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带来的问题直接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置和信息管理能力，成为地方政府必须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与谣言‘赛跑’，我们常常落后”

群体性事件因关注度高，一旦处置不当，便会谣言四起，甚至比权威的声音跑得更快。

云南省某公安部门一名常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干部告诉记者，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发起者或组织者往往会编造一些颇具煽动性的谣言把事态扩大，试图造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可以说，群体性事件当中，谣言是最具破坏性的。但是与谣言“赛跑”，我们常常落后。

2008年11月底，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发生了一起国有华侨农场数百人到州政府门前静坐的群体性事件。当地党委、政府在了解了上访群众的诉求后，作出承诺，数百名上访群众于次日夜间离开，事态似乎得到了控制。

此后，由数百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深入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为上访群众排忧解难。但与此同时，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开始在部分群众中蔓延传播。先说市委主要领导用50万元现金收买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上访组织者，紧接着又说市政府把一个超过亿元的市政工程承包给了另一个积极的上访参与者。

谣言四起时，潞西市原市委书记赵镇康和群众代表谈过几次话，但是因为谈话回避了一些敏感的问题，如群众提出的国有资产缩水、改制时操作上违规等矛盾焦点，非但没有起到劝说上访群众散去的目的，还一定程度上造成矛盾激化。甚至有上访群众曾当着赵镇康的面，以此要挟，要政府按照一个人50万元的标准给大家钱。

“谣言始作俑者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煽动群众再次以群体性上访的形式，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实现自身的利益。”参与这起事件的李先生说。2009年4月底，近百名群众再次上访。

2009年5月，湖北省巴东县“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镇干部”的事件也充分暴露出一些干部应对舆论能力不强的问题。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案件本身并不复杂，难在应对舆论。案发后，网络舆情和部分纸质媒体关于此案的负面舆情数量大，言辞激烈。在一些网络论坛和新闻跟帖中，有人煽动人们去巴东聚集或去北京上访，情况异常复杂，处置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在“邓案”的这场舆论风暴中，信息披露最多、最快、传播最广的“非官方渠道”某种程度上垄断了消息来源，很多网友说，小道消息比官方通报更像是真的。

而当一些记者采访时，却被告知，建议不要将信息来源表述为县政府或政府新闻办。然而，在网络时代，信息披露一旦不权威、不及时、不主动、不完整，就可能给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此外，考虑到是敏感事件，传统媒体并未过多报道“邓案”，一些谣言抢占了“邓案”的话语权。



“信息真空”滋生谣言

分析这两起事件的起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长期的合理诉求解决不到位，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甚至是不作为，致使政府的公信度下降。这时各种谣言哪怕是荒谬绝伦的谣言都会有人深信不疑，并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暴发的主要因素。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说，过去一些部门的思维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奉行先内部调查，待结果出来后再选择性地向社会公布。但是发生了群体性事件，人们总是急于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时期是公众寻求事情真相最为迫切的时期，而此时又往往是媒体报道信息短缺的时期，也是各种猜测、道听途说、小道消息、谣言迅速传播的时期。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播发权威消息，抢占信息制高点，就会产生“信息真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义彬等学者认为，目前有的地方干部对网络舆论阵地建设重视还不够，对引导网上舆论花的心思还不多。在现代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当今时代，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要依法依规向民众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信息。

湖北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同时指出，在社会转型期，公安机关不能像过去那样就案办案，而是要把案件放在是否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中审视，要了解舆情，尊重民意，争取群众；要具备政治敏锐性，做到未雨绸缪，防止使“案件变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