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在十年内乱后大治了天下,展示了非凡的执政治国才能,形成了特有的执政治国理念和执政治国方式。邓小平执政治国谋略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执政方略中。在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执政治国谋略思想,对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国人在思想意识层面还处于深深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之中,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错误地坚持“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党外人们的思想既僵化又封闭,社会心理表现为既迷信又狂热。封闭的国人在当时有许多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对此,务实的邓小平大声疾呼:中国人再不努力,将被开除“球籍”。

邓小平认为要治乱必须解决和澄清思想认识问题,思想路线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了重要地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这两条对立思想路线的选择,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1978年在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②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们挣脱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敢于面对现实,以实践的标准观察研究种种现实问题,人们的自主精神、独立意识迅速增强,这些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认识基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既是思想解放运动,又是现实政治斗争,她以鲜明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为精髓,唤醒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这场讨论使中国人民及时认清了中国的国情和现实,进而理性地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等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场讨论使人们逐渐地从迷信和狂热走向自觉和理性。

针对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涉及全国上亿人受到株连和牵连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③冤假错案的平反,使至少500万人恢复了正常生活,其中包括300多万名各级干部。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党的威信得以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在这治乱安邦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两面旗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迎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针对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总的来说,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④;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已严重地制约和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的巩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⑤。1986年党的十三大前夕形成了改革设想,即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⑥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进行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机制,维护安定团结。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重点就是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⑦,提出了制度建设好坏的标准是经济上有利于迅速发展生产力;政治上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组织上有利于选拔、培养优秀人才。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比经济改革更为稳健的方式,使得国家的政治形势和局面始终处于安定稳定的状态,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同时在政治上实现了中央领导权的顺利换代交替。1987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实现了中央的领导权平稳转移,成功地实现了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对此国际评论报道:邓小平搞的新旧交替似乎证明共产党政权已经找到了一种办法,既能使领导班子实行有条不紊的新旧交替,又能使庞大的机构恢复青春活力。在尼克松的眼中,像邓小平这样体面而又成功的引退,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中都是非同一般的。

二

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在执政中的基础作用,探寻国家发展道路,强调把握主题、突出特色、求真务实。针对十年“文革”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国内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历史制高点,深刻地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⑧“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⑨,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发展的良好机遇。针对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邓小平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首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强调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根本标准,而不纠缠姓“社”姓“资”的争论。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基本价值观念,在发展道路和模式上强调走自己的路,要有中国的特色。发展方法和手段方面强调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在发展中强调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基础作用,强调中国的发展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而是符合中国实际又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邓小平重视发展战略目标的谋划和实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精心设计了恢宏的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社会心理和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特别要防止“左”和右的危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邓小平重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吸取建国以来忽视现实生产力发展状况,超越生产关系水平的激进、冒进行为及其沉痛教训,总结人们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存在的忽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盲目自大的狂热现象,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实事求是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的战略,根据我国的国力、物力、财力,从保重点、促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空间格局上设计了集中资金和力量,由东向西逐步开发和选择部分条件较好的地区重点开发的战略方案。根据二战后一些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科学判断,邓小平提出抓住时机,能快则快,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经济波浪式发展战略。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总是鼓励大胆闯和大胆试,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改革力度十分大。邓小平深知生产力在社会发展变革中所处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断提醒全党重视发展生产力问题,强调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各项工作首位,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1在经济建设与发展问题上,鉴于中国经济的现状和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他又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经济社会发展谋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所说:“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12采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设计和制定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扩大企业自主权,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创新构想,这不仅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指出了一条崭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形态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针对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弊端,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分配的根本原则,针对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提出先扶强,再扶弱,扶弱但不抑强,让强的越来越强,而弱者也相应地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此外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如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强调教育和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重点抓好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强调在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强调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新局面。

针对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认识上的困惑和分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3,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人们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而带来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求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既要求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又要求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正确地坚持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方针,使得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抓住了有利的发展时机。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敢于突破禁区,表现了敢闯、敢试、敢冒的勇于实践和敢于创新的伟大精神,体现了高超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三

邓小平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共生互动、协调发展。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强调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教育功能,指出文艺“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15,“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16,在文化建设中重视中国化特色和要求,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17。

在现代化战略格局中,科技和教育始终是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时刻都被邓小平关注和优先考虑。在尚未恢复工作之前,邓小平就提醒全党:“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18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0,“中国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21,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八八讲话”,“八八讲话”充分体现了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和总设计师的恢宏战略思想。他针对一系列在当时无人敢触动,却又是治国兴邦所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决定重建国家科委、恢复高考制度、调整和配备科研部门和教育部门领导班子,强调应重视高等学校科研作用、教育可以两条腿走路。此外他对学术刊物、学制、教材、后勤服务等方面工作做了详尽、细致、大胆的布置。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邓小平特别关注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状况,指出“现在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22,“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23的著名论断。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科技大战、经济大战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在邓小平的亲自支持和推动下,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从此,揭开了中国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一页,迎来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进入飞跃发展的黄金时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一定层面上、一定领域内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时刻高度关注科学技术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出我国科技教育经济发展一体化问题。邓小平认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顺应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科学与技术、科技与教育、教育与产业之间的结合。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文化需要通过教育获得生命力,科技需要通过教育传播和进行综合的创造,掌握科技并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教育的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智力因素、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特别重视高等院校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了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大学应当成为两个中心,即“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24,赋予高等院校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态势下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开辟了中国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在教育发展战略上,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5,指明了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

四

国防建设是国家职能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国防建设与军事建设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纵观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敏锐地针对时代主题的转化,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超越了战争与革命问题,在1980年3月12日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问题“第一是‘消肿’,第二是改革体制,第三是训练,第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26。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国情和经济实力,鉴于军队发展、国防建设和现代化的关系,要求军队要忍耐几年,硬着头皮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只有把有限的财力用于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才是更为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观,只有国力强盛,发展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才有更好的基础和条件。为此,他要求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对军队如何服从大局,服务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在1984年提出裁军100万。

裁军100万起到三个效果,国家可以把人力物力集中到四化建设和经济改革中去;军队可以把更多国防经费用于改善武器装备;通过强化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官兵的战斗力。“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27。中国裁军100万,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防御能力,反而使人民解放军变成一支可信赖的威慑力量。

邓小平根据现有的经济基础,大规模地实施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的战略。军工生产过分神秘,等于作茧自缚,他提出要将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纳入整个国家计划。1989年成立了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成的军转民联络小组。国家从“六五”至“八五”期间共投入近200亿元进行军转民项目改造,使国防科技工业从原来的单一军品产品结构,逐步过渡到军民品种多种生产的模式。国防科工委系统在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中体现了高度的攻关精神和技术优势,不仅机械、电子行业,在民用飞机、10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30万千瓦的秦山核电站、民用卫星的开发研制和发射使用、卫星遥感技术等在经济建设中的广泛运用,都获得了极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和平利用军工技术造福人类的举措,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高度赞扬,许多为全球军备竞赛伤脑筋的政治家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认为,中国实施军转民不仅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在和平时期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的成功经验。

五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观察国际的风云变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态势,做出一系列正确科学的外交决策,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外交战略,体现了极其艺术和独特的外交风格。邓小平根据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特点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敏锐地觉察到时代主题已开始转换,在1985年3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28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机的把握与邓小平对此时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是分不开的,同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抓住了发展的机遇。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活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邓小平历来以强硬的形象而著称,邓小平告诫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9。独立自主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外自主地决定一切事情,反对霸权。邓小平在1982年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30。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受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束缚,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独立自主地同任何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指出对抗会失去朋友,结盟会失去独立性,积极寻求立足亚太,走向世界,谋求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发展。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充分发挥我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邓小平在1988年12月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31。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打破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起公正、平等、互利、进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也是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世界经济的需要,更是发展中国家早日走上富强之路的需要。

1989年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冷静地观察思考,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策略方针,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32这些决不当头、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为我们从容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综上所述,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谋求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问题上,邓小平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设计师,他推动着各种权力的分化组合,当分则分、当合则合,毫不含糊,体现了高超的对复杂形势判断分析、驾驭市场经济、处理国家复杂事务、总揽全局的综合执政治国能力,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具有的胆略与气魄。结束十年内乱后的中国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能够继往开来,能抓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其中邓小平个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有句名言:在中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可以想象中国如果没有稳定的大局,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和结局。在改革开放之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运用个人威望与权威实现了中国的稳定大局,使中国的发展把握了正确的航向,抓住了发展的机遇。


注释:
①②③⑦○14○15○16○17○18○20○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3、191、147、336、208、209、211、211、40、86、284页。
④○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167页。
⑤⑥⑧⑨○10○11○12○13○19○21○22○23○25○27○28○29○30○31○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79~180、105、233、3、116、117、373、274、183、180、279、35、126、105、3、12、282、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