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论断,这既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更是党中央根据当前中国社会深刻变化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及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无论是由资源支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是环境质量的现状,均呈现出严峻的形势;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甚至会集中出现,这些问题使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关键的临界点。

一、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象今天这样紧迫

1、自然资源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脆弱,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存在很大的差距,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我国的人均资源,尤其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战略意义的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1/4、l/5、1/10和1/22[1],而且还会随着中国人口基数的扩大而进一步减少,资源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约束。耕地稀缺是首要制约因素,尤其自1998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非农使用及其他等方面的原因,使耕地大幅度减少了6364万亩,年均减少超过1千万亩,部分沿海省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已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0.8亩警戒线[2]。土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大量损失,将给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挑战。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而现实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则更少,仅为11000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且其分布极不均衡,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在我国660个城市中有356个城市缺水,121个城市严重缺水[3]。我国矿产资源总量较多,但人均占有量却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2,居世界第53位。矿产资源种类较多,但国家所需大宗矿产短缺明显,其中铁、铜、石油、天然气、铅、硫、磷、铀等或探明储量不足,或质量较差;金刚石、铬、钾等资源短缺。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用量矿产,如铁矿、铜、石油的供给,愈来愈依赖于国际资源的利用[4]。同时,我国的资源短缺与浪费状况并存。2001年,我国终端能源用户能源消费的支出为1.25万亿元,占GDP总量的比例为13%,而美国仅为7%。

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5]。工业耗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3倍;农业上大水漫灌较为普遍,亩均用水484立方米。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个百分点。50多年来,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加了40多倍。尤其从1990年至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消费量增长92%,十种有色金属消费量增长276%[6]。这样的过度消耗,使得自然资源形势日益严峻。

2、我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等仍然存在,还出现了酸雨污染、气候变异等问题。2003年我国废水排放量达500亿吨,七大水系407个监测断面中一至三类的水仅占38.1%,劣五类的水占29.7%,即近1/3的水用于农业灌溉都不合格[7]。我国近岸海域污染也严重,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污染最严重的东海海区,劣四类海水比例高达53%。全国有1/4的人口在饮用不合卫生标准的水,水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水环境问题[8]。1997年,我国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硫高达2346万吨,粉尘高达1530万吨,平均每公里1.59吨粉尘,是世界各国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2003年国家掌握监测数据的340个城市中,达到空气质量标准二级以上的城市有142个,占41.7%;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91个,占26.8%[9]。空气污染导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出现酸雨,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10]。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单位GDP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水平也大大高于发达国家,1998年,中国工业废弃物的产生量为80068万吨,城市垃圾产生量为14223万吨,而危险废弃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分别为1954万吨和196万吨。现在工业固体废弃物累计堆存59亿吨,占地面积65412万平方米;2/3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的包围之中;危险废物不断造成污染和事故,每年都是上百起[11]。放射性污染威胁也在增加,国内已有6万多枚各类放射源,每年还以15%的速度增加,尚有上万枚废弃源未得到合理收贮,几乎每月都发生放射源被盗事件,威胁公众安全[12]。此外,环境污染导致的微量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天气和沙尘暴等)在我国的出现频率与强度也在不断增加,对我国许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影响。

3、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不仅森林质量不高,草原生态总体恶化,而且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我国属于森林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而且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森林生长量。大小兴安岭林区已经过量开采,南方某些林区的开采也已到了极限。我国森林密集地区包括东北、四川、海南等地,毁林速度惊人。近十几年来,我国森林覆盖率虽然逐年增加,但同期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量却在下降;生态功能较好的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不足30%[13],森林资源总体质量仍呈下降趋势。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过度樵采和长期超载过牧,使全国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目前全国已有退化草原面积l.3亿公顷,并且每年还以2万公里的速度蔓延[14]。由于草原生态建设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而工农业的发展又将占用大量草地,所以草原退化与减少的状况近期还难以根本改变。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并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全国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丧失肥力4000万至5000万吨,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15]。

4、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成堆,食品安全难以放心。目前,乡镇工业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0%,已成为影响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和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城镇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入河道,成为农村内河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大多数村镇没有无害化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被随意抛弃在河塘或低洼池,不仅影响环境卫生,而且造成河道淤积、污染水体。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我国农药年使用量己达25万吨。化肥流失加剧了湖泊和海洋等水体的富营养化,农药污染破坏生态平衡,威胁生物多样性。我国“污灌面积”已从1978年的500万亩增加到1998年的5427万亩,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7.3%。乡镇工业污染己使全国16.7万平方公里的耕地遭到严重破坏,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l/5[16]。随着农药、化肥、农用薄膜和饲料添加剂的大量采用,使农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问题日益突出,极大地影响食品安全,危害人体健康。

5、生物多样性丧失危害深重。其中包括本土物种的生存环境的退化和破坏、外来物种的入侵以及遗传资源的萎缩与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面积和商品化品种的不断扩大等。其带来的危害相当严重,据专家调查,仅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物种及遗传资源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年为1000.17亿元;外来入侵物种每年对我国国民经济有关行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98.59亿元;两项相加,对我国造成的总经济损失为每年1198.76亿元[17]。

二、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

1、中国的社会贫富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拦路虎”[18]。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人们获得了经济的自由和权利,国民经济发展获得了空前持续的效率和速度。但也应当看到,由于体制和再分配手段的不完善,以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加上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个人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人群的分化也很迅速,己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最近中央党校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对107位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的调查中:“收入差距”(占75.7%)被认为是2004年存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占72.9%)成为2005年这些领导干部最关注的体制改革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左右,但这一系数在一些研究机构的报告中却显示出已经超过0.4,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已经超过0.5[1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实等学者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还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最高的。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一份调查结论是,家庭财产的差异己显示出比收入差距更严重的分化趋势。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2月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不均状况已超过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事实上己接近1949年建国以前的水平[20]。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有全部收入的4%左右[21]。这种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给当今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向融合与和谐方向发展,这对我们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是一大考验。

2、中国的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加上社会政策缺失,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随着社会贫富的急剧分化,不同的阶层分化已经出现,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也已经形成。各自利益必然带来权力意识,权利意识必然导致政治诉求。特别是我国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具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差别越来越大,利益矛盾诸如分配不公、就业再就业、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矛盾十分突出。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如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得不够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舆论沟通渠道不畅通,社会领域各种常规性的协调机构不健全,将势必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以社会保障为例[22],人们因失业、疾病、工伤、失去劳动力而丧失生活来源和失去基本的生活条件。

我国历史上在城乡分隔的状态下,根据不同情况建立起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原有的农村保障体系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己基本解体;城镇中原来的保障制度因其固有的种种问题,有些实行了转型,有些还未能很好地实行转型,许多劳动者还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的社会风险几乎对每一个人都存在,尤其是城镇的困难群体和众多的农村人口,由于没有社会风险的分散和分担机制,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与发展机会处在更为脆弱的状态,更容易受到失业、疾病、工伤的打击,而且这些人口要占全部人口的80%以上。可见,在我国缺乏可以免除社会风险保障的绝不是少数人。目前,我国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还不能有效地通过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来解决这些问题。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是个多事之秋。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将进入“黄金时期”;搞得不好,就会导致经济社会排徊,进入“矛盾凸现时期”,甚至发生社会动荡。中国如何顺利地渡过这一临界点将遇到严峻的挑战。

3、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压力和困难。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已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市场在配置资源中也已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目前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就业结构等,尽管也有了明显变化,却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以医疗卫生为例,在世界卫生组织排序中,我国卫生体系的公平性排位较后,卫生资源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还有就业不充分问题、性别比出现失衡的人口问题等。同时,由于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从而导致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这些年来,一些地方血吸虫病死灰复燃,艾滋病、吸毒等现象呈蔓延趋势,还有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等。在以后还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使解决问题的难度可能会有所增大,使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面临着新的压力和困难。此外,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中国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外部冲击。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思路

在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非常紧迫的历史重任,刻不容缓。

1、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以人为本,注重“五个统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千头万绪,以什么为统领呢?从其内部联系看,也应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自觉地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各项具体工作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切实做到“五个统筹”。只有着力在研究“五个统筹”的内在机理上下功夫,并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统一考虑,寻求更大范围的统筹,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和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促进人与自然趋向融合和统一。实践表明,人所处的周围的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必备前提和条件,实际上已经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内化为社会的一部分,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23]。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生态环境资源危机意识,将生态环境资源纳入国家安全建设体系,促进国家资源与生态环境战略从保护向综合建设转型,如建立重效益、重效率的和以节能、节水、节材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体系;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体系;建立节能、节水、节材、高效运行的第三产业生产和服务体系;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的破坏;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循环、再生、适效、节约、公平的生态社会,实现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结构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发达的物质基础。因此,要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物质财富,把发展放在首位。只有加快发展,把经济搞上去,才能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特别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而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更是硬道理,必须将之作为第一要务。当务之急,就是要着重做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继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科技进步,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尤其应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并将之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4、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主要是指注重社会公平,搞好社会管理,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当前,有相当的社会矛盾与体制不完善有关,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切实克服影响社会和谐的体制与机制弊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规范,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体制保障。各级政府要切实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加重视就业、教育、文化、体育、公共卫生、生态环保、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真正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5、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主体,无论是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安定有序,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导向。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立足于统揽全局的战略高度,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要通过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党建设成和谐、廉洁、充满创造活力的执政党;要从代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视角,正确引导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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