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文本学的概念和原则,利用诠释学的原理和方法,同时借鉴现象学、历史学的观念和规范,以文本及其
诠释为中心,重新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这是上个世纪
末国内稍晚于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气象。把
这一研究范式移植、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研究中来,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
个历史阶段的重大成果作文本学研究,不同于以理论的
内容及其思想性为对象的传统型实质研究,而是一种以
承载、叙述和传播该思想理论的形式与途径———文本为对象的创新型形式研究。它是对传统的实质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全景式、立体化研究必不可少的另一种角度、另一种侧位、另一个领域。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究的基础

　　确认研究的对象、内容,分辨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明
晰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等,这是开展本论题的前提,也是实
现其所谓的创新型形式研究的立足点和依据所在。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究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概而言之,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载体———文本,即论著和作品。具体要研究文本的形成条件与过程、表述方式与成文风格、版本类型、创制主体、原始著作与演绎作品的动态关系、文本传播途径与模式等,还要研究该文本所含思想理论释放效力、发挥影响的外部机制与程序,教科书形式文本的制作与传播等,也还要在更大的视野里做外向的对比性研究如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文本作比较。

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递进的两个方面———文本特征和文本的叙述模式,它们互为表里、结成形式与内容的逻辑关系。其中,前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自我”研究、直观研究和上线研究,后者是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外我”研究、延伸研究和下线研究。第一,关于文本特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分别由“本我”———内在的思想内容、“自我”———作为外部肖像的文本和“外我”———文本被叙述(阅读与诠释)的过程及结果三个部分组成,它们都是完整形态的“全我”、“真我”的基本元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以文本的形式构成该成果的基本载体,统一着“本我”与“自我”。这些原著文本在被创制出来的时候,即在出版学意义上折射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面貌,在一个特定的领域、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成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原著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各个程序及相适应的步骤、规范、机制、特点、功能实现等作为第二层次的元素,构成了“自我”———文本的最基本图景。

第二,关于叙述模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理论成果文本创制与阅读诠释相统一、理论建构与传播、实践相统一的过程。该成果一旦面世,一般来说,理论工作者就要紧接着进行诠释,以导引公众的阅读。那么,诠释所走过的路程、经验教训、模式、类型等,这些因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外我”范畴,是在对“自我”的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和延展,是再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全我”、“真我”的逼近。因此,
具体而言:(1)关于成果的诠释,需要研究诠释者的主体
资格,诠释立场、途径、方式、品质、影响,叙述模式类
别、特点、根源、意义,以及著名诠释人物等。这里的诠
释,是指理论工作者在坚持文本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实质
的前提下所作的学理性解释、有效解释,而非研究者个人
的任意解释。进一步细化,可以把理论工作者的诠释行
为区分为法统诠释与学术诠释、程式化诠释与创造性诠
释、即时诠释与滞后诠释、国内诠释与国外诠释、有诠
释与无效诠释等。因为每一种诠释都是对该成果的解读
和应用,都会影响到该成果自身的社会价值。例如,我们
不能把中央政策研究室对中央某一个重大政策的解释与
某位学者的解释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海外中国问题专家
的解说观点与我们的理论机关的阐释一视同仁。(2)关
于成果的阅读,需要研究阅读者的阅读立场与意图、方式
与方法、环境与背景、结论与质量、互动与评价等。必须从类型的角度,对阅读活动作出工具型阅读与研究型阅
读、习惯性阅读与创造性阅读、原始文本阅读与衍生性文本阅读等多种多样的区分与归纳,毕竟每一种阅读都是
一次学习和发现。阅读者的知识素养、立场、目的、时代背景、与文本的历史距离等千差万别,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着对文本的阅读质量和理解效果,当然也会影响到
阅读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知和信念。

总之,在上述非常鲜明的对象性研究中,无论是文本特征研究还是叙述模式研究,重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各阶段之文本特征及叙述模式的相互识别,因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式梳理和归纳;难点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本创制与叙述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因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思想内容之外的另一类精神因素的再提取。其次,从文本特征及叙述模式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特殊意义。

从文本特征及叙述模式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著的回归,属于典型的“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的中国版———“回到毛泽东”等。[1]因此,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整理、挖掘并验证、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且必然有助于深度考察、总结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及宣传教育事业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制作、叙述和传播提供更适合本国国情的模式。具体来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殊意义:

第一,旁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象征。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拓宽了研究空间,延展了研究下线;对于该成果自身而言,拓深延伸了对其创造进程中基本规律的研究,并超越了对其自身的常规性原理研究,从而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实现了双突破。

第二,进一步张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为主线,以多层面多角度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集中探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设的文本特性和叙述模式,是对该成果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真理价值和释效机制的新式发掘,它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再度张扬该成果,并将现实地促进今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化和完善。第三,拓展并强化党的理论建设的空间和实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发展过程是复杂的,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都有经验和教训可供研究汲取。从成果文本及叙述模式的角度,再研究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有助于总结该成果创制、叙述、传播、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增进透析、把握之的本真性,也有助于党今后进一步完善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并不断追求理论创新与实践升华。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究的内在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的
产生、发展和演变是有阶段性的、是递进性的。从文本及其叙述模式发生演变的过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三种情态: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的经典文本及与之相适应的革命式阅读诠释,主要是指毛泽东思想发展阶段;现实主义与乐观主义相融合的新时代文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理性阅读诠释,主要是指邓小平理论发展阶段;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存的新世纪文本及与之相适应的实证式阅读诠释,主要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未来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
究之逻辑起点是客体与主体。首先,关于客体。客体即被创制的对象———文本本身,它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党的领袖人物的作品。具体还可以细分为五个小类———文论专辑,是领袖人物个人原著形态的文论汇集,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瞿秋白选集》、《罗亦农文集》、《邓子恢文集》等,也包括特殊年代产生的《毛主席语录》等;单行本,一些重要著作的单篇本,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矛盾论》、《论十大关系》等;专题文集,根据不同的论述主题而设立,既有单列某一位领袖人物之专题作品的,如《毛泽东论林业》、《毛泽东论青年》、《毛泽东论政治工作》、《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周恩来教育文选》、《陈云论党的建设》、《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等,也有把多位领袖人物的作品以题而聚成册的,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哲学社会科学》等;思想年谱,即根据领袖人物重要思想发展的顺序所作的编年体式的思想史,如《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还有一种就是以领袖人物的非理论性作品面貌出现的涵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各种文献辑录,如《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手书选集》等。[2]把这一大类综合起来,其文本形式丰富多彩,至少包含有选集、选辑、文集、文选、语录、选读、单行著作、书信集、诗词、手迹、专题汇编、合著、序言序文等等。目前,这一类著作文本的产生和演变,以毛泽东同志的最具代表性。[3]第二,党的文件、党的重要会议文件的单行本、汇编等。这是体现党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理论、学说和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文本形式,直接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等。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更大更广阔,
因为它的传播方式具有特殊的优势。

与此类似,在全国性、全局性的重要学习活动中,由专门机构和部门汇编而成的各种党的重要文件集,和与之配套的教材、辅导材料等,也属于这个类型的文本。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邓
小平思想精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导读》、《〈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辅导教材》、《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100题》、《学习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文件十二讲》、《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等等。第三,专家学者文论。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播除了靠党的领导体系(也包括政府系统)之外,还有一支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业队伍,它们分布在党的职能部门、理论宣传部门、理论研究部门、报刊出版发行等新闻媒体、各级各类党校和高等学校等组织机构里,如党的文献研究室、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政策研究室、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这支队伍对前述三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开展了再研究、再阐释、再宣传,因此形成了新的文本。这些文本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涵容、承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途径。它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诞生和实践都密不可分。这些著作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宝藏,这支队伍是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理论建设专家群。对这支队伍可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细化,从人的角度看,有分别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思想等各个领域里学有专攻,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如胡乔木、李达、范文澜、孙冶方、廖盖隆、张友渔、于光远等;从物的角度看,这支队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的学理上的阐释,形成了带有一些新思想的作品,如《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等,从而在党中央和广大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教育更加符合大众的阅读方式和阅读水平。

第四,教材。主要是高等学校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方面的教科书。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等,作为课程,其名目较多。而且,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深入,这些课程的名称还会有所变化,内容也会有所整合,但其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和功能是明确的、一贯的。与这些课程相适应的教材就成了落实其性质和功能的基本依据和手段。在我国的高等学校,无论层次、学科、专业、年级,上述这些课程都是必须开设的,教材也是学生人手一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播方面,高等学校由于掌握了青年知识分子这个重要社会群体,其教育和宣传的作用尤其突出,是释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效力的最重要阵地之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本的意义上,高校的教材成为不容忽视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等学校也因此成为极其重要的一个创制主体。

第五,版本。版本是研究上述四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本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和问题。它不仅是文本这一物质形式的外部形象,而且是承载具体的活的思想的物化产品的一部分,它与文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附属在文本上,成为对文本这个物质形式或物化产品作深度研究的重要参照。比如同一篇作品,如果版本不同,其思想性就有可能发生变化①。仅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例,其版本客观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一项独特的内容,成为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的著作截至目前国内共出版了大约8 300个版次,其中1949年10月1日前的版本约1 730种版次、版别。[4]这些版本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初版本、再版本、连载本、首发刊、毛边本、活页本、手稿本、原始记录本、铅印本、油印本、石印本、手抄本、书信手稿本、题词诗文本、线装木刻本、签名本、批校本、外文本、海外中文本、少数民族文本、盲文本等等。至于说国外出版
的毛泽东著作,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版本研究中必须注意的方面。

其次,关于主体。一般来说,主体即开展某种活动、实施某种行为的人或其集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本创制的主体是多样化的,根据某一个文本产生、传播的过程来看,至少会有这些基本的主体:文稿的初创者如领袖人物,文本的编制者如中央政策研究室,文本的出版发行者如人民出版社,文本的阐释者如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是他们前后相继、不遗余力,把潜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外化为物化的书籍、影印资料等。它们彼此之间的对接和顺利传承是文本实现的基础条件。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究要有高度的敏感性

　　首先,要有时间的紧迫感。以文本学为基础,把诠释
学、现象学、历史学等多种原本并无特别紧密关系的学科连接起来,围绕着文本这个中心,重新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气象,被国内引进过来的时间并不长,还是上个世纪末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一批学者的积极参与,如张一兵、胡大平、聂锦芳、尚庆飞等,他们著书立说,把这种气氛烘托得相当热烈。《“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张一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和学派立场》(胡大平,《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论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王东,《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阅读马克思:时代的主题与历史的任务》(张羽佳,《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等是这些文论中的代表;专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为马克思辩护》(杨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走近马克思》(陈学明,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走进马克思》(孙伯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又在某种意义上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作了段落式的归纳和深度的集中拓展。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大多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分的重新阐释上,而较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关注;其二,移植这种模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上来的力度、深度还比较有限,甚至自觉的程度也还较低。换而言之,引进的研究方法存在着借用不足,落实不力的缺陷。类似《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尚庆飞,《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论文本学方法》(龚秀勇,《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等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作品似不多见。仔细求诸国内现有的多种文献资料库,所得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究的委实星稀,现有著述多限于对域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局部问题的研究成果的推介和评述,既缺少过程性全景式研究,也无点状的深度探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遗漏和偏差。所幸的是,首都师范大学获准立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毛泽东著作在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著作版本与传播研究”,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之。相信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尝试。[5]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下册)》,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具体的响应和支持。但是,直到去年年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还依然是在这种框架内进行的。[6]

因此,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究,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整体研究方面,还是在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历史进程方面,都是刻不容缓的。

其次,要有尽快寻找到适宜的思路与方法的急切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决定了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必须是带有自身特色,而不能简单地挪用或糅合。第一,要坚持从文本类型整理开始,以文本创制为线索。接受并运用当今全球范围内人文社科研究发展的新成果、新技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自我”出发,反观“本我”,逐步逼近、深入其完整和本真。第二,要坚持以知名个体为代表,以时代群像为背景,梳理文本创制及叙述模式的形成与演变。第三,要坚持借助现象学、诠释学以及文本学的程式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特征及其叙述模式实施静态研究。要坚持运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文本创制、叙述模式演变、实践应用、价值释放等重大问题实施动态剖析。

再次,要有创新的信心。在内容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本我”研究的基础上,把握其产生、流变、叙述、传播等后续性、衍生性问题,并窥探其中的规律。在方法、视角上,由外而内、外主内次,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本质,这种反向钻研也是一种逻辑超越。但是,这
种研究模式与传统的裂变是明确的,能否得到学界的认同,也需要耐心,当然更需要去尝试。

另外,还必须注意到,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决定了文本阅读与诠释也是多元的。坚持“双百”方针,仍然需要确立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叙述权威。不管方式方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不管观念上有什么突破,都必须继续保持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本叙述上的绝对权威。这是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必须确立的信念之一。为此,一方面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科书叙述体系。尽管我国现行的教科书叙述体系建立了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方法学训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和简明的表述,极大地促进了它的传播与普及。但是,这种教科书及其学术研究体制也容易借助学科的方式将人们的理解教条化、规范化。另一方面必须高度关注网络———作为叙述、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这一新渠道和新手段。


参考文献:
[1]　胡大平.从意识形态到历史科学——穿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事”难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5,(12).
[2]　陈安吉.试论研究毛泽东诗词版本的意义[J].党的文献,2002,(2).
[3]　胡为雄.20世纪90年代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回顾[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3).
[4]　何茜,文桑清·“毛著”穿越心灵的红色收藏[N]·四川日报,2005-12-30·
[5]　闻立树,秦杰.毛泽东著作版本五省市淘宝记事[N].中华读书报,2005-03-16.
[6]　姜长春.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