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概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时代发展、思想传播与革命活动的逻辑呼唤,是教条主义与行动指南的逻辑抉择,是深刻理论与具体实践的逻辑结合的需要。

一　时代发展、思想传播与革命活动的逻辑呼唤

中国近现代各种寻求救国救民的发展道路都以失败而告终,促使毛泽东去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理论,这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时代逻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国家民族危机、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虽然各种先进的社会力量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进步人士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所处的深重灾难的境况。历史的发展逼迫中国人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各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政党,举行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正如毛泽东所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的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1]796毛泽东纵观人类历史的更替过程指出,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所以他得出结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5这样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强调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于是他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也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问题成为时代发展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思想基础。我们知道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思想和文化,要为中国人民所接受,首先离不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革命组织和革命刊物的纷纷成立,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条件。在它们的影响下,毛泽东早在五四运动前,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他在《新民学会》中写道:“社会政策,是补菹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都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23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并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2]131他还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建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柯卡普著。”[4]131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法,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现实基础。毛泽东在长沙发起和组织的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推动了新思潮的研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也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从十月革命探讨革命真理有了不少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到第一次在北京期间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到五四运动和湖南人民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教训,同时在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启发和帮助下,经过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毛泽东终于在1920年夏秋迈着踏实而坚定的步伐,走进了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者的行列。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13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中国客观情况的科学理论。因此“指导我们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5]133。“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4]131因为一个领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正确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对实际问题的深刻了解,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因此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虽然在革命早期毛泽东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益浓厚,以至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惟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指引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走上彻底解放的道路。实践也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综上所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逻辑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科学概念,它反映了毛泽东在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逻辑基础上的高度自觉性,也反映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确立是时代发展、思想传播与革命活动的逻辑呼唤。

二　教条主义和行动指南的逻辑抉择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人类社会的科学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也必须以此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当时党内以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真正地理解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只是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把一些观点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而使中国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使党和革命的队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对此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基本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不是“先哲”,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6]111-112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行动指南。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7]771。认为只靠学习书本,只靠书本知识,就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践中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践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8]820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正确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前提,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担任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8]533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3]82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对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而且“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5]286。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上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的这一正确的道路上来。

三　深刻理论和具体实践的逻辑结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这个具体国情下如何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观点,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新局面,所以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深刻理论和具体实践的逻辑结合。

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中国的实践中去理解。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后,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还替中央起草了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这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此以前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历史阶段的蓬勃景象。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6]284他指出,“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平行,更不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际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7]771

要把学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学习态度与工作态度,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学习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指导、服务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运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并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又指出,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以陈独秀、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不是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而是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背诵它的词句或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得不到起码的知识。”[3]790

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只有动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真正地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毛泽东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因为不顾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总是会失败的,所以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实际的历史和现实,经济结构和政治力量,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革命规律和发展趋势,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与之相适宜的政策、措施、办法,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

‘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801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中国具体实践相联系的。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而应该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3]820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的结果。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总结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逻辑必然。

要在实践中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而且“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被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就不同了。”[9]785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发展,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与发展并举,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以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因此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者赋予我们21世纪新时代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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