这是动员一切积极因素的基础,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可能也有必要使已经极少数的敌对势力发生转变,要努力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阶层,主要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而且还特别注意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人阶级所以是先进的阶级,它不仅是被剥削阶级,而且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尖锐对立的两大阶级逐渐向对立不甚尖锐的多个阶层转化,从而导致人们的政治身份淡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工人阶级的素质也在提高。科学地分析阶级、阶层的状况,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据,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协调复杂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鼓励并培育先进的阶级、阶层,使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火车头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继续延用革命时期以政治态度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方法,由此而产生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的认识。这种划分具有主观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错误后,它就会变成以人划线,极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事实上,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毛泽东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问题,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自不待言,并将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知识分子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党内的思想分歧,又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根据。因此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些思想是错误的。

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动员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他根据我国的社会状况,纠正了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划分阶级的“左”的错误。他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③同时他也指出,由于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残留和国际上的因素,仍然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但范围和激烈程度大大缩小和缓和。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等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二是为旧的地、富分子摘帽,使他们及其子女从所谓家庭成份这一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中解脱出来;三是重新为知识分子定位。这些举措,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活力。　

尤其是重新为知识分子定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77年,邓小平说,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①。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所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要把“老九”提到第一,②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进步与人的素质的提高,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邓小平有着敏锐的预见性与强烈的迫切感,他提出培养、鼓励与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见解更具重大意义。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界定了矛盾的对立面,防止了对立面的泛化,并且特别强调了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了科学的根据。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手段

毛泽东十分重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和方法,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基本方法和对全体人民各类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具体在经济政策上就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文化方针上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民主党派政策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等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是深刻的,特别是全面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所表现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思想认识上的,也有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政策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仍然是我们今天所遵循和坚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重视认识上的矛盾,而且也要重视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矛盾。人不仅仅是社会运行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并促使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就工具层面而言,也必须十分重视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经济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物质文化发展还很落后,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遵循按劳分配原则,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选择相应的生产关系。刘少奇在论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谈到:“我研究了一些地方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③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反映,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④。1962年,邓小平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也指出,“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⑤。1979年,他提出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⑥。这里指的是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但与从经济关系上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的思路是一致的。

毛泽东对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关注不够、谈得不深。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在认识上的矛盾”,⑦所以,重点要解决的是人与人在认识上的矛盾。显然,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使得政治领袖们特别重视人作为政治运行的工具层面的意义,从而强调通过思想斗争,以激发人的积极性,并出现了诸如“穷则思变”、“富则变修”种种观念。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把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革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中心。制度、体制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规定着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人们的行为直接起着约束和调节的作用,而这种制约在制度适用范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普遍有效的。只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一个新的利益调节机制,才能调整好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使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人民利益日趋一致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强调通过全面改革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稳定的制度基础,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邓小平特别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中,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反对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邓小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们自发形成的多种生产责任制完善推广,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推动了改革向前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进一步认为,改革开放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①。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邓小平注重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是否赞成某些具有空想成份的社会主义模式为标准,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方式来提高人民的觉悟,并以此来观察阶级斗争的动向,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真正贯彻了群众路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生机勃勃的关键所在。

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份和分配方式并存,这就必然引起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收入差别,甚至存在分配不公的现象,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突出。这样,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化解矛盾,成为新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点。邓小平提出了“以先富带后富”原则,但是根本的目标还在于共同富裕。他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②今天,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重视效率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公平、公正,这是符合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惩治腐败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意义。他说:“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③他把惩治腐败和反对动乱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是一项能否获得人心的重要工作”④。

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制保证

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的主要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他回顾了我党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成功经验,强调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⑤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我们所要遵循和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提到毛泽东思想时多次提到了这一公式,并认为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分歧的主要方法⑥。“团结———批评———团结”,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把握,一个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教育,一个是人民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和监督。关于对人民的教育,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1989年,他针对右的思潮的出现,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不够,他提出在当代社会要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他强调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倾向,要坚决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项工作不抓紧,“会使矛盾激化,出大乱子”⑦。另一方面,他也提倡党和政府倾听群众的意见,“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①。只有经常倾听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接受监督,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败,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从两个角度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但在具体的形式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有所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是和风细雨的,应该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这也是毛泽东所多次强调的。但是,毛泽东后来却主张采取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②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形式,不符合现代民主精神,表现为对秩序和法律的鄙视。而且,凡事都要争个是非曲折,造成矛盾的激化,实际上妨碍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常进行。

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4月的讲话中,都主张采用“小民主”、甚至“小小民主”,而不赞成“大民主”③。改革开放以来鉴于以往的严重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不搞政治运动,反对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要提到的是,只要不涉及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问题,邓小平采用了独到的缓和矛盾的做法。例如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提路线斗争,解开历史上的恩怨纠葛,避免上纲上线,使人们能向前看;在改革的实践中,提倡“不争论”、“允许看”,避免无谓争论,让实践检验是非;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主张严肃积极地批评,但鉴于以往的教训,总是强调不搞政治运动,避免矛盾激化,干扰经济建设中心。

邓小平进而强调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④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不仅能防止领导者由于“左”的或右的观念随意将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而且建立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的表达机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拓宽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也制约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无序状态中的激化,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有序地调整,思想政治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正常进行,从而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了根本的保证。

以民主与法制为目标,进行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重要任务。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⑤。甚至认为,“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⑥经过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民主与法制,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协调人民内部矛盾,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定与发展。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十分艰巨,涉及全局,需审慎从事,但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特别是为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并初步总结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今天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但是,毛泽东在这一理论创造过程中,应该说在政治观上尚没有从革命的思维完全转向执政的思维,这是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所以,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还只是上篇,下篇是由邓小平完成的,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