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一、毛泽东关于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走自己的路,从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

邓小平曾这样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贡献:“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众所周知,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一直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反对照抄照搬,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同年4月,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又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3〕就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毛泽东强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4〕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强调反对教条主义。正如他指出的:“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因此,“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5〕。同理,不反对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也要遭到挫折。

其次,在对待苏联经验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对苏联经验要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要破除对斯大林理论和苏联模式的迷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要求全党努力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既反对我们照抄苏联的经验,也反对兄弟党照抄我们的经验。认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并强调“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7〕。以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要迷信苏联的经验,先进的就学,落后的就不学,而且学习时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这表明,毛泽东在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这些都对邓小平创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首先,毛泽东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8〕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前进的。这就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即改革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其次,毛泽东在分析社会的利益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的概念,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他明确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9〕毛泽东还明确界定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阐明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区分这两类社会矛盾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为我们党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政治关系,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

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较早地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这两个概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两文中,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11〕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2〕毛泽东认为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一百年左右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12〕毛泽东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思想以及这个阶段需要一百多年的估计是在经过了严重挫折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头脑比较清醒时做出的科学估计。因而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接受。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

四、毛泽东关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先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但我们不能由此以为1978年我们党才认识到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而事实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任务摆在党和人民面前。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说明,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针对我国科学技术落后和许多领导干部不懂科学技术的现状,强调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还反复强调要努力完成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历史任务。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虽然后来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而转移了对经济文化建设的注意力,这些正确的思想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却成为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先导。

五、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经阶段的理论,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对商品生产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观点。首先,毛泽东提出了商品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有重要作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3〕“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14〕“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15〕毛泽东还强调,商品生产还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地准备条件。

其次,毛泽东提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概念。毛泽东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6〕。再次,毛泽东还提出了商品生产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他认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再次,毛泽东还肯定了作为商品生产基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且是不能违反的客观经济规律,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的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论,为邓小平突破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产生了积极作用。

六、毛泽东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发端邓小平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而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成功地指导我们党解决了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其主要内容有: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不断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共产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其次,毛泽东概括了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并把我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指出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长期实践的理论升华,也是毛泽东党建理论最宝贵的财富。

再次,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要把党建设成为有组织的、有战斗力的统一整体。为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原则。1957年和1961年毛泽东又提出了要使全党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干部的作用,提出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这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组织基础。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曾经把党的建设比作“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则是这个伟大工程的发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邓小平党建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宝库。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13.
〔2〕〔3〕〔4〕〔5〕〔6〕〔7〕〔8〕〔9〕〔13〕〔14〕〔15〕〔1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2, 64, 76, 79, 23, 64, 214, 204-205, 435, 436, 440, 439.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329.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05-607.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