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为解释现实现象提供了一整套逻辑自洽的说法，因而也为诊断现实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人们关注。那么，如何认识和解释群体事件这种现象？它们给了我们什么警示？我们能从中引出什么结论？要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掌握相应的理论分析工具。在政治学研究中，至少能够找到如下三种相关的理论。

　　利益结构失衡论

　　古典政治学集中讨论“良政善治”的意义和条件，并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对于良好秩序的重要意义。按照古典政治学的观点，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和好的社会秩序，应该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是造成社会不满、引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抗议和社会冲突的根源；而要保持社会利益的均衡发展，共和主义的制度安排和中道政治的发展战略是必不可少的。

　　上述观点集中反映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当中。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混合政体、中道政治、公民美德、法治主义等被视为“古典共和主义理想”的原则，与今人所理解和倡导的宪政民主理念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所以，亚里士多德不仅为古代城邦制度而且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政治安排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为当今社会冲突问题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根据。

　　第一，善德就在于“行于中庸”，即适宜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使每个人避免过犹不及状态的品行。“行于中庸”不仅应当是公民生活方式和行为标准，也应该成为政府施政的理性准则。换言之，频繁地在非固定地域、非固定人群或团体中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一定表明该社会在上述原则上出了问题，可能意味着社会发展偏离“执中”路线而导致严重不和谐。

　　第二，中庸美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体现就是“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这也就是说，贫富悬殊是社会冲突的总根源，也是政治极端化进而走向无序化的社会基础；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不是民粹主义政治形态，就是集权主义的寡头政治形态；唯有“中产社会”（也可以说是“公民社会”）的强大，才能抗衡“极富”和“极贫”两个阶级，医治“‘赢者通吃’VS‘阶级斗争’”这种极端思维模式的社会弊病。

　　第三，实现中道政治、适应小康社会的优良制度应该是混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要素的“共和政体”，这种 “共和政体”的宗旨在于“顾全贫富两方利益”，保证处于中间地位的统治者扮演“仲裁者”的公正角色，尽可能实现各个因素的平衡。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实现利益均衡的混合共和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最为优良、最为持久的关键在于，它能够通过一些混合机制，顾全贫富、强弱、左右两方的利益，保持二者的平衡；在富人和强者事实上掌握更多资源和机会的情况下，引入平民力量，适度加大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是维持二者均衡的重要方法；而民主机制正是可以用来平抑寡头集团、保持中道政治的重要手段。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实际上是引入平民力量来抑制垄断寡头和权力资本、实现利益协调的重要手段。

　　利益结构失衡理论把社会利益相对平衡视为理想状态，提出了“利益平衡的社会就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公正和谐的社会就是较为稳定持久的社会”这样的命题，并且依据这样的命题，推导出政府的基本角色和政策倾向就是坚守公平正义，维持利益均衡。今天，在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利益结构失衡理论进行反向思考，对社会进行全面“体检”，对政治制度、政府角色和政策倾向进行全面检讨。

　　制度供给不足论

　　在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发展研究中，现代化与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家们关注的中心议题。许多学者坚持和认同这样的观点：社会稳定不过是社会需求与制度供给达到相对平衡的结果或状态；相对而言，社会需求是更加积极的因素，处于不断的变动当中，而制度供给则是相对稳定的因素，随着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适；在现代化发展阶段，作为社会动员力量的社会各种要素急剧变化，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社会需求，使传统的制度供给模式出现严重“不适应”，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实现社会稳定的积极有效的途径，在于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制度“扩容”，为不断变动之社会需求的表达和实现提供可容纳的制度框架和空间。依照这种理论可以做出判定，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那就说明该社会的制度供给出了问题。我们把这种观点或理论统称为“制度供给不足论”。

需要进一步明确，这里所谓“制度供给不足”是指，相对于民众的社会动员而言，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以至于未能为公民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或者政治体系难以及时吸纳公民的社会需求，并将之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是规范政治行为的机制，也是组织政治共同体、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力量；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成正比，与政治参与的要求和行为成反比，政治制度化水平越高，政治稳定的程度越大；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制度化水平滞后，必然造成民意阻滞，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此，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表明该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落后，不能将社会需求纳入日常的制度化轨道，以致形成社会矛盾的纠结和“总爆发”。

　　“制度供给不足论”的主要观点来自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P.Huntington）的论述，他的《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可谓这一理论的经典之作。根据他的观点，（1）任何社会都可能面临政治不稳定危机，但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几率较小，而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所谓“现代化”时期，往往是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期。换句话说，政治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试图获取现代性；如果贫穷国家不稳定，那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力图致富。所以，“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现代化作为一种客观必然的进程，是一个多层面的、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重大变革。其中，与政治最密切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动员，这意味着人们期望自身状况的改善；二是经济发展，它意味着人们满足需求之能力的提高。现代化可能促成这两者的并行发展，也可能造成二者的巨大偏离。（3）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取决于下列参数关系：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4）现代化时期之所以是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原因在于，一方面，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政治制度化水平——即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又相对较低。

　　当代功能主义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实现政治体系和其环境之间的平衡。只要执政者能够对新的政治要求做出响应，并保持政治体系的平衡，那么，政治稳定就可以得到维持。如果当局不能适应变化的条件和要求，不平衡和不稳定就会得到发展。假如这种状况持续太久，革命性变迁就会发生。因此，按照功能主义的理解，暴乱是对无效政府的回应。

　　毫无疑问，上述理论也为我们分析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提供了理论工具。它引导我们超越具体事件纷繁复杂的因果联系，从制度供给方面把握事态的性质、探究事件的根源，并提醒政府从制度建设角度去检讨以往的工作，寻找避免和化解群体事件的出路。

　　心理落差论

　　当代政治学的行为主义学派也为社会群体事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行为主义者关注人们的心理动机，研究什么样的动机会促使一个人卷入暴力活动之中。该学派认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受其心理支配，而个体心理的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和感知；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这是人们投入叛乱或暴动的心理根源。

　　历史地看，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研究暴力事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平等的心理和不平等的现实是导致革命的原因。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当代社会心理学家进一步丰富了上述研究内容。美国教授T·Gurr在《人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提出一个关键概念——相对剥夺（ relative deprivation），以解释政治生活中的集体暴乱。他给出的结论是，人们是否投入叛乱取决于他们对心理期望值（value expectations）和实际实现能力（value capability）之间差距的理解，即人们对想得到和能得到之间差距的认识。

　　相对剥夺理论最主要的贡献是，它指出人们如何感知和认识他们的状况和条件要比实际的状况和条件更加重要，而感知和认识来自于：（1）人们和以前状况的比较；（2）人们和其他集团成员的比较。暴乱发生在相对剥夺感普遍而又强烈的时期。一个教授编写一本教材时觉得他所得的收益不够，这不太可能演化为普遍的暴力事件，因为他的抱怨不会被社会其他成员所重视。但如果有很多人觉得相对剥夺严重，那么，暴力事件就可能发生。

　　对于当政者来说，最危险的时机是，当人们的期望值在增加，而满足需求的能力在下降，如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这种观点在“J曲线理论”中也得到了积极回应。“J曲线理论”认为，社会暴力事件表明，人们的期望值在不断上升而政府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却在下降；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后出现短暂的逆转往往是最容易发生暴乱的时刻。

　　相对剥夺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比较历史眼光下看来的收入提高、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等事实，在个体差距比较的视野下会显得微不足道；收入悬殊和分配差距的拉大是刺激人们无视历史进步事实、形成社会不满心理、导致反叛行为的关键要素。相对剥夺论告诉我们，对群体事件的合理反应应该是调整收入和分配差距以及人们对于差距的认识和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