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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
作者:龚育之    文章来源:  
一个多月以前,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讨论会上有过一个即席发言,现在稍加整理和补充,写成这个发言提纲。



这个课题的性质如何把握,还在摸索和试验之中。史和论,究竟如何结合,还不是十分清楚。完全按照史的线索叙述下来,就太接近于一部党史。当然,也不能离开党史,变成一部单纯的议论著作。

我看,这部著作还是要着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重在“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所谓独特的东西,一方面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方面又是指它同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有相异之处。需要研究:这些独特的东西是怎么得来的?是怎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证实的?还要分析:“化”的过程中哪些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中国情况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招致损失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克服这些失误,走上和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道路的?要把回答这些问题摆在突出地位,既不是完全摆脱历史的叙述,又不是完全依附在历史的叙述里面。提纲是一个深化认识、统一思想的过程。提纲———试写———讨论;再(改或拟)提纲———再试写———再讨论,一定会反复多次,不可能一蹴而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今天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已经成熟了?这要从两方面来回答。一个方面的回答,是成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里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中国革命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而取得伟大的胜利。中国建设也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得到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成熟之不易,成熟了又会陷入新的不成熟。中国革命曾经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缺乏自觉而两次面临失败的危机,中国建设也曾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失误而两次发生重大的挫折。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至于现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又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方面继续做出新的创造性探索。所以仍然有不成熟的方面,还需要一个不断探索的长过程。



不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民主革命时期的历次“左”倾、右倾,从总体上说,也属于这个探索的过程。陈独秀,就其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这段时间来说,有重大贡献,又有严重错误,无论是其贡献还是其失误,难道不是都属于探索的过程吗?更不必说以后的三次“左”倾错误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对这三次错误,我看就是这样分析的。虽然决议对他们的错误指责得很严厉,但对他们反帝反蒋的革命立场都是肯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这个成果经过全国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伟大胜利的检验,大家都说,中国共产党是成熟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成熟了。

建国以后,很快转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在新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又呈现出某种盲目性。在继续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党又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在民主革命中成熟了,在社会主义的新任务面前又显出不成熟的方面。第二个历史决议,既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经过实践证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的指导意义。怎么看待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失误?第二个历史决议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走入歧途的错误。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内的多次争论,也作出了结论。为彭黄张周、彭陆罗杨、刘邓陶以及许许多多的“走资派”平了反。毛泽东反对这些人是反对错了,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的错误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被毛泽东反对错了的这些人,他们不也是在探索吗?只不过他们的探索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错误的罢了。

建国以来的探索,既是毛泽东的探索(包括成功的探索和失误的探索),又是全党的探索,包括一直处在领导岗位的同志们的探索,也包括被错误地批判了的同志们的正确探索在内。胡绳的《毛泽东一生的两大贡献》,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这一点的论述尤其深入。



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有一个面对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挫折乃至失败,要寻找新出路,才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的过程。针对着失败,针对着挫折,针对着过去认为是正确而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东西。新出来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这才是创新,巨大的重要的创新。毛泽东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比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城市中心还是农村包围城市?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过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经验,毛泽东创造了一条在偏远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还有,谁能担当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角色?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太小。从认为不以工人为主力军就不能算是共产党的传统观点看来,这又像是“异端”。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邓小平也说过“异端”问题。针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邓小平这个讲话,有过两个版本。一个是原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中的简本,一个是后来收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全本。全本中收入了简本中没有的许多段落和字句。“会被看作‘异端’”这一句,就是简本中没有而全本中按照原记录并经邓小平同意增加进来的。这不是什么秘密,只要对照一下公开出版过的小册子和文选,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是讲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没有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以为,三个东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三大创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三大理论创新之前,还有三大拨乱反正(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三大拨乱反正,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观点看来,都是“异端”;三大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来,也都是“异端”。要把这些被视为“异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的东西,突出地充分地刻画出来。这才显示出光彩!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面的,不只在这几个突出点上。有些“化”的成果,达不到被疑为“异端”的程度。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是全面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论述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



能不能认为凡是“异端”都属创造性发展?当然不能。对“异端”要作分析。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检验的标准是什么?一个是从实践中来的,一个是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被证明为正确的。从头脑发热凭空而来的,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不属于创造性发展。

“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当时都被宣传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甚至被宣传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经过第二个历史决议,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历史的错误,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这些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的东西,是怎样来的,怎样发展的,怎样造成损失的,怎样被证明是错误的,当然也都要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中,只不过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歧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中的负面。但是没有这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的方面),也不能充分地完整地表达和叙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面的丰富的辩证的过程吧。就讲这么五点。即席发言,未能深思,虽经整理,仍难周全。不当之处,请多批评。
(2010-06-02 09:26:00 点击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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