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突现了许多以“后”为标称的“后学”视域。这些另类主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既无法涵盖又无法解释,它不仅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旨趣迥异、立场相悖,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研究理路大相径庭、风格别具。这些另类主张的强行“介入”,的的确确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我们诊断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病症和错误用法。虽然统一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范式或学派并没有严格确立,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中却别开生面,并使之获得了一次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虽然“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这在中国当代学届并无一致看法,然而在“风风火火的思想交锋中,后现代境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2像大卫·格里芬描述的那样,虽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一种“广泛的情绪”———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旧框架的情绪[2],然而它却呼唤出了一些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知识态度、精神指向和写作风格等。这一切都表明后现代主义已经触及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指向和时尚话语。当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当代的主流思想,更无法撼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它的精神却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当代中国新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那么,它对主流意识以什么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严重影响,它的解构策略和颠覆指向能为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开辟一个什么样的新方向?作为一种文化潮流或精神清扫运动,它对马克思主义是延续或是断裂、是重写还是重振、是开拓创新还是变相消解?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必须首先从本质上弄清它的真实意义及其发展的未来走势。

二、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拥抱”

马克思主义对形上理性的批判立场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指向,很自然地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浮现了出来,使之在马克思主义身上找到了许多共同的话语,几乎都以不同的口吻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知心人”或“同道者”。正是由于共同的批判对象为二者确立了统一的立场,并使后现代者对马克思主义“热情拥抱”,似乎一下子都成为马克思主义派了。海德格尔最早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认为马克思才真正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并使之进入终结阶段;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能“深入到历史本质性”维度中,它的历史观就“比其余历史学优越”[3]。在福柯看来,马克思作为现代西方三大思想家之一,在批判思想史上发挥了一种根本性的“解中心”作用,开辟了当代思想史未来发展之新理路。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建立在18世纪模式的旧理论基础上,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以致于在当代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相联系的资源,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而詹姆逊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它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从而早已不再是专门化的知识和思想分工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已经过时的思想”,相反,为我们提供了恰当的时代立场、最深刻的研究方法和“整个社会的视界”,并能从内在打通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理论领域而树立一种“整体性思维”,从而使之成为“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4]。德里达对此表述得就更明确,他认为存在一种“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任何形而上学”、“任何救世福音”;并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5]等等。誉美之词,可谓溢于言表。

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际遇

在当代语境中,“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从外表上看,似乎成为了一种“永远的光荣”。有人认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具有跨时代的“症候”,虽产生于20世纪后期却并不专属于那个时代,具有永久的思想魅力和永恒的历史性价值。因为它虽属于工业时代,却对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示;虽属现代性范畴,却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后现代性的重要消息。因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一座从现代通向后现代的“思想桥梁”,是对当代中国后现代端倪在最初的预示性时刻所作的一种理性的回应。这种“回应”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期而遇的结果,它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固有病症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也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自身发展的一种理性觉察和自我纠偏。在这一反省过程中,“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到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共通点和趋同性。随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将原来我们所忽视的、所缺乏的或者重视不够的一系列问题突现出来并加以专门研究,在主导意识形态这个超稳定结构的豁显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透出一缕新鲜空气;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有意无意地瞥见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弊端,并为跳出这一藩篱作了—次大胆的尝试,成败姑且不论,但毕竟是一种方向性的探索。不少同仁对这种探索信心十足且估价甚高,认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观念上都大大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已成为我们主流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无论如何我们都生活在它们的影子中,作为共同的精神储蓄物,我们几乎在每一个理论细节都要对之作出回应,以致于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要求或者当代性处境[6],我们只有通过它才能继承马克思在当代来到我们面前的各种遗产。因而认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任何缺陷,相反,认为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性需求,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切身性的表述;不仅不是什么危途,反而已成为我们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思维坐标和研究对象;不仅不能将之拒之门外,反而昭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向,能为我们解决各种现实难题提供良方。鉴于此,建构中国版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型,仿佛已呼之欲出。

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使命

其实,在笔者看来,正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秘密地执行着一种特殊的消解使命一样,那么“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也对马克思主义施行了一种特殊的“除幻运动”,这同样是一种精神的自杀或自虐行为。因为,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末世学论调”,一种“意识形态伎俩”,一种“乌托邦话语”,作为一种“精神创伤”,仍然是有待祛除的东西或者压根只能以“幽灵”般徘徊。比如,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很不彻底,而且它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罗蒂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内在张力和矛盾;福柯则在实践意义上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正像佛洛伊德主义参与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压制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参与了社会主义对人的压制;而利奥塔则在语言学上攻击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它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并不比其它理论更多[1]60-61,如此等等。可见,“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承认是一种有距离的承认,是一种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或者在非常特殊的方面给予的部分肯认。它之所以要作出这些“抽象肯定”,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和不可撼动性迫使它的论敌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同道者,否则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自身构成”“一次介入”[7]。不仅如此,“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拥抱还执行着一种特殊而巧妙的消解使命。对此,德里达自己表述的也很清楚。在他看来,今天重谈马克思主义精神正是为了替它呼吁“多样性”和“异质性”[5]8。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德里达“靠近”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想执行他的“后结构主义打算”[8]。高桥哲哉也认为,德里达之所以再三向世人惊呼马克思主义具有“抹消不可能”的要素,而且仍然会以“幽灵”的方式存活着,其根本目的在于向世人证明:当全世界奏起了“马克思葬送”进行曲,并奔走相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的时候,决不能放松对马克思主义的警惕,决不能丝毫让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和“共产党权利”的政治谋划,相反,要积极采取“前所未有的战略”,即将“幽灵”作为“导火线”,结合当今的状况重新复活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精神[9]。可见,“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抱“乃是其解构策略的一个运用”,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护,相反,而是为了在后现代语境中为之打入一个“离心化的锲子”[1]65,这才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使命。

五、“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势

当下,要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来来走势作出准确的预见,恐怕还为时尚早,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是单义的而是复义的,它不是一种“透明的光”,而是具有多种复杂性,这集中表现在,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后”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认为,“后”即“非”,“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即“非马克思主义”。具体又有两种主张,一种采取否定的方式,认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意在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旧框框中挣脱出来,并通过与之发生严重的断裂而完成自身的革命,在后现代语境中复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另一种则采取肯定的方式,认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充当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自我纠偏的调节剂,作为一面镜子,要尽可能的照出马克思主义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征途中自身所包容的多种病症和缺陷,并促使它拉大理性张力,以接纳更多的后现代信息借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又如,有人主张,“后”即“超”,“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即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具体也有两种表现,一种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超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在逻辑上的前后递进关系,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超过即外在超越,刻意追求什么“没有马克思在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另一方面是由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目前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一种四处播撒的不满情绪,一种通过奇特方式来到我们面前的文化思潮。从实质上看,它并没有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的方向性转换,没有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超越,更遑论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了。因此,“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摆脱马克思主义现实困境的新出路,相反,学界诸多同仁早已从各个层面证明它恰恰是“一条走不通的路”[10]。鉴此可知,西方一些原本与马克思主义无缘的思想家向马克思的“转身”:走近、选择、拥抱、致敬等,实际上是“站在各自特定的立场、用特定的方法”力图建构“被其各自的理论体系重新写过”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版本的马克思主义”[11],是为了显示其反马克思主义理论阴谋的“政治品德”,是完成通过打入马克思主义而变相地、巧妙地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特殊使命。对它的这种早已埋伏好的理论陷阱应有足够的理性警觉,决不能被一时的“激情”冲昏头脑,以至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立场和前进方向。

六、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回归

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思想体系,它的批判指向的确有着丰富的后现代意蕴;而后现代主义基于对现代性的焦虑而积极主动地向马克思主义的“靠拢”,亦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视界交融并不单单发生在西方,在东方的当代中国出于对它的多棱角回应,滋长并弥漫一种广泛的后现代主义情绪,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若迫于对现代性的焦虑而无视中国的实际,硬将马克思主义拉上后现代主义的解读平台,甚至急于建构什么“中国版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这样做不仅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重释和重振,更不能实现对它的开拓和创新,相反,只能造成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的迷失和“魂不附体”。那么,在这样一个由于多元思想和文明形态强烈撞击而导致文化断层或脱节的时代,在全球化浪潮中,因多种“主义”和“学说”相互挤兑和自愿边缘化而导致“不再思想”或者思想低迷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回应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而确立我们自己的理性立场并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回归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西方一些较冷静的思想家早就看破了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接近的真实意义。比如,瑞安在其《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一书中就曾直言不讳的指认: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比附是很“牵强的”、“隔靴搔痒”式的,它既想借用马克思主义这块招牌来旁证自己的解构立场,同时,在游戏式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又想卸去通过它并借助于它而来到当代的“形而上学的累赘”,这种解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还是令人怀疑的”[12]。而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种视域中,尽管在理论支点、研究旨趣和具体谋略上不尽统一,经过近年来的文本诠释、实践构建和理性比照,大都完成了它们确立和巩固自己“中国化”时代的立场、学术定位和向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回归;大都主张要重视和研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新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学说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但又认为决不能“迷头认影”、丢掉自我。相反,强调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竭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真正活在汉学语境中,使之取得当代民族形式、具有中国化的理性特色,并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引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总之,“中国化”的时代立场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公共平台和完成向马克思主义本性复归的共同出口,而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指向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理论期许,甚至是“后学家”们预设的一种理性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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