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创建者之中,哈贝马斯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方面,他像早先的批判理论家一样,以其对现代性的探讨而处于时代的中心位置上。但至今为止,学界对哈贝马斯的研究,要么将其批判解释学仅仅视为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回应,要么只是研究他如何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探讨他的批判解释学理论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从哈贝马斯一生的理论发展来看,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一、批判解释学理论的建立

哈贝马斯在建立自己独特的解释学理论———批判解释学时,对传统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进行了批判。哈贝马斯既不同意传统解释学是关于理解和理解程序的理论,也不同意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具有本体论特征,探究的是“人类一切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1〕3的观点。在哈贝马斯看来,解释学是“探讨一种我们能够获得的、能够‘掌握’某种自然语言的‘能力’,即理解语言上可交往的意义,以及在交往被曲解的各种情况下,使得这种意义可被他人理解的艺术”〔2〕。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关于解释学的基本观点:第一,解释学实际上和修辞学一样,是一门可施教于人的艺术,“这些艺术从方法上可以训练和培养一种能力”〔2〕,即指导和训练主体的交往能力。这里,他实际上坚持了传统解释学的方法论性质,而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相左。

第二,解释学既然与修辞学一样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必定与语言相联系。纯粹的语言既是一种符号关系,更是通过符号关系来表达经验事实的关系。同样,解释学对意义的理解,一方面分析符号关系,另一方面也分析其中的事实关系,“解释学是经验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语法分析的一种形式”,是“对语言的分析”。

第三,语言的分析既然是解释学的方法,语言问题就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但语言本身又具有三种功能:陈述功能、表达功能和建立人际关系的功能。解释学注重的语言是在生活世界中活动的主体彼此间进行交谈(言语)的“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并对这种“日常语言”进行意义分析。

第四,以“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解释学,既不是研究历史精神科学中的“本义”,也不是研究一般的语言(特别是文字语言)的意义,而是研究具有建立人际关系功能的语言行为(话语)的意义,即“最基本的交往行为”的意义。哈贝马斯以“交往”或“交往行为”的意义作为解释学理解的根本对象,把言语行为理论、解释学和交往行为理论融为一体,不但突破了传统解释学以文本为中心的框架,也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相异〔3〕152-54。

无可否认,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是在回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曾明确表示,他的解释学思想是在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直接触发下产生的。因此,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核心观念只有联系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才能得到理解。哈贝马斯认可伽达默尔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实证主义的立场,但又认为伽达默尔关于成见、权威、传统、语言和解释学的普遍性等方面的看法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哈贝马斯不同意伽达默尔从人的历史性出发为成见、权威、传统正名的做法,认为启蒙运动所高扬的理性对抗成见、权威、传统的观念,不仅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历史有效性,而且具有永恒的有效性。因为成见、权威、传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貌似合理但往往是权力压制下的合理化形式,即伪合理的东西。

哈贝马斯反对伽达默尔把传统看作是一个固定实存的文本,主张通过反思这个中介去接近传统,阐发传统,在主体与传统之间建立起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他把反思引入解释学领域,使之具有批判性和开放性,解释学的任务首先必须通过主体的自我反思,认识到已完成的理解活动的“无意识先决条件”〔2〕,使理解活动获得使自身得到发展的力量。反思在本质上意味着“批判”,哲学解释学应该汲取反思与批判的因素,对交往的能力加以反思,而不应当是“规则指导下的实用技能”〔2〕。批判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交往行为者一方面对他人的解释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解释也展开批判。这两种解释和批判最终将上升到对自然语言的结构或日常语言中的交往结构进行哲学思考,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解释学意识”,即意识到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不仅在于它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反思性;不仅具有“意义的创造性”,而且具有“交往实践性”。缘此,他把自己的解释学冠以“批判的解释学”。

哈贝马斯解释学中的批判性不仅表现为对语言的反思,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把反思和批判的因素引入整个解释过程。首先,对作为命题的“表达”本身必须进行反思,进行审查。第二,解释者总是带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对命题进行审查,但不同的解释者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因此解释者之间必然将“评判标准”置于“相互批判的关系”之中,没有这种相互批判,也就不能正确地解释一种表达。第三,在交往关系中,只有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才能理解交往双方(言者和听者)对所言内容的肯定、否定或弃权的态度。第四,人的交往总是受一定规范的指导,必须既对“规范本身的正确性”进行反思和检验,又对交往者的行为是否“真正地符合规范性”进行反思和检验。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反思和批判应贯彻在解释学的整个过程中,并由此使自己的批判解释学与一般的解释学区别开来。

可见,在反思传统解释学时,哈贝马斯一方面把交往实践引入解释学领域,改变了解释学单纯研究语言修辞技巧的局限,而使之扩展到了语用学,研究言语交往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意识形态的批判引入解释学领域。意识形态作为为社会辩护的理论,使主导意识具有了合理性、合法化的地位,但却掩盖了主导意识的真实思想,因此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虚假性、歪曲性和欺骗性,它阻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合理的交往。正是通过批判解释学,哈贝马斯建立起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实现了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理论”向语言哲学的转换,从而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重建。

　　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解释学式的重建

尽管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与交往行为理论、尤其是社会进化论密切联系,但他秉承的一个基本方法却是批判解释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批判解释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在这一逻辑的发展中,最基础的层次是基于语义解释学的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构成,即普遍语用学;第二层次是以普遍语用学为元本,以批判的解释学为方法,建立起来的一般社会理论———交往行为理论;最高层次是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勾画出的社会进化理论。他基于解释学的立场反思和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理论,但这种社会进化理论又不能全面地解释社会进化,或提出社会进化的构思。在哈贝马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局限性在于:(1)不加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表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历史哲学的遗产有时不加反思就起作用的现象”,这种历史客观主义首先渗透在第二国际的进化论中〔4〕4;(2)在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规范时,也同时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中内在的有用的因素,因为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4〕5,对社会理论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得出了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3)马克思仅把生产力等工具行为理性视为社会进化的动力,而忽视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人们不仅在技术知识领域,“甚至在道德观领域中,在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用共识调节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只有学习过程才可能使新的生产力得到使用”〔4〕7。因此,作为一种解释学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只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他所说的“重建”,既不是“复原”,也不
是“复兴”,因为复原意味着“回到那已被讹用的初始
意义”;复兴意味着使一个传统再生和“更新”,似乎这
一传统曾经被人们抛弃而被历史所淹没,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不存在“复兴”的问题。哈贝马斯明确说道:“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定的目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待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4〕4。这种重建是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前见”下进行的,是其批判解释学式的重建。

在批判解释学的视域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民主思想也不够充分,经济分析已经不能适应晚期的资本主义。只有用“交往行动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和“交往行为”的矛盾取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用交往乌托邦社会代替社会主义社会,凭借良好的“语言环境”和“普遍的伦理原则”,才能实现交往的最高境界。

“交往”这一术语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曾广泛使用,哈贝马斯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多处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交往方式的论述〔5〕134-137。但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作用得到了加强,科学与技术成了意识形态,起着国家机器的控制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范畴已经过时,必须用解释学理论进行批判,用“交往行动理论”加以重建。可见,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旨在构筑其交往行为理论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服从于交往行为理论的需要而构思的一整套批判解释学的模式,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学的批判、反思,并加以分解和重新整合。为此,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藉以建基的劳动范畴,归入“目的———手段的合理性”行为层面,然后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方面,从最初起就缺乏某种明晰性。”〔5〕99因为马克思没有对“劳动”和“相互作用”作出区分,并用前者包揽、替代后者。这样,马克思的带有“缺陷”的社会劳动概念,就成为建构交往行为理论首先必须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必须用“劳动”和“交往行为”的矛盾来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用交往行为取代生产方式,用交往乌托邦取代社会主义。不难看出,哈贝马斯之所以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归结为工具行为而指责马克思忽视交往行为的真正动机。哈贝马斯按照其批判解释学模式对马克思进行的曲解,是为了建构其交往行为理论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否定性“重建”。

哈贝马斯借助语言,以相互理解为目的,遵循公认的语言规范,使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使批判理论转向批判解释学,并进而建立起交往行为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分解“劳动与相互作用”的目的,完成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可见,他所建立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把解释学的方法批判性地运用于交往行为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是一种批判解释学式的重建。

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已融入了对解释学的理解与应用的重建。例如,他明确写道:“我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启迪学,而看作理论,即看作一种社会进化论。”〔4〕138他又把社会进化的动力和机制归因于“学习进步的机制”,归因于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思想、观点、能力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不仅是技术知识、工具知识、组织知识的学习,更主要的是在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内的学习,它能够产生出划时代的动力。这一理论明显表现出批判解释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用道德———实践的学习代替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使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消融在道德共识中,局限于解释学的理解中。显而易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批判解释学为基调的。

　　三、批判解释学的理论评析

哈贝马斯在回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时所构建的批判解释学理论,既想避免早期解释学中历史客观主义的倾向,主张对客体文本进行反思、批判,又力图克服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一目的是通过诉诸于普遍语用学,用批判解释学理论反思历史传统和文本本身来实现的。哈贝马斯建立的批判解释学由现代西方哲学中注重语言和语义本身的研究,转向了普遍语用学,并由此建立交往话语的合理性系统,注重言语行为,注重人与人在话语交流中形成的主体间的思想观念、语言符号的分析与把握。在承认语言有效性的前提下,通过话语交流,实现对主体交往行为的特殊规律或语言逻辑结构的全方位性和独创性的跨学科研究,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中一切重要的社会问题借助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和行为,借助于语言符号与行为的互动,获得全面的解释,并达至对社会进化的基础和动力的合理性重建。他认为,现代解释学仅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对文本的意义作肯定性解释,而缺乏批判———解构性的向度对文本作否定性的解释。他的批判解释学恰恰是对文本的意义做出批判———解构性的解读,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解读。哈贝马斯把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分解、批判,然后按照他的批判解释学模式,把其中有意义、有价值的要素纳入自己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用交往行为理论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与“相互作用”的矛盾来代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实际上,哈贝马斯没有看到,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已经把“劳动”范畴提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并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交往)都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和展开的。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决定或推动作用只具有“最终”和“根源”的意义,而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也要取决于诸多的社会条件。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的系统,社会发展也是由多种因素所推动的动力系统,只讲生产力的单一决定,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把交往和交往关系排除在社会发展的动因之外,也没有把社会制度看成是生产力作用的直接结果,而是说“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6〕79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6〕42。马克思断定:“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6〕83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定的社会形式、国家形式以及宗教意识形式,总是和一定的交往关系密切相联系,甚至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成是“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发展“序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具体划分了人类交往发展的历史形态。应该说,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类的交往活动在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社会进化和发展动力源的重要结构要素加以考察。

如此看来,似乎哈贝马斯和马克思在关于社会发展和进化的见解上完全一致,因为他们都承认生产力和交往关系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其实不然,马克思虽然肯定交往与交往形式的作用,但是交往与交往形式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制度变革,总是为了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并不能直接变革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然而却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换言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才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才导致了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演变。而哈贝马斯却把生产力(劳动)仅仅归于目的———手段的合理行为,割裂了它与生产关系(交往行为)的密切联系,从而曲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失去了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根据,由此哈贝马斯便顺理成章地用批判解释学的方法,把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于言语交往之上,在“商讨”和“对话”的交往中进行重建。哈贝马斯所构建的交往行为本身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是以理解话语意义并力求达成共识为根本的。交往行为就是一种言语行为,它必然包括话语与意义的关系。研究交往行为,必须从普遍语用学出发,将言语提出、认可乃至兑现视为“有效的行为”。他处处将话语与商讨联系在一起,把意义与话语建立在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意义与话语关系的这一把握,显然消解了话语意义的先验性,认为言语行为只有在使用中即在交往行为中才能够判断其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取决于交往的各方主体的理解和认同。在此,哈贝马斯将话语与意义的关系相互颠倒,将话语(普遍语用学)作为意义的先天基础,将所有关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理论(意义论)都视为普遍语用学的应用。因此,交往行为就是交往双方对话语和意义的理解,是批判的解释学,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在交往行为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学式的重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能否认,哈贝马斯的诸多观点是值得借鉴的,其批判解释学的方法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却是不能接受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过程中,哈贝马斯以言语的行为解构了马克思的文本,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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