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论述（中）

胡为雄

2009年05月11日10:10 来源：《学习时报》


　　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政治分析著作中的用法不同，马克思在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三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取的则是“法律的和政治的”结构意义。他在序言中明白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或政治实体了。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乃至在8年之后，即1867年，马克思在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的第33个脚注中，再次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在这一次引述和移植中，马克思作了一处修改，即把“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但这种修改对上层建筑概念的释义没有直接关系。另外，马克思在脚注中还针对性地指出：“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决定政治形式的思想。

　　然而，马克思在1861—1863年写成的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一册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中，在批判经济学家昂利•施托尔希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问题的反历史态度时，在说明其荒谬说法时，则是在思想学家们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他写道：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

　　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而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却又是在观念意义、在社会政治观点的意义上使用的：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却取政治结构的意义。不过，他在书中只是用来指称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似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贴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婢膝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余地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把国家政权界定为上层建筑，同时还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庞大政治机器：它有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警察、僧侣、法官等等。这个国家政权“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分支庞杂，机关遍布各地。马克思这里偏重的和关注的是“国家工作机器”或“政府机器”的具体结构和功能，完全未涉及社会意识这种精神现象。在当时公开正式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同样在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