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发展观之“观”到底意味着什么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科学分析当今的世界格局、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以后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这一认识是来之不易的，它意味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一项首要任务。这是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提出的问题。而发展观问题的提出，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发展以及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对待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在我们把发展当作第一要务的时候，还必须端正对发展的认识和态度。

通常我们谈论XX观的时候，实质上说的是一个认识和态度的问题。所谓认识，也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比如，我们说世界观的时候，就包含着对世界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规律的认识;我们说发展观的时候，就包含着对发展到底仅仅是经济增长，还是包括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以及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发展的规律如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规律性—牺牲环境不可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等等问题的认识。但是，认识问题，不仅仅有一个获得客观知识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待客观世界和客观知识的态度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这就是说，要尊重客观规律，要虚怀若谷地去了解客观情况，而不能主观武断，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也不能从主观的某种需要出发，更不能无视客观存在的状况弄虚作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然而，这里所说的态度，不仅仅有一个对待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态度问题，还有一个理想、目的的选择，信念的确立以及实现目的的意志和热情的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这样来表述追求理想、目的、信念的特征:“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理想、目的这个东西，不仅是对于未来可能性的一种认知，而且是与人的意志、决心、热情等情绪性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理想、目的不是对未来可能性的一种干巴巴的描述、预言或预测，而是一种包含意志和热情的“理想的意图”，只有这种“意图”，才构成了理想的“力量”。这就是说，理想、目的是人们愿意为之奋斗，愿意为之不惜“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的东西。抱有对理想的信念，不仅是因为理想有可能实现，而且还因为理想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是值得为之付出、为之牺牲的东西。“理想的意图”之所以成为一种力量，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对理想目的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价值目标的选择问题。具体到发展观，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的目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端正发展的目的，解决为了什么和为了什么人去谋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具有丰富的含义，其中的一个重要意思就是，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要真切地而不是虚假地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去谋发展，尤其要为大多数人去谋发展。既不是为了少数人去谋发展，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升迁去谋发展，更不是不顾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去谋经济的发展。至于借发展之名谋求私利等，则更是与科学的发展观背道而驰。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社会已经分层，有相当大的一批社会成员，属于“最少受
惠者”，也就是有的论者喜欢称之为“弱势群体”的人群。i丫E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这些“最少受惠者”，是努力使他们也能分享发展成果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还是把他们置之度外;是把他们当作发展动力、依靠对象还是把他们当作包袱，这里就不仅有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有一个态度问题，或者说立场问题。如，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论调:现在要发展，发展就要依靠资本、依靠精英、依靠强势群体。在这些论者看来，好像在一个讲究发展的时代，那些最少受惠者，那些没有资本只有劳力的人，只能是一种消极的因素，至多只能享受一点同情和帮助，不可能成为发展的动力。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劳动者的权利，等等，难以解决，往往并不是由于不知道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是由于受制于某种既得利益以致不愿意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非不知也，是不为也。关键是没有一种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和热情，没有一种真心实意地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谋取真实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发展的主持者—政府官员—的态度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已经出现的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态度问题，是落实发展观的一个要害，或者说是关键问题。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把握已经从一个具体的目标和方法提升到一种价值观、世界观的高度。如果说，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意味着一项具体任务的话，那么提出科学发展观，一方面就意味着，提出了一个以什么态度来对待发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也就是提出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待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要从“观”的角度去反思和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

二、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意义何在

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假定的前提是生产力已经充分发展，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所以，其重点放在了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的变革上。而且，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非常尊重实践的思想家，他们不可能像空想家那样去对未来社会做出详尽的设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阶187);“马克思的学说……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就没有提上日程，他们仅仅是提出了，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主义作为低级阶段，是需要也有可能使生产力蓬勃发展的。也就是说，在那时，“发展”的问题并没有突出出来。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列宁才把发展的问题提上日程，他所谓的“共产主义二苏维埃+电气化”公式，就是一个开始重视发展的表征。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问题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下，苏联还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维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斗争放到了首要地位;同时，由于险恶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的目标上，把“富国强兵”提到了首要地位。苏联虽然在理论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问题，要求把生产力的发展落实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上来，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实践上并没有充分地兑现。中国在建国初期，走的也是类似道路。

只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之后，“发展”作为一个价值目标才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其内涵也开始得到比较准确的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总结历史教训、分析新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提出的。邓小平在总结三中全会之前的历史时指出:毛泽东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以致在从1958年到1978年这样一段“很长时间处
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I31伽迎)。邓小平还致力于破除种种把贫穷、不发达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如针对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把“富裕”视为不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甚至一种罪恶的观念，他认定“致富不是罪过”f琳’代他还破除了把社会主义主要视为一种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力来谈论生产关系而把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作为最主要价值目标的观念，明确地提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
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3知刀)。就国际环境来说，二战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就是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诞生了，这些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把发展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出现了新飞跃。于是，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并且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重要信条，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世界格局的一大特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关系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点就更为突出。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突出了“发展”对于在全球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的重要意义，同时，为认识发展的目的和发展与整个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可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理论，不仅有一个发展的地位问题，而且有一个发展的目的问题。其重要特点，就是把发展的目的确定为“富民强国”，尤其是将“强国”与“富民”联系在一起，突出地强调把“富民”—使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所体现的就是“使所有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工狮’热并且把这一价值目标视为检验改革成败的一个标志:“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加洲;同时，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又把这一目标建立在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坚决反对平均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两者之间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让一份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手段，目的则是共同富裕，手段是暂时的，目的是根本的。邓小平的这些论述鲜明地揭示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明确发展的根本目的，并把发展置于社会主义的整个价值目标之下。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对于发展理论的误读。首先是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同时又认为“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报刊上就有以此为标题的大块文章。这种说法，也就把“发展是硬道理”解读为“发展主义”或“增长主义”。这种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观点，事实上取消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取消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对待发展问题上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区别。然而，当今的现实是，“和平和发展”确实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在谋求发展，但是，各种不同主义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失。正像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一样，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具体目标并没有消除在发展的目的、理念和道路之间的差别。相反，在当今的西方世界，信奉“观念比枪更致命”的新保守主义成为主流，它正力图将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话，就必须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发展道路，为此就必须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同时，清醒地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审视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否则，不仅社会主义会受到损害，而且，到头来，发展也会受到挫折。

现在中央明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已经成为共识的基础上，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发展。也就是要我们摆脱“为发展而发展”的“发展主义”，从世界观、价值观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发展理念和对待发展的态度，从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发展得更好更快，并使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得到进一步落实以及更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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