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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作者:陈湘舸 阮晓莺    文章来源: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于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十分重视。他深刻认识到,“三农”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安定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例如,他曾强调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①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这是“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②对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邓小平也提得很高:“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③今天,全面深入研究邓小平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于我们在新世纪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让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不是简单地把“三农”问题看作只是实际问题、经济问题,而是首先把它看作是一个理论问题、政治问题,把“三农”问题和思想政治路线等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联系起来。这是由于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弄清楚“三农”问题所蕴含的基本理论问题,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扫除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各种思想障碍,才能在经济领域、实际工作中得以较为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换言之,在他看来,“三农”问题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

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到当时存在的农村落后、农业薄弱、农民贫困的“三农”问题,重要原因是由于犯了农业合作化过早过快,盲目推行人民公社化,否认市场机制,及政府对农业生产干涉过多等体制、政策与领导方法上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有着深层次上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上的根源。这就决定,在理论上正本清源至关重要:

1·恢复和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农村建设,必须从我们国家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广大农民的要求与文化思想水平。但是,在过去一个长时期里,在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结果“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①,从而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对此,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原因时曾指出:“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②在这里,邓小平说得很清楚,由于在思想路线与方法上的问题,不能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结果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个错误,严重影响了农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平看来,要想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重申和恢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不解放思想,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③在1984年10月26日,邓小平与外宾谈到农村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功,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的经验时,则更加明确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④“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⑤

2·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不言而喻,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但是,在过去一个较长时间里,我们却没有解决好这个基本问题,从而给解决“三农”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些理论与实际工作中的错误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由于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一些结论和提法,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未能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及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因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多次强调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⑥他明确提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⑦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出判断真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标准。邓小平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得出的重要结论是:“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⑧换言之,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得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⑨这就是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一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路线与政策;二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努力发展经济。

正是由于邓小平首先花大力气弄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扫除了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思想障碍,把“三农”问题置于科学的理论基础上,从而使“三农”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取得阶段性的重大成绩。当然,目前,“三农”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为我们提供的指导思想去努力工作,一定会或迟或早解决好的。在此还有必要指出,不仅仅是“三农”问题,其他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要首先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解决。可以说,这是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及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科学方法。他在一次题为“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的谈话中指出,包括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内的工作“过去耽误太久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①所以说,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确是邓小平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方法,或者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根据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特色”②,也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对于“三农”问题,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与实际办法。这包括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战略举措、具体的方式、方法及发展目标等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键是发展经济”

我国的“三农”问题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城乡差别以及与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农业、农村、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的比较等三个方面提出来的。例如,邓小平在1982年9月18日一次谈话中就明确地指出了我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③又如,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指出:“现在,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的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④不言而喻,无论从这其中的哪个方面来说,要有效地解决这个最为复杂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精辟而又中肯指出的那样:“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⑤

为了在解决“三农”问题及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时切实把握住发展经济这个关键,邓小平改革初期就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他在1987年9月18日那次谈话中就说过:“我要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来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⑥邓小平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路线是对的”,因为只是短短的几年,使“全国而绝大不相同了”。而这主要是指当时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显著改变。所以说,“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是邓小平解决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的我们国家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战略。

2.“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

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⑦这是因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防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①以改革求发展,从而用改革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也是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个战略性思考和举措。

农村改革的实践雄辩证明,邓小平的以改革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本人当然看得更清楚。1987年6月12日,他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的。”邓小平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由于改革使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拥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起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难理解,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的中国广大农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拥有了生产、交换、分配的自主权,那么,他们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正因此,邓小平给农村改革的成就以高度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快改革的步伐,并断言:“我们搞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也就是要下定决心沿着改革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为了排除深入改革的阻力,邓小平还强调说,改革可能出现风险,有曲折,“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②

3.农业发展“要有两个飞跃”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走自己的路”,而“取得成功的”。所以,他强调说:“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③具体来说,邓小平提出并实行的这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之路,将要经过“两个飞跃”,也就是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但绝大多数人口以农业为生,这就决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在实际工作和决策上坚持不懈地抓住农业这个“根本”,重视农业生产。邓小平提醒人们要抓住农业这个“根本”不放,“不能忘掉”,还因为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即脆弱性。对此,邓小平曾告诫人们:“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④总之,把农业作为“根本”,这是邓小平解决农业问题,也是整个国计民生问题的一个基本思想。

但是,要抓住抓好中国农业这个“根本”,必须“走自己的路”,根据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发展农业。出生于农村,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刻了解的邓小平深知发展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有许多文章要做。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农业文章很多,但我们还没破题。”⑤邓小平对于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及战略决策:一是“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⑥他提出,“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为了实现这个战略部署,邓小平还提出要做好下列工作:如增加化肥生产,改良种子,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及改进管理等;二是“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改革以前,我们曾在农业生产决策上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中国这种地少人多的农业大国来说,正是需要发展广义的农业,才能提高农业的商品率与收益,使农民致富。因此,邓小平提出的“农业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的思路与决策,是完全符合中国农业的实际的。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三是“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⑦邓小平认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决定,农业的根本出路是科学化、现代化,实行科学种田。这是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观念,所以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无疑是提升和发展中国农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他还指出,农业生产必将发生“两个飞跃”。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①在这里,邓小平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把新的历史时期的农业及农村的集体经济置于科学化、社会化的基础上,从而既使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纠正了过去脱离实际的“左”的错误做法。

4.工业化、城镇化是“必由之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农业大国来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实行“非农化”,也就是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使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业经济领域和城镇等非农村新社区。在1987年8月2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两亩地,多数人连温暖都谈不上,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②邓小平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尤其是“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才能解决农业、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从而才能实行农业的机械化与规模经营。这是因为“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③正是因为邓小平看到了乡镇企业对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性作用,所以他一再强调说“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④。

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农村工业化的浪潮,必然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邓小平在关注和重视中国农业工业化的同时,还把目光转向农村城镇化的兴起。1987年6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称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异军突起”,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他还注意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农村城镇化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他在一次向外宾介绍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情况时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的乡镇。”⑤乡镇企业发达的农村,之所以“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这是由于:(1)农民不需要在城市找事做,可以就地完成由农民到工人的转化,成为所谓的“农民工”;(2)乡镇企业发展也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小城镇,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更好地吸引资金与人才。这就是说,农村城镇化,这是乡镇企业本身发展的需要,而且乡镇企业有能力进行城镇化建设。对于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二者之间这种必然的联系,邓小平看得很清楚。他在一次谈及农村改革开放问题时指出,实行改革开放“这个政策是很成功的。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型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⑥在这里,邓小平把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看作是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就是农民脱贫致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希望所在。这是邓小平为中国农民指出的惟一正确的前进道路。

5.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后富的“新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的人致富,这被邓小平称之为“新办法”。1983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谈话中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①为什么这个让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的“新办法”比较好,因为它符合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比较彻底地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分析农村经济及整个中国经济在一个时期里发展缓慢的原因时指出:“这主要由于实行‘左’的政策和做法,‘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②而“左”的政策与做法在农村的主要表现就是指“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邓小平曾经强调,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都干得很好”,但是“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③他在论及农村改革问题还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④

邓小平不仅肯定让一部分人、地区率先富起来这种“新办法”,而且对先富怎样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理论上,邓小平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并且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⑥。这样,就为先富带后富,把实行让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与办法的最终目标确定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实践上,邓小平则首先强调:“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以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⑦这是说,改革和发展推进到了一定阶段,也就是一部分人、地区已经率先富裕起来之后,他们怎样带动后富,后富怎样赶上先富,就将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课题”。可见,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也把共同富裕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进而探讨了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具体方式及其成为“中心课题”的大致日期。1992年初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再次谈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构想。他首先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而“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⑧但是,邓小平对此很慎重:“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⑨这实际上是说,在21世纪,我们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怎样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因为在20世纪末,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第二部战略目标,已达到了“小康水平”。而这就意味着,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是21世纪我们国家工作的重点。

以上就是邓小平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内容。毫无疑义,它们过去是,今后还将继续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与借鉴经验。因此,全面地学习、理解和掌握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并不是说农村问题都解决了”○10。我们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但是,只要我们继承并不断发展、丰富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理论与实践经验,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够逐步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
(2010-06-25 08:52:00 点击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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