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现在成了人们的一个普遍的热门的话题。任何理论，都是对特定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因而，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变，理论也必然会改变，以适应人们新的生活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自觉意识到了理论发展的规律，因而更自觉地要求理论创新，包括自身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理论创新的典范。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本身的必然的逻辑结论。

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要的工作当然要放在总结新时代的实践经验，以新的实践来检验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发展乃至修正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不排斥一个前提性的工作，一个回溯性的、反思性的工作，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先辈们在理论上已经实现的创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辈们已经实现的创新的基础上的再创新，而不是回到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辈们变革了的旧理论上去，而如果不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辈们已经实现的创新，我们就有可能在“创新”的名义下回复到旧理论上去。因此，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哲学上已经实现的创新，不是一件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主题的无意义的工作，它恰恰能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哲学上实现的理论创新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具体说来，这一创新表现在三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揭示了哲学的阶级性，公开申明新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解决了新唯物主义为谁服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虽然实际上都是特定的人们的世界观，是为特定的人们的利益服务的，但在理论上，它们又都否定自己有阶级性，否定自己是为特定的人们的利益服务的，它们把自己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利益的思维，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是为了人的。这一特征也为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各种西方哲学所共有，而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哲学，最鲜明地具有旧哲学的这一特征。

人道主义主要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表现于近现代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观念领域，其基础是人道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哲学理论可以用三个基本命题来概括，这就是：人是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人的最高价值；尊重人、爱人。这三个命题，核心是第一个命题，其它两个命题是由这个命题派生的。人道主义所谈论的人，是无差别的人，是“人本身”。不管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职业、阶级、信仰等等的差别如何，仅仅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也要求每个人这样来看待自己。对人的这种无差别的理解，是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这个前提规定了人道主义的合理界限，同时也规定了人道主义不合理的界限。在需要把人仅仅当作人来看待的地方，人道主义是合理的；而在需要注意现实的人的种种差别，注意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地方，人道主义就是错误的。

生活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曾受到过人道主义思潮的重大影响。从马克思中学时期的作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1］7

马克思1843年在政治上转向共产主义以后，在历史观上仍然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重大影响，他不仅自觉到费尔巴哈的著作“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
础”［2］450，而且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不断地表现出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例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3］15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摆脱了种种旧哲学，创立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时，他们自觉而清醒地意识到了哲学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对否定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52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看作是代表全人类的思想，不过是“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3］53

当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报纸上大肆宣扬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时，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反克利盖通告》，揭露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3］87
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3］210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你们（资产者——引者注）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的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3］268“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270他们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3］278恩格斯在批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共产主义
理论时说：“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4］58

哲学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一认识被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为常识。但是，现在有些人却认为，这一认识已经过时了，需要实现理论创新。据某些人说，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有了财产的人了，无产阶级不存在了，因此，今天不应当再讲哲学的阶级性，不应当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利益的代表，是关于解放人的学说，应当强调“人是出发点”、“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人的最高价值”等这样一些关心人的理论命题。

我们认为，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的利益，这不是一种创新而是向旧哲学的回复。只有旧哲学才否定哲学的阶级性，以“人”的利益的代表出现。哲学意识的这一虚假性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揭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它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新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之一。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会永世长存，它和所有其他的理论体系一样，总是要过时、要灭亡的，而其过时、灭亡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无产阶级（连同一切阶级差别）的消灭，那时候，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再存在了，它没有什么阶级利益可以代表了。如果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了，那么，就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就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谈什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呢？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问题呢？所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不仅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恰恰是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问题！

第二，终结了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指出新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解决了新唯物主义以何种方式、何种功能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问题。一百多年来，人们都在以各种方式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但马克思主义有哲学，这却是共识。当我们以各种方式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实却被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不讲“哲学”的，他们宣布哲学“已经死去”了，他们的新唯物主义“只是世界观，而不再是哲学”，“需要的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这一忽视，导致人们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而今天一些人在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候，他们可能仍然是退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宣布为“已经死去”了的哲学道路上去。

马克思、恩格斯当然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哲学的。他们的思想发展中也经历过一个哲学的阶段。只有了解他们思想发展中的哲学阶段，才能深刻理解他们后来反对哲学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1845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处在哲学阶段。所谓“哲学阶段”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持肯定态度，并从某种哲学原则出发来思考现实问题。有一个为现在的人们所熟知的命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提出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的理念论原则（事物的本质是概念，当事物离开了自己的概念时，事物就要灭亡）出发去批判现实的国家、现实的法、现实的婚姻。例如他说：“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4］184

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他还是肯定哲学的。马克思指出：“正像当时的革命（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引者注）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3］9“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3］15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3］15马克思这时把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当作“一条绝对命令”［3］9，从这一哲学原则出发去批判现实的劳动，解答“历史之谜”，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叫作“哲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是表示这种共产主义起源于哲学理论：“德国人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4］576总之，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哲学”，他们承认自己有“哲学”，而且他们是从哲学原则出发去批判现实，提出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但是从1845年起，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以后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他们对“哲学”这一用语的肯定的使用，他们没有讲过他们有什么哲学，没有讲过“我们的哲学”如何如何，相反，我们却看到了对“哲学”的批判、否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9

很明显，马克思把自己和“哲学家们”区别开来，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哲学家之列，而在以前，他是以哲学家自居的。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他和恩格斯在1845年春“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8］84

其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请注意马克思的用语：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没有说“我们的哲学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这是意味深长的，它表明马克思不再承认自己有“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哲学的思想：“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3］22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运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3］31

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7］130

要获得历史发展的科学知识，需要的不是历史哲学而是实证科学研究：“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7］131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指历史观和自然观——引者注）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5］65

“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基础。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5］75

“现代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5］178-179“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并且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5］65

从“哲学”到“实证科学”，从“站在哲学基地上”到站在现实生活的基地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深刻的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的深刻意义，不是简单地抛弃“哲学”这个术语，而是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不从任何理论原则出发而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改造现实世界。这个思维方式也为一切理论创新指明了根本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不用“哲学”这个术语来指称他们的世界观理论，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能用“哲学”这个术语来指称世界观理论。在“哲学是世界观理论”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世界观理论。他们之所以不用“哲学”这个术语，是因为在原来的意义上，“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而且带有包罗万象和从原则出发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绝不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万能公式，它只是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这样的一种思想方式：不要从任何原则出发，从原则推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提供改造现实世界的方案。令人遗憾的是，“死去的哲学”在今天有复活的趋势。不仅被马克思、恩格斯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出去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在复活，而且又新生出名目繁多的各种哲学来。在“关注现实生活”、“理论联系实际”的名义下，各种站在哲学基地上的“哲学反思”、“哲学审视”、各种各样治世的哲学药方层出不穷。人们总是认为，现实之所以存在问题，只是因为哲学原则出了问题，没有贯彻合理的哲学原则，只要贯彻了合理的哲学原则，现实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这里举一个小例子。一篇以“城市宜居理念研究”为题的硕士论文，基本的思想就是：解决城市宜居问题必须“叩开哲学之门”，从哲学原则的高度来思考；现在城市不宜居，是因为人们没有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没有考虑人的本性的需要，只要我们贯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城市不宜居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诸如此类的论文多得很。这是理论创新吗？人们以为这是理论创新，以为是前进。不，这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宣布为“死去的哲学”的复活。第三，更新了哲学的根本理论出发点，解决了新唯物主义以何种世界观理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在理论上可以指出这一缺点那一缺点，但根本的缺点，是哲学出发点上的缺点。这里的“出发点”，指的是理解世界的根本依据。

一切唯心主义都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现实运动的主体，把现实世界的运动看作是精神的“外化”。唯心主义从根本上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用头立地”的哲学。唯心主义之错，根本在于其出发点的错误。

旧唯物主义从自然存在出发，把自然存在看作是现实运动的主体，这就把被唯心主义颠倒了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再颠倒过来。相对于唯心主义而言，从存在出发来理解问题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作为旧唯物主义理解世界的出发点的存在，是自然存在。自然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旧唯物主义的基本错误。旧唯物主义之错，也在于其出发点的错误。他们不理解，人们的意识的现实基础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自然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原则，仍然是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们设想出来的，不反映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是人们的意识和人们的存在的关系。马克思在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时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54

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3］16马克思把旧唯物主义称之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3］18。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不是批评它们不懂得辩证法，也不是批评他们坚持了物质本体论，而是批评他们对感性对象的理解方式，也就是批评它们出发点的根本错误。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把人类实践作为出发点，从实践出发来理解人的意识的本质及其发展。新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述来说，新唯物主义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唯物主义。［3］43

关于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明确的说明：“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们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3］30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3］31“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31“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3］43等等。“从地上升到天上”、“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从物质实践出发”，等等，这些不同的用语表达的是同一思想：新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从人的现实物质生活即实践出发来理解问题。

这样，新唯物主义就在哲学出发点上与其他一切哲学相区别了。唯心主义从意识出发，新唯物主义从物质存在出发；旧唯物主义从物质的自然存在形态出发，新唯物主义从物质的社会存在形态即实践出发。与唯心主义哲学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唯物主义；与“直观唯物主义”相对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相对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史唯物主义”等等这些不同的用语，指称的是同一世界观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新世界观理论。

对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哲学出发点上的创新，长期以来并没有为人们深刻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人们的理解解释常常不自觉地又回到旧哲学上去。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把物质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把实践仅仅当作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在认识论中，也常常不能深刻地理解实践对于认识的地位、作用，例如，不能把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把社会存在仅仅当作历史观的范畴，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出发点上，仍然还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理解，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从一定的意义上当然可以说，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但是不能忘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从人道主义强调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人的最高价值”、“爱人、尊重人”、“现实的人（异化了的人）不是人”、“共产主义是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等命题来看，他们所说的人就不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不是人的现实生活，而是抽去了现实生活关系的一般的人、抽象的人。这样，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时，实际上是向人道主义哲学回复了。还有一种“超越”的“实践哲学”的理解，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在哲学出发点上的变革，认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出发点，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又认为实践既非人们的精神生活，也非人们的物质生活，而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统一、结合，因而从实践出发来理解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既非唯心主义又非唯物主义，而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哲学”，也有人称之为“生活哲学”。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也有，但并不很流行，它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盛行起来的一种时髦的思潮，似乎很新，但从实质上说，仍然是向旧哲学的一种回复。

新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贡献给无产阶级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打破了哲学无阶级性的虚假面具，公开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新哲学不再为人们提供现实世界的图景和现实世界应当怎样的答案，而只是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新世界观的核心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作为方法论，它要求从人们自身的实际生活出发，通过实证的科学研究和具体的实践，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只有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才能不断走向新的真理，如果向旧哲学道路回复，我们就只能远离真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大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时需要“往回看”，搞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实现的创新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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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