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4~6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承办、浙江省政治学会协办的2016年中国政治学年会暨“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近400名学者就如何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一、中国政治学会2016年年会的基本特点
中国政治学会2016年年会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学人政治风貌、学术修养和现实情怀的一次集中展示，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学术性、时代性特征。
鲜明的政治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学习和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成为当前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国政治学会2016年年会主题聚焦为“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界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本次年会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学习全会精神和开展专题学术研讨相结合。年会专门把《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四个文件全文附在会议手册上，全程组织和引导参会学者原原本本学文件，领会六中全会精神。在11月5日上午的开幕式上，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陆发桃、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胡坚分别作了全面从严治党“浙江经验”的汇报交流。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同志因事未能出席现场，他特别委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一程代为书面致辞。李慎明在致辞中强调，每一位中国政治学研究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
鲜明的学术性。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本次年会不同于一般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会，就在于它时刻体现出中国政治学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中国政治学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就体现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并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总结和上升为理论。在开幕式上，政治学界泰斗夏书章、丘晓、徐大同、王邦佐、刘德厚、张永桃等老先生发来视频或书信祝贺，勉励中国政治学人要善于用政治学专业思维来观察、思考和研究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鲜活实践。丘晓先生在发言稿中明确提出，中国政治学者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紧迫性、历史必要性与理论科学性问题。李慎明在书面致辞中期待中国政治学者能够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推向深入。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高建、包心鉴、张献生、桑玉成、张桂琳、周光辉、王浦劬、房宁、周平以及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何显明等学者分别从专业角度简明扼要地探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问题。在两天的研讨过程中，学者们从学术视角理性探讨、阐发思想，在观点碰撞中凝聚共识，显示出极高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杨海蛟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年会主题紧扣主旋律、参与踊跃、规模空前、内容丰富、成果精彩纷呈，充分显示了中国政治学者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鲜明的时代性。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本次年会坚持问题导向，讨论了现实问题、治理方案问题以及政治学创新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正进行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不仅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议题的焦点，也成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最强劲驱动力。本次年会始终围绕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薄弱环节、党内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分析问题存在的根源、特征、危害，并提出相应治理方案。本次年会始终围绕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时代新要求，讨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建设廉洁政治、权力制约与监督等问题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所存在的问题及偏差，并就如何优化现行治理方案提出许多创新性制度建议。本次年会始终围绕当代中国问题，探讨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动力、愿景和路径。李慎明同志强调，中国政治学的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并一定要把政治学放到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历史这一宽广视野中去实现创新。
二、中国政治学会2016年年会的主要议题与核心观点
专家学者们站在国家治理的全局和学科研究的前沿，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题，形成若干意见高峰和议题热点。
（一）中共十八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经验与挑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开启了大规模党内制度体系建设进程，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基本形成了法治型的政党治理结构，这将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积极和重要的影响。但同时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学者们一致认为，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系列重要讲话，初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政治生态观，主要体现为：保持“山清水秀”是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基本目标；强力惩治腐败是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现实路径；抓住“关键少数”是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主体约束；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根本保证。
有学者指出，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新面貌，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完善了规范，扎好制度的笼子，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了面临的突出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拳反腐，其主要的经验就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规矩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人民监督和追究责任相结合。尤其是对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问题，有学者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通过中介实现结合，通过创造结合体实现结合，通过相互融合但又保持各自独立性实现结合。也有学者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经验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二是坚持制度治党，开启了大规模密集化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进程；三是坚持党要管党，强化领导干部的党建责任制。
在肯定成绩和经验的同时，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仍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问题，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制度面临着三个问题，空白或缺失、弱化、制度不合理。另外，我国政治发展离政治生态优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面临着传统思想文化的痼疾、官僚集权体制的羁绊、社会转型的陷阱、预期评价的缺失、既得利益者阻碍等顽疾。多数学者指出，目前党内还不同程度存在特权主义、投机取巧、私人化倾向等不良风气，权力运作不规范的现象依旧比较突出，党员的主体作用仍未得到充分发挥，而高官腐败、“边腐边升”、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是当前政治生态恶化的突出表现，反腐败斗争依然形势严峻。
（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学者们一致认为，加强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
推进制度治党，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内制度安排。对于制度建设的重点问题，有学者指出要重点明确四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问题；二是切实推进党内的党务公开；三是处理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关系；四是把“党管干部”和“民管干部”有机统一起来。有学者认为，制度治党包括了进一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切实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内监督制度，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党内制度安排要在突出约束性制度供给的同时，平衡约束性制度与激励性制度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建立起禁止性规范、惩罚性规范、义务性规范，约束性倾向特色鲜明，但也要逐步建立权利性规范、激励性规范和发展性规范。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推进每项具体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更要形成制度群协同效应。十八届六中全会设计了七个值得关注的机制：用理想来治理、制度治理、监督治理、党内民主治理、责任机制治理、预防性治理、重点治理。
制度化往往与法治化紧密相连。党内法规体系的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系统化等特征。有学者提出了“法治型党组织”概念，指出建设法治型党组织是对“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目标的内容拓展与要素补充。法治型政党是以相互衔接协调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为依据，以规制权力与保障权利为核心，以不断提高党依法执政和依规治党能力为目标。如果以法治化标准审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就会发现其还存在诸多缺陷，如立法主体混乱、法规间冲突、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学者们认为，在未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需要转换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视角，以法治思维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学者们从加强党内法规体系顶层设计、明确党内立法程序、提升党内法规质量、促进党纪国法衔接协同等角度提出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法治化的对策建议。
（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腐败是软弱政党体系的痼疾，而非强大政党体系的特征。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医治这种痼疾的良方就是政党组织。腐败与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党的宗旨水火不相容，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大力反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任由腐败泛滥最终会导致我们党丧失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合法性。要想实现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其成败的关键就是政治体系的输出面。如果腐败成为政治体系输出面的系统特征时，它的合法性根基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动摇或加速崩塌。
遏制腐败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制度反腐无疑是根本之策。有学者认为,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反腐倡廉的根本方向，通过增强对腐败治理的制度变革能力、提高对反腐败制度的科学建构能力、强化对腐败制度的落实和执行能力，实现腐败的制度化治理。有学者借鉴制度分层理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建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基本思路。宏观层面应出台反腐败基本法、建立直线型纪检体制，中观层面重点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强化巡视监察制度等，微观层面完善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离任经济审计制度等。
反腐败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支撑。有学者认为，相对于“不敢腐”，如何把反腐推进到“不能腐，不想腐”涉及到重大的策略变革。有学者认为，反腐败制度建设要选准突破口，建议在领导财产公开制度建设方面深入推进，实现内部控制外部化。也有学者认为，反腐败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科学的反腐败策略要抓住主要矛盾，把反腐倡廉作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的过程性，避免急于求成的政治心态蔓延；坚持矛盾分析法，找出廉洁政治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坚持两点论思维，注重反腐败和倡廉的双重功效。有学者从行政行为的类型化出发，提出了廉洁政治分类治理的方法。认为行政生产性行为强调效率，权力需向精英集聚，需要集权；行政分配性行为强调公平，需要分权和民主监督。因此，廉政治理要形成监督控权和制约控权两种不同的控权逻辑。
反腐败要及时打击腐败高发点。在腐败系统化蔓延的态势下，反腐败要针对性地重点打击腐败集中人群、集中领域和集中空间。学者们一致认为，高官腐败和基层蚁官巨贪突出，反腐败必须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要针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和“一把手”的违法乱纪问题，形成威慑态势。不少学者指出，基层腐败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要加快构建基层反腐的长效机制。目前存在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突出表现在开发区、新城区等区域的再集权现象，这些区域普遍采用政企统合模式，党政合一，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党、政、企业三位一体的特殊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成为腐败高发的领域，应引起高度重视。
（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强化权力监督与制约
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将产生滥用和异化，这是由权力所具有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所决定的。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强化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学者们围绕建构体系化的责任、形成系统的监督和推进规范性的问责等方面讨论了如何强化权力监督与制约问题。
建构制度化的责任。权力与责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思考公共权力如何承担和被追究责任是政治学的主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在我们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应将责任作为重要的指标予以考察，建设使命、责任、权力的链条，通过法律赋予使命，实现责任与权力的匹配。现代政治就是责任政治，治国理政需要致力于实现责任政治。实现政治责任是《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深层逻辑，呈现于外的是党内监督的形式逻辑，贯穿其中的是从严治党的主线逻辑。
形成系统化的监督。“一把手”监督问题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监督是导致“一把手”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上级监督、同级监督、群众监督的失灵导致了对一把手监督约束机制的弱化。大多数学者认为要以党内监督为中心，打造系统性的监督体系。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只有以党委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公共权力监督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党内监督离不开党外监督，要进一步发展民主监督、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体系的建设。学者们一致认为，构建系统化的监督体系，关键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党内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有序结合作为未来监督体系建构的重点。
推进规范化的问责。针对当前问责形式化、随意化和游戏化等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全面从严治党要依法依规依制问责。党内问责是中国特色的政治问责路径，要实现党内问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就必须以党内问责、法治建设和行政改革三者互为前提。应以权力清单改革为契机，推进规范化问责。权力清单改革必须完善问责机制，构建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和代议机关间相互问责、代议机关和权力清单制定者间相互问责、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间相互问责以及代议机关和执政党间相互问责。还有学者从“无为问责”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治理“为官不为”的问题，指出应规范问责客体职责关系、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和责任评估体系等。
（五）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肃政治纪律净化政治生态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纪律严明也正是我党长期以来始终成为一个有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如何通过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来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进行了深入探讨。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有学者指出，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需要从思想和利益两方面着手，既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激浊扬清，形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强大合力，又要破除党内利益固化的藩篱，防范和根除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所获取的非正常、不合法、不合理的利益本身就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需要从机制层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从源头上破除特殊利益集团腐败问题。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所在。用铁的纪律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重要保障。有学者认为，政治规矩主要是针对党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强化思想理论武装、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决狠抓作风惩治腐败、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等举措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也有学者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深深蕴含的“锐意变革、革故鼎新”思想是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文化基础与基本要求。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不少学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关键少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也必须从高级领导干部抓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要能确保高级干部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都不破坏党的制度和规矩。还有学者认为，一定要防止党管干部异化为少数领导说了算，形成党内人身依附关系。
三、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政治学界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学者们一致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中国政治学迎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政治学人一定要勇于担当使命，不能辜负时代、辜负人民、辜负学科。中国政治学人要着力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方法、问题的创新发展，要在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征程中，勇立潮头，担当使命。
（一）加快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研究的若干议题、科学方法、优秀成果
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学者们提出了若干值得研究的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什么要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治理什么样的政党、怎么样治理党是一系列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这也为今后一段时期政治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党的政治生态”这个问题学术界还没有回答清楚，目前一些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政治生态学的概念研究和理论推演，如何针对党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状况进行理论阐释和剖析，如何全面认识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净化”、“优化”和“重构”三个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都是政治学研究中亟待突破的重大问题。执政党有政治生态问题，民主党派也有生态问题，二者如何有效契合，值得研究。政治学科在构建廉洁政治中首当其冲，权力设租、一把手监督弱化、公共预算缺位是当前政治学研究领域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有学者指出，在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中有三个值得政治学界研究的问题：党的建设和现代化总体布局融为一体的战略思路、法治优先的战略取向、选举民主与治理民主的战略统筹。就研究方法而言，有学者认为构建廉洁政治需要多学科支撑，要有跨国比较的视野。
（二）加快开展中国特色政治学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微观问题的统筹研究
自学科产生以来，政治学研究形成了宏观政治哲学、中观政治理论和微观政治技术的三个层面。政治哲学属于价值观层面的问题，政治理论属于中观的政治制度问题，而政治技术主要涉及方法论和操作问题。有学者指出，当前政治学界在价值观层面讨论过多，对中观、微观的问题研究较少，中国政治学界未来要重视政治学中观、微观问题研究。当前政治学研究中存在三个“过多”和“忽略”：过多地揭示民主的负面意义，而忽略民主的正面价值；过多地纠缠于原则问题的讨论，而忽略对于具体问题的思考；过多地被现实问题所困扰，而忽略了对前进方向的把握。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主题，建议要重点研究若干议题：全面从严治党如何着力推进一些制度层面、程序规范和技术层面的改进；针对现存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何从中观层面加以改进；干部选任制度如何符合党章党规要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如何统一的问题。也有学者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和治理理论，讨论了制度治理在政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中国学术界对治理理论的引介较多，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研究较少；对治理理论的解析较多，对适合治理理念和思路的中国话语研究较少；对治理理论中国应用的宏观概括较多，将治理理论与中国体制、政治过程相结合的深入分析较少。因此，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必须将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统筹，政治价值研究要关注人类共通价值和中国价值传统，政治制度研究要关注制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政治技术研究要关注政治工具和政治技术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总之，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应当是立体的、多层次和有效性的研究，从而确保中国政治发展得以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成为有正确价值指引的、有科学制度支撑的、有高效手段实现的政治发展。
（三）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学科生命的象征。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要遵循规范、质量和特色的演进阶段和发展规律。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从自发走向自觉，遵循学科规范和学科规律，规范产生质量。李慎明同志在书面发言中强调，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和“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指示精神，针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面对着一系列亟待研究、澄清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迫切要求中国政治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问题导向，解放思想，把研究视野从书本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把研究理念从西方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做出应有贡献。
（四）加快推进中国政治学的人才队伍和学术共同体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最关键最基础的工作是发现、培养和集聚中国政治学科的人才。当前中国政治学界有一批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老前辈，有一大批成果丰硕、勇挑大梁的学科带头人，更有一大批朝气蓬勃、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但要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要在中西方思想竞争中确立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要推动中国政治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治学必须加快实施人才培养工程，迅速汇聚一批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学者们一致认为，队伍日益庞大的中国政治学人应从当前的各自为战、散兵游勇，走向团队攻关、构建跨机构的学科共同体，来推动中国政治学界的内部治理，从而建构学科话语权。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在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总结、提炼和升华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国政治学界一定能够产生一批被中西方学界认可的具有解释力、预测力和传播力的优秀理论成果，这是我们应有的理论自信。
作者：刘力锐、吴兴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浙江省杭州市，311121）
（责任编辑：张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