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真理报》〕2004年12月10—15日号刊登了俄共主席根•久加诺夫为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撰写的长篇文章，题目为《强国的建设者》。久加诺夫在文中赞扬了斯大林在建设苏联强国中立下的巨大功绩，同时也指出了他的错误，阐明了俄共对今天俄罗斯各方面问题的基本立场。下面仅将其文章的有关部分和几点结论摘译如下。

我国历史最具悲剧性的篇章和最伟大的篇章都与斯大林联系在一起。在分析斯大林时代时，谁要是想寻找简单和直接的答案，他就只能以失败告终。在斯大林问题上，只有辩证的方法才是富有成效的。
作为时代之子，斯大林身上具有这一时代的全部特征。永无止境地一往无前，但又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建立了伟大功绩，而为了主要的事业却对人残酷无情；机智灵活而又知识渊博，但同时也在明显的情况下犯错误；真诚而无私，却迷恋权力，有时这种迷恋压倒了其他情感；在国家事务上深思熟虑，谨慎从事，但在给千百万人的命运造成打击的行动上却又是漫无节制，以致后来不得不对之进行长久的和痛苦的纠正。所有这一切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的政治遗嘱
斯大林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他个人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简直不能不被神化。同时，无论在我国历史上或者在世界历史上，对斯大林时代的评价长期以来被蛊惑家和见风使舵的人所操纵。
斯大林留下了巨大的理论遗产，这些遗产至今都没有失去意义。下面这些话是被敌人描绘成“僵化的教条主义者”的斯大林说的：“如果要求马克恩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至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做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暧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这就是斯大林的遗嘱。
对我们来说，斯大林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遗嘱是他在苏共十九大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要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争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一直推行这种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战略方针。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尤其重要。当前在左翼运动中，萌发一些由当局培植起来的力量，它试图重新在共产党人和爱国者中间竖起一堵墙，想促使他们彼此争斗，在思想上阉割他们，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把争取真正的民主和人民政权的斗争与俄罗斯思想和人民传统、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这就是斯大林留给我们的任务。这也是今天俄共领导最广泛的、在生死考验的时刻惟一能拯救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运动要顽强地完成的任务。
共产党人不得不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行动。“政权党”在钻进国家管理层的过程中用来粉饰自己的民主自由的“胭脂”早已褪色、被擦掉。对“政权党”来说，民主自由再也不需要了，成了使它感到恼火的障碍物。一些年来，俄罗斯社会一直在最终滑向集权主义、滑向我们称为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那种境况的边缘徘徊。
俄罗斯今天变成了原料半殖民地。对它而言，社会主义前景是惟一的救星。今天，在美国式的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主权的所有概念都被摧毁了。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事件后，还能谈什么“各民族的协奏曲”吗？还能谈什么西方样板的民主自由吗？在这种全球化下，俄罗斯被指定成为“政治上的残疾者”，为“新的世界秩序”补给“原料”，为将来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进行对抗提供军事行动的场所。国家的这种前景能使什么样的爱国者感到满意呢？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越来越经常地谈论“俄罗斯社会主义”，即把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我们许多世纪的历史经验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秀成果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途径。而且我们记得，苏联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同盟的领袖、全世界历史范围的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的形成，正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完成的。
的确，这一过程进展得很艰难、很残酷。但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就不能不承认，这种残酷性的原因不应到斯大林的个性、苏维埃政权或者“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中去寻找——无论如何，原因不仅仅是在这里。首先这些原因应该到伟大变革的基本特征和世界的革命性变更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中去寻找，到历史因素和个人主观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中去寻找。主要之点在于，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必要的教训。
近年来，在危机、破坏和混乱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兴趣不断升高，这对任何人都已不是秘密。近来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斯大林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政论性书籍，这也不是偶然的。我想指出其中两本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B.卡尔波夫的《大元帅》和叶Ю梅利亚诺夫的《斯大林》。
许多不同机构（从俄罗斯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到列瓦达分析中心）在2003年斯大林逝世50周年时进行的多次社会学民意调查证实，今天我国同胞中l／3以上的人积极评价斯大林为祖国历史作出的贡献。只有不到20%的俄罗斯人仍然认为斯大林是“独裁者和暴君”。
我们认为，在情绪化的、冲动的评价之后，平静地和清醒地反思斯大林其人其事的时刻到来了，他是我国历史上最重大和最独特的现象，是具有全世界意义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现象。
伟大的国务活动家
斯大林的首要特征是一位国务活动家。在人民的记忆中，斯大林首先是一位刚毅、坚决、果敢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是一个民族领袖，是一个巨大的和强大的强国的设计师和建设者。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工业潜力就翻了一番，而且重工业跃居第一位。由于实行了工业化，千百万人的劳动文化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就告别了失业。40年代初，人民的识字率超过80%，千百万工农出身的青年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新的知识分子诞生了。尽管遭遇了集体化的严重损失，俄罗斯农民还是得到恢复并站立起来。30年代中期，增加工资成了平常事，凭证制成为历史。图书馆、剧院、博物馆纷纷建立。苏联宪法第一次在历史上宣告了一整套新的社会主义权利：劳动权、休息权、获得高等教育权、老年享受物质保障权。
所有这些竖立在苏联地基上的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在今天看上去是那么引人注目。过去的事件就是我们俄罗斯共产党人今天为之奋斗的鲜明目标和走向未来的灯塔。
这些事件教导我们要成为负责任的人。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和所有真正的民主力量一样，有责任经常想想自己对国家的命运所担负的责任。俄共早就声明，她为我们强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当今的俄罗斯共产党人首先为在我国重建社会主义制度负责，为恢复联盟国家、为使所有人和每个人重新过上体面的生活负责，为使国家在公正、人民政权、法制等原则基础上强壮起来负责。
强国的建设者
斯大林的特征是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把全部力量都彻底地贡献给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事业；在世界舞台上坚定地捍卫民族的利益……
政治上的现实性和历史的继承性，这是斯大林将之作为他的国家政治理念基石的两个基本原则。这两个原则在今天看来也迫切需要。因为俄罗斯今天面临的地缘政治任务和意识形态任务，尽管有其特殊性，但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不得不解决的那些任务仍然极为相似。
斯大林出色地理解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而且对俄国来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真理：由于一系列客观的、历史的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俄国总是各种觊觎世界霸主地位者的侵略贪欲的对象。俄罗斯必须对外来侵略时刻做好反击的准备。因此，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俄罗斯许多世纪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效地应对经常性的外部威胁。
斯大林在解决苏联安全问题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或者独自坚持到最后一刻，或者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针对各“民主”大国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进行的慕尼黑勾结，苏联不得不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回敬。这使得国家的边界向西推进，推迟了希特勒的进犯，保护了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上的斯拉夫兄弟。国家领导人善于打破针对苏联的帝国主义大国的统一阵线，然后又争取到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斯大林在国家管理体制上的看法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革命的初期，斯大林主张实行严格的单一的国家管理体制，反对联邦制。但他后来从现实出发，认为联邦制是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一元集权制过渡的一种形式。因此，今天在谈论国家政权的集中时，既不能忽视从前的经验，也不能忽视国内外的政治现实。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权构型，其中把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最具建设性的特征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