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可作广义和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说,协商民主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凡是关系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来体现民主。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各种类型都可以纳入协商民主的范围。从狭义上说,协商民主指的就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它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在人民政协工作层面上,协商民主包括阶层协商、民族协商、政党协商等[1]。当代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以及各民主党派互相之间的协商。由于无党派人士虽然“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2]所以,政党协商民主也包括中共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商。在当代中国,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一、发展政党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国家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3]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温家宝总理指出:“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4]在当代中国,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对于完善国家政治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政治制度包括很多方面,政党制度是其重要内容。“所谓政党制度,就指制度化的政党执掌、参与国家权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党关系的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政党从政的固定化了的模式。其内涵主要的是指一国政治体制中政党执政、参政的形式;同时,如果有多个政党存在,则包括政党之间关系的形式在内。”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5]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6]这一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政党协商民主制度。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形式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正式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尽管建国后这一制度发展历经顺利发展、曲折发展、倍受摧残考验和健康发展时期,但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党协商民主的功能一直没有变化。“人民政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经典形式。”[7]今天中共中央提出“两种民主形式”思想,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政党协商民主的重视,也说明我国政党协商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概略地说,这些还不够完善的地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协商的程序还不够制度化。比如,协商提议应在多少时间内经哪些组织讨论确定为正式协商议题;协商议题的提出者和政协在正式举行协商前多少时间,采取什么方式通报给参加协商的所有团体和人士;正式进行协商时又应该怎样进行;参与协商的团体和个人在时间、内容和形式上,如何确保协商的顺利进行和有成效;什么情况通过表决,什么情况搁置,什么情况怎样处理,都没有明确规定,随意性很大。二是政协章程中有关协商的内容等规定得还不够具体明晰。比如,“大政方针”的内涵、范围有哪些,哪些问题属于“重要问题”,应当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范围。这样对于民主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无疑是有益的[8]。由此可见,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在直接意义上可以促进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在现代协商民主政治实践中,“协商政治的基本主体是政党或政府、利益集团”,“在协商政治的过程中,政治组织的活动由其代表或政治精英来完成。”[9]政党在民主政治进程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经常主导着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发生于人大、政府、司法乃至中共党务工作等各个方面。如人大决策和立法中的协商,政府行政中的协商,联合执法中的协商等。这些都与国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宏观上,它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因而,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政党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乃至整个国家制度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加强政党协商民主能够进一步促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二、发展政党协商民主有利于规范社会政治行为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0]而要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规范社会政治行为。在当代中国,加强政党协商民主在这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1.有利于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

社会稳定是以公民规范有序的政治参与为前提的。正因如此,党的十六大才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11]协商民主论者认为,“稳定的公共生活和繁荣的民主政治是以社会中多数人积极参与为前提的。因此,公民参与既是我们公共生活的晴雨表,又是我们改善它时一切行动的焦点。”[12]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正向人均3000美元迈进。国际经验表明,这正是社会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时期。一方面,就业、分配、社保、教育、腐败等问题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仍然存在并发生新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不断出现。“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13]其结果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14]。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必然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党来代表他们参与,这些新的阶层必然会自己起来参与政治。而当前我国既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对政治参与的规约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要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张力,因而很可能产生参与过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特定的政党来表达不同社会阶层的诉求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15]今天,各民主党派既与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有联系,又和新生的社会阶层相关联。在政协这个机构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能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这种政治行为本身就是规范有序的,始终体现着“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现代民主精神,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共同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6]。“协商过程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17]。因此,在当代中国,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可以拓宽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各种意见得到充分展示,兼顾好不同方面的合法权益,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从而有助于缓解这种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2.有利于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

社会稳定与国家政治权力的规范运作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行政权力或者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怎样控制行政权力的非民主取向已成为各国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协商民主论者认为,控制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恰当途径是实行协商民主。“只有协商模式才能规范、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因为真正的公共行政需要在讨论和决策中把公开性、平等和包容性最大化,所有政策协商的参与者都有确定问题、争论证据和形成议程的同等机会”,“协商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18]协商民主理论支持公民政治参与其实也是为了规范行政行为。诚如Pablo de Greiff所说的,“就政治过程而言,协商民主关注政治观点与意志形成的长期过程,以及它们在正式议会场所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交流。因此,协商民主坚定地支持参与,它认为需要高水平的参与,而且最终目的是使权力运作合理化。”[19]

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也存在着不少不规范之处。如:“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滥用行政权力的问题比较严重,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发生,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影响恶劣;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少群众在就医、上学、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还存在实际困难;有的地方、部门违规修建楼堂馆所,摆阔气,讲排场,铺张浪费,奢靡之风盛行,职务消费不规范、不透明,行政成本高。”[20]这些都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当代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是国家体制内的制度化的协商,得到了执政党的认可和国家法律的确认,因而具有一种权威性。特别是参政党的协商监督具有身份优势、智力优势、组织优势和心理优势,具有极大的权威性[21]。因而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可以较好地规约政治权力的运作,是确保社会稳定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三、发展政党协商民主有利于重塑社会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22]政治文化对现代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代中国,发展政党协商民主有助于重塑社会政治文化。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政党协商民主有着良好的传统。其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年代,历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时期等许多阶段。由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结下了深厚情感,早在建国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具有民主联合政府性质的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共同纲领》,实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形成了政党协商民主制度。但在建国后,中国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却历经大起大落。从1949年到1956年是政党协商民主制度顺利发展时期。中共建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在共同协商的前提下接受了中共领导,从法律上确定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制度与参政议政渠道。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1966年是政党协商民主制度曲折发展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反右运动和“左”的思想抬头,严重干扰了政党协商民主制度的运行。从1966年到1976年是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倍受摧残、经受严峻考验的时期。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停止活动,政协陷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政党协商民主产生了许多困惑。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并不断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各民主党派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已经表达了高度的认同。但是,每当人们回忆起以前的历史,总会喜忧参半。既为革命战争年代和过渡时期良好的政党协商而欢欣鼓舞,又为顿挫时期的曲折而扼腕叹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间充满了“和合”、“仁政”、儒家中庸思想。这些思想包含了协商精神,是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的思想渊源。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创造性继承的产物”[23]。而“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24]近代以来,在赶超世界潮流的过程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这种优秀的注重协商与和谐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和合”与协商的传统政治文化更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不是说西方政治文化都没有价值,而是说它也有自身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因此在当代中国,加强政党协商民主既可以弘扬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逐步生成的优良的政党协商传统,又可以复兴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协商精神。

2.有助于克服现存政治文化的缺陷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民主传统。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25]。由于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时期,因而培植了顺从型的奴性人格和安分守己的臣民文化,许多皇权专制性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因而,现存政治文化有着不少缺陷。如在政治参与方面,健康的民主应该是公民积极参与式的民主。但我国社会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高、政治冷淡主义比较严重。民众或不问政治,或回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认为政治乃是非之地,参与政治意味着自找麻烦。政治冷漠导致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普遍较低,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比例仍然不高。相当多数的政治参与活动,如选举,实际上都是由执政党和政府组织和动员起来的被动性的政治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需要运用行政强制手段和物质刺激手段才能保证正常进行[26]。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失也体现于我国政党协商民主之中。特别是在协商监督意识不够强。“一方面是有的执政党领导干部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够,甚至感觉忠言逆耳;一方面是有的参政党监督的主动性不够,有的甚至患得患失,心理束缚较大,从而影响了监督的鞭策性。”[27]可见,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在特殊意义上有助于克服各党派成员的政治冷淡,提升其参与意识,培育政治认同;在一般意义上则有助于给更大范围内的协商民主起到示范作用,培育公民的平等观念,进而克服现存政治文化的不足。

四、发展政党协商民主有利于提升公民政治素质

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还有赖于公民的政治素质。这种政治素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的政治道德,二是公民的政治技能。在当代中国,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对此都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培育良好的公民道德

政治美德体现为公民之间的互相信任、理解、尊重、包容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公民的政治道德。发展政党协商民主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能够培养协商参与者良好的政治道德。“协商民主能够培养出维护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美德,培养出民主公民的性格特点,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通过充分了解其与众不同的人性、道德信念等,人们就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其期望、关怀与需要。协商民主通过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需求和道德利益,不是强迫遵守那些无法了解的、与我们相疏离的道德要求,而是能够培养人们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的意愿。”[28]在协商过程中,“政党、政府和利益集团都是复合型政治主体,是由若干人与一定的机构组成的政治组织,协商政治是各政治组织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政治组织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过程。”[29]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两个先锋队”组织。各民主党派也多是社会的精英。因此,在直接的意义上,当政党协商民主发生在各党派成员之间时,它能够进一步提升各党派成员的政治美德。其实,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所信奉的“十六字方针”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本身就是在协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美德。而当协商发生在政党成员与党外人士之间时,或者是政党协商民主直接体现为社会协商时,则协商还能够直接提升其他非党派协商参与者的政治道德。在间接的意义上,发展政党协商民主还可以带动其他领域的协商,进而提升其他协商参与者的政治美德。

2.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技能

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还有赖于参与者的政治技能。这种技能是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逐步习得的。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近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30]。而“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31]由于资产阶级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32]。他们“善于保持自己的阶级统治,他们有我们不可缺少的经验”[33]。因此,从逻辑上讲,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应该经过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训练,从而不断提升自身政治技能、为未来社会政治文明准备条件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这种准备提供了可能。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愈多,它的代议机构愈健全、愈民主化,人民群众就愈容易弄清党派斗争,愈便于学习政治,即愈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34]而如果“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35]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正是通过利用资本主义民主、不断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而提升自身政治技能的。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直接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在民主政治上存在着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错位。在逻辑起点上,建国后,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逻辑很快就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超越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态。但其历史起点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非常态,社会主义建立之前,民众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政治锻炼。因而在辨识政治事务、进行政治沟通等技能方面都有待于大力提高。在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的主体是社会精英,具有较高的政治技能。因此,发展政党协商民主一方面可以提升各党派成员的政治技能,可以弥补普通民众政治技能的不足;另一方面则可以提升各自所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技能。同时,政党协商民主也能够为社会协商提供示范,其他协商参与者可以从中学习到政治参与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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