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不久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民主想象和为民主想象而斗争的世纪，直到今天，关于民主政体及其理论的辨析和阐释依旧占据着政治学理论的中心地带，这方面的著述和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夫复何言”的程度，留给后来者研究的言说空间即或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相当有限了。但不无有趣的是，郭为桂的《大众民主：一种思想史的文本解读与逻辑重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仍然能够给人耳目一新、开卷有益的感觉。总体言之，该书的选题体现了一种“旧术语的新观念”的研究旨趣，且因其对现有大量文献和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把握和细致的开掘，故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大众民主是相对于自由民主而言的，是现代西方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由大众政治运动的长期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在西方主要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然而，大众政治和大众民主并不表现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形态，而是一种对理想状态的民主的不懈的价值追问，本身也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其中甚至孕育着反民主的因素。因此，从一开始，对于大众进入政治领域的问题，就在人们中间引起了许多争议，并由此决定了现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分野：现实主义与激进主义。这种分野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思想分化的表征，它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民主的界定方式。该书作者把思想家对大众政治的态度，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民主的界定和对公共领域的构思，作为我们认知大众民主的主要参照。

该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第一，理论的梳理简洁明快且有深度。以“大众政治”、“精英民主”和“公共领域”三个面向将政治思想史上关于民主的各种学说作如此简要的分类概述，作者并非第一人，但这些分类的内部逻辑关系被处理得如此令人印象至深，作者应该称得上是相当成功的一位。作者的旨趣在于通过对政治思想史上纷繁复杂的文本解读，勾勒出现代西方民主及其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即激进－保守－激进的演进线路。在作者笔下，第一阶段的激进色彩，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批判与大众政治运动，它们是“非法”的公共领域活动，其斗争的对象是专制君权和贵族特权，其目标如果不是“大众统治”的话，也至少是把促使权力当局将体现、维护和发展大众的权利、愿望和诉求当作执政的主要合法性依据；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民主制度与民主选举，它是一种“法内公共领域”的政治活动，是第一阶段目标实现之后所带来的所谓“常规政治”，它的“保守性”主要是指主流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把选举当作实现大众民主的唯一的或者最基本的手段，反对大众在政治上的“参与激增”；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民主审议与交往网络的发展，它是一种介于国家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活动，其“斗争”对象是已经取得强势地位的政府权力系统和经济系统，其目标已经从第一阶段的“革命”退却下来，不再诉求推翻和取代“系统”，而是通过“激进”的公共领域的公民审议、政治批判和公民运动，维护已经取得的民主权利使其不遭系统的侵害，并且深化和扩大民主。总之，这种回溯性（backward looking）的理论梳理，抓住了历史与思维的逻辑主线，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简洁明快而又有理论深度的思想图景。

第二，中心论题的延展张弛有度，脉络分明。该书侧重以思想家的思想脉动为中心，围绕大众政治、精英民主与公共领域三个维度，展开文本解读和思想重构的旅程。什么是大众（群氓与人民）？大众政治限度何在？大众民主何以可能？如何看待大众民主与极权政治的关系？精英民主是对大众民主的取代还是对大众民主的拯救？大众民主的时代如何建构理性的公共生活？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既和民主的本义相关，也和民主的衍义相联。书中第一部分对大众品相和大众民主的缘起作了深刻而确切的描述，人们可以发现，“人民的事业”是如何在美誉与恶名、同情与隐忧之间辗转往复、此消彼涨；第二部分通过对“精英民主”流变的分析，给读者展示了来自精英主义营垒的思想批判，从与其对立的一面给出关于大众民主之可欲、可行及其局限性的理论与现实背景的知识谱系；第三部分则提出“改造”或“成就”大众民主的必备条件（要素），从强调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合理性着眼，探讨如何让大众民主植入公共生活（社区共同体生活）的土壤，借以重燃民主的生机。在这里，作者以一种不无类似“正题、反题、合题”的叙事结构，揭示了大众民主发展的激进—保守—激进的历史逻辑，准确而鲜明地再现了各个时期、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大众、大众政治、大众民主的各种学说，让读者能够比较清晰地辨认出大众民主思想的概貌。

第三，立论理据充分扎实，结论发人深思。如何使大众民主有效运转起来并深化下去，作者提出的路径（三个层次）由于建立在对大众民主理论与经验之局限的深入分析基础上，其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具体来说，该书在梳理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大众民主的限度，探讨了大众民主的实现所需克服的局限性，并进而指出了深化大众民主的进路。由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论证逻辑，即从“大众民主的限度”→“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追求更多的民主”。在大众民主的限度方面，作者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民主（低调民主）从大众品性、大众被操纵的危险以及对大众治理能力这三个方面，寻找反对、怀疑或者修正大众民主的基本理由；而激进主义民主（高调民主）也潜在地具有精英主义的现实取向。接着，作者指出，“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的大众主义取向，虽然在价值上是可欲的，但要在实践中变为可能就必须正视上述限度。为此，需要防范民粹主义的泛起，提倡一种能力治国的思想。还要通过宏观上的大众选举与微观上的集会训练，来建立并逐步扩大民主规则与程序的共识。最后，鉴于大众的资质局限，普及教育必须先于、至少不落后于普及选举，因为大众开明的理解力对于实践民主是必要的前提。但是，“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只是“追求更多的民主”的一个环节。鉴于西方现实民主越来越远离公民政治和大众政治，必须重新检视微观公共空间对于保持民主活力和动力的重要性。为此，需要促进大众向公众的转化，促进孤独的人群向公民共同体的转化，以及促进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的转化。基于上述逻辑，作者的结论是：政治民主应该贴近大众，而大众也应该理性地介入政治生活，归根到底，大众民主的落实需要理性的公共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虽然没有对中国民主政治直接发表意见，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作者对大众民主的关怀和反思中体察到隐伏于字里行间的中国问题意识。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及其话语（如大众、群众、群众路线）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舆论中享有崇高地位。诚如作者所言：“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后，人民民主在制度化的轨道上稳步前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度日益加深。但是，毋庸讳言，人民各项权利的落实离宪法所规定的目标还有不小距离。如今我们放弃了‘大民主’，但对怎样落实人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提出自己的利益与价值诉求的权利、政治参与的权利、选择和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利、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权利等，还有许多实践和理论课题值得去研究。”显然，该书通过对西方近代以来主要思想家关于大众民主思想的理论解析，实际上为读者观察当代中国人民民主问题选取了一个意义独特而耐人寻味的视角。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地方似可作进一步探讨。例如，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民粹主义是精英主义的对立面还是其本身就是精英主义的一种曲折表现；公民的政治冷漠是民主政治所要极力克服的东西还是民主政治的正常生态所要依赖的东西（如阿尔蒙德、维巴在《公民文化》中早已阐述过的那些问题），这些在书中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作者：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200433)
(责任编辑：林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