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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民主的真谛——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作者:张宝川 李香钻 杨灵 文章来源:《中国政协》2022年21期 时间:2022-11-27

2022年9月14日,中秋刚过,泉城济南。正是趵突泉涌的时候,历下区建筑新村街道绿景嘉园社区一栋老旧的楼房前来了一群人,他们围着一处新加装的电梯看起来聊起来。老旧楼房加装电梯,几乎是每个城市都遇到的棘手难题。而这里,据说,自从市政协搭台搞了“泉城商量”,大家一“商量”就解决了。于是,很多人慕名来参观。

“嗨,都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啥事商量商量,拉呱拉呱,不就完了。”

“就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没想到一个退休老大爷能流畅说出,分毫不差,大家都笑了起来。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第一次阐述什么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世瞩目的中共二十大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接着,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本质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民主形态。

她曾经是赣南闽西大山深处的一团星星之火,她曾经是陕甘宁边区参加“豆选”的老汉手里的一枚豆子,她曾经是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一张设计草图。如今,从新时代开始,她又随着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强盛而写在她雄心勃勃的宏伟蓝图上。

“高大上”

“政协是干什么的?”长期以来,在很多普通百姓的眼里,政协就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在一起开会研究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一种“高大上”的存在。

“高”“大”“上”到什么程度?

看了那部有100多位明星参演的电影《建国大业》,很多90后、00后这才知道:“哇,原来共和国是这样协商产生的啊!”“原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是毛主席在政协会上讲的呀!”

2014年9月21日,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为什么说是“真谛”?

因为,这种形态体现了民主的本真、民主的真道理。“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商量”二字朴实无华,“真谛”一词力重千钧——把发展协商民主摆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局中更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重大战略。

怎样“商量”?

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得非常具体:“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

带头身体力行的也是总书记。

2020年9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持召开座谈会,主题是谋划“十四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计。很多人自己都没想到会在被邀之列,他们是村支书、乡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种粮大户、货车司机、快递小哥、餐馆店主、法律工作者……30名基层代表齐聚一堂。

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副校长盘玖仁向总书记反映偏远民族地区教育存在的“短板”:首先是教师数量不足,存在结构性缺编;其次是条件艰苦,好的老师留不住。

“你反映的问题很实际。”总书记回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解决了义务教育普及化的问题,但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又突出出来。“十四五”时期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2020年,中国一面抗击着世纪疫情,一面开始着手编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每五年一次,这么大个事,人民的事,当然要和人民商量。从7月到9月,这样的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一共主持召开了7场。作为中国这艘巨轮的掌舵人,他要亲自倾听带着人间烟火气的“最草根”的声音。

对于制定“十四五”规划这样重大的事项,人民政协自然是责无旁贷。2020年8月、2021年6月,全国政协先后两次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围绕规划的制定和落实进行协商。

按照汪洋主席要求,全国政协组织了深入的前期调研,分8个专题66个分题目展开,涵盖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等热点难点问题。其中,经济委员会对全国130家企业进行了调研,涉及国企、民企、外企等不同所有制,涵盖31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梳理出10个专题共115个小题,形成了《百家企业反映的百个问题》,并据此提出:“十四五”规划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政府推动发展的首要任务。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讨论“十四五”规划是主要议题。团组会上,代表委员们“争抢”话筒,对纲要草案“锱铢必较”;代表委员通道上,30余位代表委员与记者“隔屏对话”,用中国故事诠释新发展理念;两场政协大会发言,24位委员用智慧和心血勾画新格局的蓝图。两会闭幕前夕,根据代表委员在审查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起草组对规划纲要草案作出55处修改。

在上百万条网民帖子里,一位叫“云帆”的网民留下关于“互助性养老”的建言。令“云帆”惊喜的是,这条建言有关内容被列入“十四五”规划建议,最终化为规划纲要具体举措。对于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厚望:“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事好商量”,践行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政协方向更加明确,使命更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

2022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政治协商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直接开展的协商,简称政党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开展的协商,简称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其功能和作用发挥正日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作为政治协商另一种方式的政党协商同样成效显著。十八大至2022年7月底,党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党协商会议185次,就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重大政策制定和重大战略实施,提出意见建议1000余件,一批重要建议已转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

接地气

 

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一种“新”的会议形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人不多,就20多位,有政协委员,也有部委负责人、有关专家。基本上每两周召开一次,所以又叫双周协商座谈会,主持人则无一例外地由全国政协主席担任。规模小,规格高。会议的开法也很特别:与会人员围坐一圈,没有照本宣科,允许现场插话,也因此充满“争论”。

2014年1月,“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为主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举行。会上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与张国宝等委员展开辩论,“挺核派”“反核派”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会议主持人、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不得不笑着“维持”起现场秩序。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正负电子对撞”,会议最终达成共识:长远看,中国要发展核电,但必须稳妥推进,“安全第一”成为两派的最大公约数。

人们还注意到,这种会议的议题不乏一些老百姓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建筑工人工伤维权”“妥善解决特色小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等。人们管这叫“小切口”。

既然是专门协商机构,一定的协商密度是其“标配”。以往,在政协系统一直有“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一说。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大部分委员却一年只能参加一次大会。有了这个新平台,情况大为改善。全国政协办公厅算了一笔账:双周协商座谈会每年举办20次左右,每次20名左右委员,5年就有2000名左右委员参加,差不多相当于全国政协委员的总数。逐渐地,一些一线工作者和基层群众也常被邀请参加。2020年6月19日,以“完善外卖食品安全监管”为议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除了相关的政协委员、政府官员之外,饿了么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磊来了,美团点评集团联合创始人穆荣均来了,还有那位疫情期间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外卖小哥高治晓也来了。到底是90后,虽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直接面对汪洋主席这样的“大领导”,高治晓也并未特别紧张,还特地带来了一本《时代周刊》在会上展示,引起大家的一片笑声。

作为“草根”基层,受到这样的重视,他很感动:“以前送外卖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经历了这次疫情,我觉得我们的职业很伟大,因为我们递送的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更是人间的温暖与希望。”

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还因为,这个会“很管用”。

在2016年5月19日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突然离席,代表故宫人郑重地向在场的领导同志深深鞠躬致谢。

事出有因。在上一年的一次“双周”会上,回到“娘家”的单霁翔委员将故宫古建筑修缮遭遇的困境一股脑儿道出,“由于体制保障、人才培养、材料供应等诸多掣肘,故宫官式古建修缮技艺面临‘人走艺亡’的严峻局面……”俞正声主席当即表示将向国务院相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令单霁翔没想到的是,问题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特事特办,特快。

此外,诸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600万辆”的提出,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等问题的解决,以及快递条例的制定,都和全国政协这个小型协商会的推动有关。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

十三届全国政协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又创设了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和专家协商会,进一步拓展了协商的深度和广度。十年来,围绕“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截至二十大召开之前,全国政协共召开18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20次专题协商会、140次双周协商座谈会、16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51次专家协商会,协商方式和平台载体不断创新完善,进一步形成常态化、多层次、各方面有序参与的协商议政格局。

既丰富协商形式,也注重协商成效。聚焦“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主题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堪称全国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一个范例。2018年,全国政协将“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列为年度十大协商议题之一,以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形式建言资政。

不止于此。2019年至2020年,全国政协又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跟踪调研。通过实地调研,听取一汽、北汽、上汽、比亚迪等企业的意见建议,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寻找发展路径。2019年11月,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为题组织召开全国政协第一次智库研讨会。调研组成员在政策引领、技术路径、融合发展以及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编制工作提供有益参考。持续跟踪,久久为功。如今,在城市,在乡村,新能源汽车奔驰在广袤大地。这其中,就凝聚着委员们的智慧。

十八大以来,全国政协将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作为一项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与此同时,“商量”在多个层级、通过各个渠道有序开展。在北京,在江苏,在山东,在广东,在很多地方,在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各级政协组织都积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通过“委员工作室”等载体联系和服务群众,特别是界别群众,推动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相融共促。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黄安坨村,就有一个这样的政协委员工作室——九三学社北京市政协委员工作室。这是一个以界別形式成立的委员工作室。

工作室是干什么的?干好两件事:一是把群众的愿望、心声和诉求收集上来,反映给党委政府。二是向基层群众准确讲解和宣传党委、政府的政策和主张,使大家及时掌握和享受到相关政策,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在村头的槟果林旁,农业专家为农民讲解如何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防治果树病虫害;在“百花山社”院内,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委员关于精品民宿的培训讲座……而这,也正是以界别委员为核心成立委员工作室的优势。委员们可以发挥专业特长和资源优势,走近基层群众,解民情、纾民忧,架起党委政府与基层群众的“连心桥”。

同时,委员工作室更是一个“商量”平台。人民群众关注什么,就商量什么;老百姓难题出现在哪里,就商量到哪里。

其实,还可以去看看那些带着泥土、沾着露珠的“小院议事厅”“板凳协商会”“车间议事会”……

很多亲身参加过“商量”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语言解释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性质定位”——“政协就是商量事儿的地方”。

人们在比较中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有了更多亲切感、认同感。

西方代议制发展到今天已变成“选票至上”“唯选票论”。立法、行政机关都在围绕选票转,政客无暇真正顾及重要的公共事务,政策辩论的背后往往是利益交换和竞选需要,政策和议案成了精心算计选票的副产品。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施政的“短期行为”,对选票的算计压倒了对社会长远发展和民生问题的关切。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甚至时常出现政治瘫痪现象,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以民为本、施政高效率?

“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发展从民主选举到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民主的功能和价值越来越多地是体现在“百姓日用”。

十八大之后,悄然之间,“中国式商量”这个带着泥土气息的词风靡全国。“商量”可以是“高大上”,也可以“接地气”。

协商式监督

2017年4月的一天,陇东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寒风萧瑟。

甘肃省环县耿家沟村外一段黄土飞扬的小路上,走来了两个身穿深色休闲服、走路沉稳的五六十岁模样的人,后面跟着一个身着浅色夹克衫、步履轻捷的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三人下了两个斜坡,端详了一下,直接走进一家农户的窑洞。从气场上就能看出来,来人是不小的“官”,却没有当地干部陪同,没有摄影记者,看来是“微服私访”的。这个颇具镜头感的场景不是电视剧,而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监督性调研实景。年龄大的两位是全国政协委员孙小系、苏如春。老实巴交的村民赵永堂只知道这两位是比村主任还大的“官儿”,有点不知所措。不过来人非常和气,唠家常,问收成,逐渐打消了主人的局促。一会儿的功夫,大家伙就坐到炕沿儿上有说有笑地聊起来了,最后聊到脱贫攻坚政策。

赵永堂不知道的是,这次下来的监督性调研组全国一共有44个,150多人,带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就有6位。他们计划用4个月的时间,走访15个省区市的75个贫困县。如此大规模的监督性调研,在人民政协历史上并不多见,他们是在为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准备。

和民主协商一样,民主监督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在民建,他深情回忆起毛泽东在和黄炎培“窑洞对”时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22年11月,二十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延安考察,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窑洞对”。

由此可见,总书记对“窑洞对”情结之深。“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对待民主监督的态度。“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共产党人对待民主监督的方针。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这与“窑洞对”是一脉相承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支持和保证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作出重大部署,进一步明确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基本原则、重点内容和方式方法。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一种“协商式监督”。

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的孙子、全国政协委员许进评价说:“将协商文化融入民主监督之中,是政协民主监督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创新。”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制度机制。在每年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的小组讨论上,几乎都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国家部委相关同志现场回应委员们的意见建议。这是协商,也是监督。十三届全国政协的民主监督,在之前的基础上,又推进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首次制定民主监督工作计划;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专门围绕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交流研讨;从2021年到2025年,10个专门委员会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开展连续5年的民主监督——“素有‘土中之王’美称的东北黑土地,正以每年0.3到1厘米的速度流失,如何保护?”“持续推进‘厕所革命’这件好事,怎么让农民愿意、让农民满意?”“国内循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自我小循环,不是层层的省内循环、市内循环、县内循环,而是要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形成大循环。”…………持续不断的跟踪调研,让委员们对工作的研究更加深入,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也更加具体。言者不为尊讳,闻者从善如流。

与此同时,受中共中央委托,从2021年开始,八个民主党派中央继为期5年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完成之后,围绕长江的生态环境保护又开启了同样是5年的专项民主监督。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主动提出监督要求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中国的事情越办越好。国外民调显示,中国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连续10年超过90%。

身边的政协

一说到中国的民主,人们就会立即想到每年春天的北京,想到人头攒动的人民大会堂的两会。

十几亿人聚焦一个话题,热议一个话题,兴奋一个话题,构成了这个星球上一道最亮丽的政治风景。美国《新闻周刊》一位资深记者说:“如果要用更好的故事诠释中国,那么他应该来中国的两会。”从中央到地方的政要、经济学家、明星、大腕,民营企业家,甚至农民工,在此几乎能找到各个阶层的采访对象。每年的两会,每位政协委员都要带着“厚厚”的“履职作业本”上会。这是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时汪洋主席的一个“特别要求”,只为了不辜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庄严的名称。

为了商量怎么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治理好,每个代表、委员们都要在议案、提案、发言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意见建议,经过反复沟通,交流交融,最后,才是表决。

和人大代表不同,政协设若干界别,政协委员是经相关程序后协商决定的。不同党派、不同行业、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群体,所有这些“不同”恰恰构成政协的特色。这种成员结构具有广泛的组织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和特色。现在全国政协共有34个界别,中国所有政党、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和五大宗教都有代表人物担任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有2000多人,各级政协委员有67万人,而每个代表人士的背后,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形容过的,都是“一把头发”。

细心的人们发现,十八大以来,在素称严谨、庄重的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有了这样颇具感情色彩的语言:“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到政协委员就在身边,政协离自己很近。”

让议题“走近”人民群众。

2019年8月,全国政协召开的一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主题就很亲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事。“1978年,全国只有500多所大学,现在有2600多所高校。要说现在的教育不满意在哪,根本原因是人民对教育的要求发生了改变。”大家的事就要大家商量着办。与会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共同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数以千计。同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加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建立‘租购并举’制度,加快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这些议题无不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让“身体”走近人民群众。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走向街道社区、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走进政协的大门,走进政协的议事室。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院,是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2019年11月16日上午,将近200人的一大群“外来客”走进庄严的全国政协礼堂。他们是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还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居民代表、退休干部。这是全国政协机关举行的第一次公众开放日。金融街街道居民代表宋玉环拉住讲解员问:“您刚刚说汪洋主席主持的双周协商座谈会还谈论了孩子们午餐的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宋玉环颇为感慨,原来住得离政协不远但总觉得“够不着”,这回是打心眼里感受到,政协就在身边。

长期以来,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工作的重点主要是社会中上层,而新时期随着爱国统一战线的扩大,许多政协委员特别是地方政协委员已来自基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要把过去主要是在政党和国家层面进行的协商拓展到包括社会基层特别是基层界别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政协“要提高联系群众能力”,“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在刚刚闭幕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时,又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要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

对于人民政协来说,要更好地发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效作用,就要做好凝聚共识的工作,而要做好凝聚共识的工作,就要密切联系界别群众。

人民政协前行的步伐更加坚定,道路更加开阔。

2016年6月,全国政协开展“劳动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视察,先后走访了广州、东莞、深圳三地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类型的10余家企业。视察期间,大家常常能听到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委员一口浓重的“晋普”:“这是我的联系方式,给我一张你的名片。”每到一家企业,他都会主动和企业负责人交换联系方式,以便进一步收集一手数据,积累一手素材。

更多的联系还是靠“商量”。

2018年10月,全国政协举行第一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活动,议题是“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一阶段,从10月1日起,委员移动履职平台开通主题议政群,里面就热闹起来。第二阶段,10月24日召开远程协商会,13位委员分别在主会场、3个分会场以及在会场外通过手机连线发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与委员互动交流,同时还邀请地方政协委员和有关界别群众参加。

最热闹的时候是2个小时的互动环节,有的委员在社区、学校、车间、田间地头现场直播相关场景,有的边说边展示相关图片和视频。

“没想到政协也这么‘潮’!”委员、网民纷纷点赞。

解码“中国之治”

7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让很多国外观察家难以理解。

人类进入21世纪,面临着很多共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贫困。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用平和却又坚定的声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一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太行山深处。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是当地有名的特困村,608口人中428人属贫困人口,这里的贫困状况令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揪心。在全国,像这样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5000万。而世界上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才只有20几个!

于是,一个拥有近9000万名党员的大党,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向着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总攻。

这是中国共产党艰巨而伟大的目标,也是人民政协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于是,整个“十三五”期间,全国政协围绕“脱贫攻坚”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2018年,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6位副主席带队赴“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针对水、气、土等污染防治问题,近百位委员赴14个省区市专题调研,找对策、想办法、提建议。“一年中,我们更多的时间在路上、在基层、在调研、在讨论。”陈晓华委员的一番话,将全国政协委员们忙碌而充实的工作情形作了生动描述。

这5年,全国政协每年都将“脱贫攻坚”确立为重点协商议题。

这5年,全国政协先后围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扶贫实效”“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召开了4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

这5年,全国政协围绕“脱贫攻坚”的视察调研涉及17个省区市,遍及脱贫攻坚的所有主战场。

2021年7月1日,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欢呼雀跃、在电视机前热泪流淌的就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一些观察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看来,解码这“两个奇迹”的密钥是在这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秘密”还是在那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商量”二字上。

朴素,却不简单,在这里它代表了一种在西方文化里难以调和的合二为一的倾向:是民主,而不是独断;是合作,而不是争斗。

沧海横流,愈显本色。2020年,猝然临之的危难,犹如一场大考,把世界上不同制度下的国家、政党、政治制度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放在同一张无法回避的答卷面前。

伴随着初春脚步的是那场至今尚未消除的世纪大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领导指挥这场规模空前的捍卫生命、保卫人民健康的人民战争。第一时间,各民主党派中央纷纷表态,要求党派成员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号令,积极投身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第一时间,6万多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医卫工作者和共产党人一起庄严宣誓:誓死捍卫生命,保卫人民健康。他们给亲人留下“最后”一封家书,奔赴武汉。

第一时间,参加人民政协的各界人士捐款捐物、献计出力、复工复产,汇聚起同心战“疫”的磅礴力量。

而在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下,如何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兜住兜牢这个民生底线,尤为重要。问题引起全国政协的高度关注。仅2021年关于就业的提案就达到约110件。

2022年新冠疫情未消,委员调研献策不止。8月,全国政协还专门召开常委会会议,围绕“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协商议政,就稳岗政策、高校毕业生择业、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乡土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等问题,给出建议和思考。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概括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才有“全国一盘棋”。而形成这一局面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的凝聚共识。

在中国,除了执政的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但是他们不是在野党,而是参政党,是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朋友、诤友,是为了共同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办好。

在中国,有14亿人民,他们是在党的百岁生日这天喊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铮铮誓言的老百姓,他们是党最坚定、最坚强、最坚实的靠山。

在中国,还有一个专门“商量”事儿的地方——人民政协,这里不是为了回避问题和矛盾的清谈馆,不是为了争个你高我低、陷入无休止争吵的演讲台,而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求解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议政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政协,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可以说,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主要职能无不体现着凝聚共识的主旋律。

全国政协还创造性地搭建了凝聚共识的新平台、开展了凝聚共识的新工作:创设与委员谈心谈话等制度和面向全体委员的读书平台,连续3年组织覆盖34个界别的委员专题视察,注重在自我学习自我教育中增进共识;创设委员讲堂等形式载体,注重面向社会传播共识。

更有“看头”的是委员宣讲。“‘蛟龙’潜海、双龙探极、C919试飞、‘嫦娥’揽月、‘北斗’组网、‘九章’问世……我国制造业在由大到强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在“奋进新时代,百名委员说”宣讲活动上的一段话。二十大召开前夕,全国政协精心谋划,启动了“奋进新时代 百名委员说”宣讲活动。委员们结合自身履职实践,用一组组真实的数据、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幅幅精彩的图片,尽情讲述中国这十年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成就和变革……还有“委员说”视频:让委员通过媒体、通过互联网与群众“见面”。人们通过报告、视频,知道了大飞机是怎样上天的、复兴号是怎么腾飞的、天是怎么蓝的、山是怎么绿的。百姓在他们平时难以知晓的有温度的中国故事中,共识悄悄形成。从2020年4月开始,全国政协还发起了“委员读书”活动。不仅委员自己读,还邀请社会读者“与委员一起读书”。从今年7月持续至12月,全国政协通过委员专家导读领读、线上研讨、线下座谈等形式,设置5个单元小组的社会读者群,每群组织10名全国政协委员和130名社会读者读书交流。公众在他们平时难以接触的大家名家的解读中领会书香之美,共识慢慢凝聚。

不要小看“凝聚共识”这个环节。相比那些“立竿见影”能够转化成政策、决策的意见建议,这些事看起来似乎比较“虚”,不过瘾。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的大国,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能把四面八方、七嘴八舌、成千上万的点滴民意拢到一起,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离开凝聚共识几乎是寸步难行。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就是发源于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及其所形成的共识吗?这就是人民政协,她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她体现了根本利益一致性和智慧力量广泛性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和集思广益商量事相统一。

没有“七嘴八舌”的协商,就难有“万众一心”的共识。没有“万众一心”,何来“众志成城”?这是我们能够实行“一盘棋”的全面的深层次的原因。

人民至上

2019年9月20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豪迈断言:“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

这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色彩靓丽的得意之笔。为什么会“行得通”“很管用”?

美国学者福山在其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提出:“与制度的历史来源相比,制度的功能更为重要。”面对社会的急剧变革,如何保障国家引领社会变革的能力?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如何吸纳多元利益主体的特殊诉求和意见?面对利益分歧和分化,如何将不同的政治意见整合进决策过程?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的民主“三问”。

福山显然已经看到了近年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情形和问题。但是,他找不到答案。

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找到了。

在江苏兴化,就是那位“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清代著名县令郑板桥的老家。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过去邻里、商家乃至村与村、族与族之间如果有点纠纷冲突,首先不是到官府告状打官司,而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前辈出面,约双方到茶馆“吃讲茶”。大家一边喝茶,一边摆事实、讲道理,最终达成共识,化解矛盾。“垃圾分类问题、婚丧嫁娶攀比浪费问题、养犬问题为什么最后能皆大欢喜?”曾担任政协委员39个年头、今年83岁高龄的任祖镛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她就像是‘吃讲茶’的升级版,更是对传统协商文化的一种继承与超越。”升级在哪里?这是有组织有规则的“商量”,更是有领导的“商量”。协商有两个必要的前提,一个是要有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超脱于各利益攸关方利益之上并能为各方所信服的主导性力量,否则协商必然陷入坐而论道、莫衷一是的境地,难以凝聚共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即使是过去的‘吃讲茶’也得有一个能为双方都接受的德高望重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今天,在中国,这个“德高望重者”是谁?当然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深得人民拥护。而且,有一套行得通、很管用的制度体系,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结构复杂、连接精密的肌体,那么,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等,就是她的骨骼,而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就是她的大脑,她的灵魂,是引领一切的关键因素。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什么别的力量才能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操控,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才能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民主,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这是“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最大的理由。北京,天安门广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她见证着现代中国百年的风风雨雨。每年两会,代表、委员都要在这里留下难忘的照片。每天清晨,伴随着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来自祖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老党员、老干部、抱在母亲怀里的孩童,一齐向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深情瞩望,放声歌唱。风雨无阻,天天如此。

正是在这里,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面对游行的队伍,人民领袖毛泽东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声“人民万岁”。正是在这里,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面对如海的人群,习近平总书记发出那句发自共产党人灵魂深处的声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伟大变革之中,“人民至上”四个大字熠熠生辉。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被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全过程民主的皇天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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