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指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于英美国家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学者众多,但他们没有统一的研究纲领,也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然而用“分析”一词来刻画这样的研究是合适的,因为这种研究引进一种分析精神,运用现代数学和现代逻辑等现代科学工具,去“分析”并“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企图建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微观基础”,有时也称之为“科学化范式”。与分析范式相对应的是“思辨范式”〔1〕,这类研究在思维方式上以思辨型为主,注重的是理论内部的概念推演,思辨哲学意味浓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的一次大转换:从思辨模式转向分析模式。这次转换与其他转换相比更彻底,因而可以说,这种转换是库恩(T. S.Kuhn)意义上的“范式转换”。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比于思辨范式,对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分析范式进行审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分析范式?它区别于思辨范式的地方何在?这一范式又在何种意义上仍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新范式?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的特征

在学术背景上, 20世纪哲学出现一次重大转折,其标志是英美国家的分析哲学的崛起。这一变化不仅对哲学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对整个西方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分析哲学是对思辨哲学的反叛,它要求任何概念或理论必须明确清晰,必须符合逻辑与语法。分析马克思主义便是分析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自然产物”。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范式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范式下的研究者大都是来自各个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精通“实证科学方法”的专家。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埃尔斯特是著名的政治学家,罗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有社会学家怀特,政治学家普泽沃斯基,历史学家布伦纳等等。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经受了专业的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分析方法的教育和训练,并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如,罗默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被称为“罗默模型”影响甚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科亨,虽不像以上成员一样有具体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但却具有与那些社会科学家一样的思维品格,即对理论的严谨性的科学追求。

分析范式下的研究者不满“思辨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思辨范式强调对思辨思维方法的坚持,这种被黑格尔发展到极致的思辨方法是欧陆哲学思维的某种体现,具有这种思维风格的人更倾向于一种思辨性的语言、宏大叙事风格等等。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辨范式,在分析风格支配下的这些学者看来,都不免有含糊之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一种理论只有经过分析方法的检验,才称得上科学理论,相较于宏大叙事的形而上哲学研究风格,分析下的清晰和严谨性更具科学性特性。分析范式下的学者拥有一套共同的方法论理念,这个理念即是“分析的”方法论。这里的“分析的”一词,指谓一种分析的精神、风格以及广义的分析方法。具体而言,分析范式有如下方法论的特征:〔2〕

其一,对科学规范的信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追求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地位,应该接受普遍的科学标准的约束,不应该具有评估标准的特设性,如所谓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可证实或否证说,以及不可修正的观念等非科学的界说。

其二,追求概念的明晰和论证的严谨,这是分析范式内容上的体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最精巧的工具”,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命题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剥削、矛盾等进行透彻的分析以加强概念的明晰性和概念与概念之间逻辑上的连贯性,或者,用“科学的语言”对这些概念加以重新表述。此外,他们还精心定制清晰的模型,以此来还原马克思的宏观理论背后的微观机制,将黑箱公开。

其三,强调个人的有目的的行动的重要性,旨在从这一侧面强化这一范式的“科学化”特征,摆脱“哲学化”的空洞性,增强它的可信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满意于集体行动的无意识、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等历史宿命论的观点。科亨曾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是分析的就在于他们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坚持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具有它们自身行动规律的整体,认为这种行为不是构成整体的个人的行为的功能。”〔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个人与社会、结构与行动间搭建桥梁,试图把对有意识的选择的关注结合进社会理论中去。

分析范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着重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但缺乏微观基础、缺乏科学性。因此,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成为科学的“站得住脚的”理论,就必须对其微观基础进行阐述说明,对基本概念进行明晰的解释。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科学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首具其功的是对理性选择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这些英美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这种崇尚微观机制的研究以及崇尚个体理性选择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性的观点,对马克思的整体主义方法提出了异议,它认为仅对社会现象做具体的描述和说明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还原为个人行为的解释,个人才是基本的分析单位。

二、区别于思辨范式的突出成果:分析范式的典型示例

范式理论的提出者库恩认为,“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就像心理学中的视觉格式塔转换一样,“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4〕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模式从思辨范式到分析范式的转变,带来了研究结果上的巨大差异。

1.关于剥削的理论。罗默(Jone Roemer)的一般剥削理论对传统的剥削理论做出了重大修正。〔5〕罗默坚持了马克思的剥削观念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剥削产生的制度上的根源的观点,但是他把马克思作为背景看待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在罗默的话语中则是“财产关系”)理解为剥削的前提。罗默的做法拓展了对剥削产生的基础的认识,因为财产关系比生产资料私有制具有更广的含义,使剥削概念更加宽泛。同时,罗默引入了博弈理论,给予剥削理论以更抽象化的、一般化的说明:如果一个群体S带着人均社会资产“退出”该经济体后能使其他成员过得更好,那么S在该经济体中就是受剥削的;这样,与该群体相对应的其他群体S’如果“退出”的话,状况就将比原先恶化,那么群体S’在该经济体中就是剥削者;如果一种经济中任何群体都无法找到条件上可行的其他选择以改善其成员的状况,那么在这种经济中就没有群体受剥削。〔6〕

运用这样的概念,罗默将马克思所关注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剥削现象扩展为一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普适性的一般剥削理论,使得剥削理论具有更宽泛的解释权。而且罗默还对剥削现象存在的原因做了分析,提出了社会必要剥削的观点。

2.关于阶级的理论。怀特(Erik OlinWright)坚持传统阶级理论的一个核心即财产的不平等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观点。但对什么是财产,怀特做了扩展性的说明。

在文章《阶级结构分析的一般框架》和著作《阶级》中,怀特通过清晰的阐述和严整表格,指出财产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财产,它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他指出:在封建社会,不平等分配的主要财产是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分配的主要财产是生产资料;在苏东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平等分配的主要财产是对生产活动的组织;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平等分配的主要财产是技能。〔7〕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进行具体分析时,怀特一方面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虽然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但同时也存在组织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和技能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另一方面,怀特按不同的受限制程度构造了一系列阶级类型学的雇佣标准,这样,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定量分析的概念,使其阶级分析具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

3.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罗默构想出未来社会的图景即市场社会主义。罗默向世人宣示:“社会主义没有灭亡,它所需要的只是加以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者的“最大愿望———平等主义这个目标的社会形式就是“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罗默认为:“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我指的是大多数物品包括劳动通过价格系统来分配,企业(不管是否由工人管理)利润在居民中非常公平地进行分配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安排。”〔8〕

罗默对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作了一系列新的论证。但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更公正、更平等、消除异化的更优的社会形态,是任何一个现实世界的人,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和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欢迎和不可能拒绝的。这种观点消除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不可克服的矛盾性等道德因素的指责。

总之,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新世界里,马克思的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理论,因而必然要接受社会科学乃至更一般的科学标准的检验,包括它的方法论是否科学,它的理论是否具有精确的界定和经受了严格的论证,以及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具有可错性而有待改进,如此等等。而且,从理论本身可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用经济学、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原则对剥削、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重构,完全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思辨范式的研究风格。

三、分析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采纳了经验科学惯例的全部成份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评估,对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概念和传统命题提出质疑,甚而颠覆或者重建。但是,和其他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他们仍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试图在社会主义者信仰的框架内,运用社会科学最先进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及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行性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在为构建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在坚持马克思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共同信念上,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罗默在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说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表现得盛衰无常,而说资本主义必然衰败的断言则令人将信将疑(参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前言)〔9〕。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回应这种挑战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科学,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它必然具有一定的粗糙性,但是其总体上的合理性也是不能否定的。正如“人们不会因为一件好工具在某些场合失灵,而把它扔掉,尤其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10〕罗默说,今日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的任务是建构一种当代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必须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和不公正做出解释,并设计出一套能消除这些缺陷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以罗默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正是朝此方向而努力的。

怀特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辩护:第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牢固地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传统之中,它们的研究课题包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阶级结构同阶级的关系、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分裂的条件等等。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第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大部分的工作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传统继续加以研究。他们拿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或者论点,为这一论点成为可证实的论点建立起必要的条件,随后根据这些条件重建这一论点。第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广泛地分享着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有的核心的规范取向。他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等价值的激励,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某些思想持赞同态度,认为它们乃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制度手段。〔11〕

四、分析范式的困境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次范式转换———从思辨范式向分析范式的转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从新的视角开辟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新天地,学术的严谨和开放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里都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并非一路坦途,自其创始之初就一直面对着各方面的批评。首先同时也是最大的批评是对其学派宗旨、方法的质疑:分析的马克思的范式是根据它的方法论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而定义的,它们还假设集体和超个人不作理性选择以及个人才是社会的原因和结果的单位。但该范式的方法论基础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值得质疑的,这些假设也是“有争议的或者说它明显是错误的”。〔12〕理性个人在他们的行动的过程中是否是理性的或者是按照最优化的原则而行事,也值得考虑。另外,正如施密特(R. Schmitt)所言,拥护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核心观点正是波普所谓的“对理性的辩护”,但是对理性的辩护这一重要的哲学事业“为什么要把它托付给方法论个人主义呢?”〔13〕再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崇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同时贬低或忽视整体主义的方法。但是,整体主义、结构主义的方法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模糊性的根源吗?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还原马克思的思想之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合适手段吗?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过分强调“个体”而缺乏“社会”的解释地位,实际上,个体特性和社会关系在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果中共同起作用;强调了“分析”的作用,没有将“分析”和“思辨”有机结合起来,其实,辩证的思维方法不但不会损坏理论的清晰性和严谨性,反而会使理论的清晰性和严谨性得到保证和加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明证。

此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研究成果同样面临批评:罗默提出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将马克思思想中一个如此沉重的剥削概念轻而易举地消解掉;怀特的中间阶级理论也似乎取消了在马克思眼中具有重大差别的阶级划分和一般社会分层理论的差别;埃尔斯特、罗默的关于集体行动如何可能的追问,使得阶级斗争在个体理性选择和群体加总之后变得不可能,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的自然体现的思想相去甚远。

这些质疑和追问,最终都可归结为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范式本身是否合适的追问:传统的思辨范式与新的分析范式对马克思的研究而言,谁更合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真能如其所期望的通过“分析”建构起一套“可行的现代社会主义蓝图”?此说能否被证实?即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是规范性科学还是描述性科学?马克思的研究从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性研究开始,初步过渡到规范性研究,使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既具有了可行性又具有了必要性。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却走上了单一的规范性科学的研究道路。甚至,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纳入正统科学、社会科学的范畴内甚而用科学的标准和科学进步的图示去衡量,这些都是从范式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理论时亟待研究的问题。

基于以上阐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辨范式与分析范式同样是对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却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论证风格和思路,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性关系。思辨范式对社会历史现象作宏观的、结构性的把握,强调对社会细胞作整体性认识;分析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强调对宏观理论背后的论证机制的挖掘,强调对整体性现象背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要将社会细胞还原到分子水平,如从工人的个体特征属性中加和出工人阶级的行为。这两种思路对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成果上尚有许多可质疑之处,但它所推崇的分析精神和分析方法以及理性选择原则预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另外的可能性。


注:
〔1〕“分析范式”、“思辨范式”这两种提法,可参见柯亨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词的释义,他说:“所谓‘分析的’,就意味着它是同一种传统上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就广义的‘分析的’而言,是同所谓的‘辩证的’思维相对立的。”见G.A.柯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6年第1期,第53页。
〔2〕怀特:《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何增科编译,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997年第一期,第72页
〔3〕G.A.柯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6年第1期,第54页
〔4〕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01页。
〔5〕见:罗默在《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中对“剥削”的最初定义,以及在后期论文《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理论新探》中对“剥削”定义的修改。
〔6〕约翰·罗默:《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理论新探》,见
罗默主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103页。
〔7〕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
1996年版,第137页。
〔8〕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当代国外社
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
页。
〔9〕〔10〕约翰·罗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大
学出版社, 1986年版,前言,第1页。
〔11〕Erik OlinWright,《What isAnalyticalMarxism ?》,in RationalChoiceMarxism, edited byTerrellCarver and Paul Thomas,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25.
〔12〕Marcus Roberts,AnalyticalMarxism———A Critique ,Verso London,England. 1996, p3.
〔13〕理查德.施密特:《方法论个人主义、心理学个人
主义和对理性的辩护》,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新论》,韦尔、尼尔森编,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82~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