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差序格局”与“人民”的内涵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概念。费孝通指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其中“己”处于伦理和认知的中心,其他一切关系———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君臣,都由“己”而派生,社会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圆心、与圆心外一圈圈散开的涟漪,就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不断扩展的秩序”。这一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讲究爱有差等。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越是远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排斥,就会形成疏远的人际关系,就好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差序格局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看待和沟通世界的特有方式,是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理想的具体表达,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1](P29-40)作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和人际关系特质的概念,“差序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中国“,人民”一词在先秦时期诸子典籍中就已经出现。它有两个基本的用途,一是用来和动物对举,如韩非《五蠹》曰“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管子》中也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其中的“人民”是复词偏义,彰显的是人民中的“人”而不是民;二是用来和统治者对举,如《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所指陈的“闾师”职份是“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偏义“民”。又如“古有四民,士农工商”中的“民”,也是此意。

与古汉语中的“人民”相比,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显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中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P1475)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一文中毛泽东又对人民的内涵详细解释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3](P205)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思想那里,“人民”是一个弹性系数比较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所涵盖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与“敌人”对举的概念。作个归纳,可以认为,“人民”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基本构成(也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和具有两重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一定时期还包括了作为革命对象的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在内的一个政治性概念。简而言之,人民指的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它的构成是集合性质的,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是阶级的集合与抽象。

毛泽东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来分析中国国情,
他的“人民”概念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基础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4](P21)。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P3)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于革命的态度,毛泽东将中国社会阶级初步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阶层等。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关于旧中国阶级结构的一个经典描述: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两头”的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占据“中间”的是最广大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这是一个卵形的,或者借用现代的术语来形容,是橄榄形的阶级结构。据此,党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需要制定出自己的统一战线策略。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纵观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人民”所指的范围与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所包含的范围也是基本一致的。

二、“人民”的“差序格局”性质分析

明确了“人民”在不同时期的构成内容,还应明确构成“人民”的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思想那里,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国民族的先锋队”(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6](P620),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其领导权),农民阶级是主力军,工农联盟是基本依靠力量,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和团结的对象,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则是革命对象(特定时期也可以与之结成联盟)。

如果用差序格局理论来分析“人民”的各构成阶级之间的关系,则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性质:在“人民”这个概念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特定时期还有地主大资产阶级)依次围绕着这个圆心构成一个同心圆,圆心、与圆心外一圈圈散开的涟漪,构成了人民这个“不断扩展的秩序”,在这个同心圆的外围,是与“人民”相对应的“敌人”。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阶层或政治派别,比如农民阶级有富农、中农、贫农之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左翼和右翼之别。居于中心的无产阶级与其它阶级的关系是:农民阶级是其坚固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也是其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离圆心越远,意味着被“革命波纹”波及的程度越薄,革命性越弱,被列入“人民”的可能性越小,“人民”的身份也越不稳固,“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个同心圆的伸缩扩展主要是依据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的阶级属性而定的。具体来讲,主要是依照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以阶级身份为基础来判断其革命的态度。而作出判断的主体是位居圆心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人民民主专政时说:“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3](P207-208)这段话可以较好地反映出“人民”的“差序格局”性质。再来联系“人民”同心圆的各构成阶级,具体地来看“人民”的“差序格局”性质:从外围往里看,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分别处于同心圆的外层、次外层,农民阶级处于再次外层,工人阶级位居中心。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之一,具有同盟军的身份,但由于它同时是剥削阶级,具有“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与工人阶级这个位于同心圆中心层的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既可能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可能转变为对抗性的敌我之间的矛盾,因而党对其的政策主要是“利用和限制”,并最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这个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又长期被判定为具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性质,因而这个阶层也成了需要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要“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3](P225)。在“人民”的基本构成工农联盟那里,“差序格局”的性质也是很明显的: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农民阶级因其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和散漫生活方式所决定,具有落后性,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农民阶级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阶级,因而这个阶级政治上需要进行教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经济上需要把个体小生产的小农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最终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利用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合作社形式,完成了对于农民的改造。在农民阶级内部,富农“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农“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7](P643-644)工农联盟主要是指工人阶级和贫农、中农的联盟,在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中,强调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和改造富农,也表现出“差序格局”的性质。至于居于中心的中国无产阶级,则除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里曾经谈到过其一些弱点之外,主要是突出强调它所具有的“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和“许多特出的优点”及由此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最基本动力”和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

总之,从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观点来看,在毛泽东思
想里,“人民”所反映的中国阶级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差序格局”性质。因而,可以将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看作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阶级利益关系为纽带、揭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差序格局”性质的概念,或者说,它是一个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层结构和阶级关系特质的概念。

三、认识“人民“”差序格局”性质的意义

(一)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
根基和中介,比如,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国人的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等,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之处,因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有着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那么,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所反映、概括的传统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处世哲学、社会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得出的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理论、所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和“人民”概念,是不是也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处世哲学对于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的世界观和处世哲学、领导方法以及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不是也产生了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者说至少在方法论上有所渗透?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否可以视为是党形成“人民”理论的内在文化心理机制?这大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的分析表明,至少在形式上,它们是具有相通之处的。

(二)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中“人民”的“差序格局”性质,有助于对毛泽东思想不同时期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有更为宏观的把握,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内在统一性和严密性的认识,也有助于科学地把握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的发生发展。比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2](P1433)这个判断显然是对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7](631)的逻辑延续,是“人民”差序格局性质的自然呈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以后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发生误判,从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差序格局”的角度也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的。当然,这样的分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基础,必须联系实际的历史运动。

(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中“人民”的“差序格局”性质,也有助于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新变化,科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8]确认新兴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阶段划分人民标准的直接继承和新的发展,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以差序格局的观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提法也是在新时期对于“人民”内涵的新界定和新扩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10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1-7-2(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