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发展的创造和结晶，是社会进步的综合表现。当我们从文明学视角考察社会发展的时候，可以发现，人类文明充实着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配着人类文明演进。正是在发展实践的推动下，人类文明呈现出时代性变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提法。对于这样一个由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在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积极实践、且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特定范畴，我们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准确把握其涵义和意义。 

一、系统观念是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认知工具 

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整体，事物的联系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着。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深刻揭示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展所蕴含的系统意义：“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在对事物系统性的认识中，人们提炼概括出了相应的系统观。其中，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就是一种科学的系统观。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有两大支柱，即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原则和发展原则。毛泽东要求“照辩证法办事”，因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联系性和发展性存在的最深刻、最全面的学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列宁也要求从整体上把握联系着的事实：“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习近平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肯定了系统观念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决议》则向全党发出了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号召。这表明，系统观念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观念，而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系统观念，当然也成为我们准确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认知工具。 

系统观念何以能成为我们科学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分析工具？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也是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中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曾明确写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正因如此，“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经典作家的论断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创造实际上也是一种系统性存在，这就意味着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也是一种系统性的文明。这种人类文明的系统性特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系统观念去看待人类文明特别是新形态的人类文明。这就是系统观念对于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普适性的方法论意义。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性表现 

系统是一种矛盾性存在，其生成和演进要遵循和体现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科学系统观就是在尊重和承认事物矛盾的斗争性与特殊性的前提下对事物的普遍性与同一性的把握。这表明，以系统观念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要求在于应从普遍性或共性和同一性角度来把握。在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看来，人类文明虽然多姿多彩、各有千秋，但既然是“人类”文明，不同的文明之间必然存在着共性或共同之处，如都具有属人性——凡文明都是人的文明，都具有实践性——凡文明都是人的实践性创造，都具有表征性——凡文明都体现着人类的进步状态，都具有历史的生成性——凡文明都是在发展中呈现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的历史演进性。在矛盾的同一性原理看来，既然不同的人类文明具有一系列共同之处，不同文明之间实际上就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可能。习近平明确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多姿多彩而又相互依存的人类文明正是在相互贯通中获得了发展。基于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分析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视阈下，人类文明新形态所拥有的系统性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文明内涵的整体性 

人类文明是一个系统，这首先体现在其内部构成要素的依存关系上。换言之，就构成要素而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是一种整体文明，这种整体文明是我们“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结果，在实践上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上述五种文明的有机统一或“五位一体”，才能生成新形态的人类文明，否则，就失去了其之所以为“新”的重要基础。上述五种文明是人们在社会有机体的不同领域、不同方面进行实践创造而取得的积极成果。在日益强烈的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以及种种反文明、反进步问题的强势推动下，人类文明在逐步呈现出综合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整体性的形态。换言之，整体文明是内在有机的复合性的文明形态，具有系统性、协同性、历史性等特征，它的出场意味着我们只能基于整体性的视角去把握和理解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整体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五种子文明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协同发展。其中，生态文明处于自然性的基础地位，物质文明处于社会性的基础地位，它们共同对新形态的人类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发挥支配性作用。自人猿相揖别、人类开始自主自为的实践进程后，文明便逐渐萌生。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形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吸纳了生态文明的支撑因素。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兴的文明形式，它在人类文明生活中的隆重登场，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宣告了新形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政治文明是新形态的人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政治保障因素，它以自身的政治中介性作用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统为一体，并决定其他四种文明的性质，使其他四种文明相互影响，推动它们的发展。精神文明为新形态的人类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提供着思想观念方面的观照、指导以及精神动力、智力等方面的支持推动。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社会文明的核心是人的文明，而人的文明在新形态的人类文明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导向和标尺作用。整个人类文明实践或所有形式的文明实践最终都要落脚于“文明人”的培养和锻造上，偏离了这个根本的价值要求，文明必将不文明。换言之，人类文明实践或社会发展实践“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而这种“完全不同的人”“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综上所述，五种子文明在协同发展中呈现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演进态势，这种态势生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使新形态的人类文明具有了新质的整体性的效应和功能，这无疑是单一的文明子系统所无法比拟的。 

（二）文明主体的共同体性 

文明的主体是人，而作为文明主体的人又可以划分为多种具体的社会性形式，主要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人类主体。在群体主体中，国家是最重要的主体形态。习近平指出：“发展归根到底要靠本国自身努力”，国家的作用在于它是文明创造和发展的具体组织者、落实者、调控者、捍卫者以及文明交流的推动者。一方面，国家是当前人类文明主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另一方面，国家统管着文明的个体主体，而个体主体都是特定国家的公民。国家在文明主体结构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是创造人类文明的最为重要的主体形态。自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出现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呈现出国家主导的形态，表现为“国家文明”的模式，即在大多数人类文明的实践演进中，国家和文明高度关联，国家支配文明，文明表征国家。这正是人类文明之社会规定性的重要表现。 

然而，近现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各国或各民族分散性发展，逐渐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发展的过程。在由文明的国家创造向全球创造、文明的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生成的过程中，文明创造的全球化是根本的推动力量。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文明发展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在文明创造的全球化潮流中，人类文明创造的“全球格局”逐步形成。这一格局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全球发展阶段，是文明的人类主体、人类创造、全球场域的统一。在文明发展的全球格局大背景下，文明发展既有国家的基本形态，也出现了人类主体的理想形态，呈现出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模式。也就是说，从文明主体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全球格局正在生成一种“类”主体，“类”主体强调的是创造文明的主体间的共性和同一性，其现实形态就是人类文明主体的共同体的形成，是在尊重和保护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的前提下，对以“类”主体的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文明创造活动的反映。可见，新形态的人类文明的系统性不仅体现在内涵结构上，还体现在创造文明的主体结构上，是一种正在生成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出现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飞跃。 

（三）文明关系的和谐性 

新形态的人类文明之系统性特征，不仅表现在其内涵结构的系统性、主体结构的共同体性或“类”属性上，还表现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上。系统观视阈中的文明关系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或者说具有和谐的品质。那么，文明关系何以具有这种品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体和属性范畴分析，创造文明的实体主要是国家，而文明是作为实体的国家的属性，国家和文明的关系就具有实体和属性的关系特质。文明依附于国家，并用来说明国家及其发展，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就代表和反映着不同文明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间的联系交流日益密切，“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人类文明创造的全球格局的大背景下，随着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逐步生成，不同国家所创造的文明关系的和谐共生形态必然出现。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原理分析，人类文明的关系无非有两种：一是和谐共生的形态，这是当今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或主流形态；二是人类文明对立冲突的形态，这是一种支流形态或文明关系的病态。在文明关系的和谐共生形态中，形成了人类文明共同体论和人类文明共荣论；在对立冲突的文明关系形态中，则滋生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坚持不同文明关系和谐性的总原则就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尤其是要反对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前者只看到文明间的差异、对立而没有看到文明间的统一，后者只看到文明的特殊性而没有看到它的普遍性，这两种论调都是错误的。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启示我们，企图以某种单一文明一统天下或使之独步天下，是幼稚可笑、不自量力的。坚持文明关系的和谐性，就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他国文明之间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既不攻击、贬损其他文明，也不能千方百计地同化、征服其他文明。只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实现国家和文明的和谐共生，才能真正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 

（四）文明创造的共进性或共情性 

人类文明的系统性特质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意义。从创造人类文明的实践方法来看，要秉持共生主义理念，坚持共生或共荣的实践原则。共生主义超越了认识人类文明及其运行发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要求把握文明内涵的整体性、文明主体的共同体性、文明关系的和谐性，还要在实践中积极贯彻文明创造交流的共进性或共荣性原则。在系统观视阈内，共进性实践原则是对如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方法论的应答。在共进性原则看来，第一，既然新形态的人类文明在内涵结构上是“五位一体”的整体文明，那么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务必要坚持协同推进。协同推进是新形态人类文明发展的具体机制，它所要实现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五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而非某一两个要素或子系统的单一发展、片面发展。第二，既然新形态的人类文明主体是一种共同体或“类”主体形式，那么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团结合作、互利共赢。团结合作、互利共赢是人类文明共同体应有的实践态度，它着眼的是不同文明主体的共利关系，追求的是各文明主体的共同繁荣。第三，既然不同主体创造的文明在关系上具有和谐性，那么就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互鉴互学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发展的壮美画卷。 

坚持共进性的实践原则，还要确立人类文明的共情性。共情是不同国家或民族对整个人类文明，特别是其他国家文明在情感上予以认同和接受的一种反应或体验。正是在这种关于文明的共有的情感认同中，彼此才会以欣赏和尊重、学习和体验的心态进入对方的文明世界，才会把“我的文明”变成“我们的文明”，才会把国家的文明变成人类的文明。共情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感染、烘托、催化的作用。要坚持文明共进和文明共情，必须旗帜鲜明地秉持以下原则：一是要反对文明建设中的“单打一”或片面化的做法，超越传统的文明的要素性发展的模式；二是要反对以邻为壑、武力威胁、强权独霸、零和博弈之类的冷战思维及其做法；三是要反对把凭借文明主体的强权或实力的某一文明形态予以无限拔高并视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模式的做法，这是强权支撑下的文明问题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 

三、以系统观看待中国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坚定力量 

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这种“高度的文明”的当代形态实际上就是正在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在社会主义中国得到了充分表现。基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来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时，我们分明看到了这样一种当代人类文明实践的基本现象，即中国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坚定的引领性力量。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洞悉文明发展的系统化、综合化大趋势，不仅率先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而且在实践中遵循和利用这一规律，积极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使中国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领头羊。中国的引领性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交流互鉴规律 

众所周知，历史的发展、社会的繁荣、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滋养和引领，社会发展在内核上体现的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人类文明发展同样存在规律。换言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蕴含并体现着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习近平阐释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趋势和不同文明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人类文明共存共荣的角度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交流互鉴规律，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文明观，回答了不同文明形态如何相处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从文明观的角度看待人类历史，深刻剖析了文明演进的历史大趋势。他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种“宏伟画卷”形象表达了人类历史正是在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和融合中发展的基本事实与趋势，而“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即规律性要求。习近平明确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正是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才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文明发展的交流互鉴规律还具有丰厚的价值意蕴，即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人类文明发展的交流互鉴规律，为我们基于系统观的视角把握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主张 

基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规律，运用科学的系统观念和方法，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文明观，它包括文明多样论、文明平等论、文明尊重论、文明包容论、文明借鉴论等内容。关于文明多样论，习近平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着“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这样的类比深刻表达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和极端重要性，而文明多样性恰恰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交流互鉴规律的生发机制，这种生发机制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链：“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关于文明平等论，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是人类实践创造的积极成果，这种积极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具有平等性。这一方面反映了创造文明的国家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的进步状态。当文明因人为原因而被认为具有高低优劣之别时，本身就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失和与失序，这显然不是人类文明存在的正常状态。关于文明尊重论，习近平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尊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要求。如果轻视甚至鄙视其他文明，会给文明交流造成巨大障碍，人为设置人类文明交流进步的鸿沟。关于文明包容论，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包容性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有其独特价值。包容性要求各种文明都有对人类文明系统的共建共享的权利。“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关于文明借鉴论，习近平要求“用欣赏、包容、互鉴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主要依托国家的人类文明，因其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超越性而同时拥有了可以为不同文明主体学习借鉴的资质。在习近平看来，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从而形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合力”。 

上述论断是文明的认知功能和价值功能的统一。文明多样论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客观样态；文明平等论、文明尊重论、文明包容论、文明借鉴论等既有认知的功能，更有价值导引的功能。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声音、中国思想。它基于系统论的角度深刻回答了什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怎样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对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实践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历史大格局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蕴含和体现上述主导性的时代因素，而新时代的中国正是通过自身的积极作为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以及创美好等方面努力建设新形态的人类文明，并由此表现出一系列实践性的力量。 

第一，中国是追求和平的坚定力量。习近平从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大势的高度把握世界的和平发展问题。就发展与和平的关系来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具有一体性。发展是和平的基础，和平是发展的保障。和平与发展的矛盾运动史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即“和平发展是人间正道，一切通过武力侵略谋取强权和霸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的，都是要失败的。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真理”。正是基于和平发展的历史大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新时代的世界发展，紧扣民族复兴、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各国一道，坚守多边主义，维护和平正义。 

第二，中国是谋求发展的坚定力量。在和平与发展已然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又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习近平基于发展规律认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问题，深刻阐释共同发展的历史趋势。习近平强调：“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他着重指出：“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这里提到的“历史逻辑”“人间正道”“真发展”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大势的揭示和把握。正由于“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所以，“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谓“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主要指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目的就是支持各国的共同发展。在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为全球战疫贡献力量、注入信心，让世界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勇毅与担当。 

第三，中国是促进公正的坚定力量。“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崇高目标。面对多边和单边、公道和霸道、正义和非正义之争，人类文明必须要体现和代表历史的正确性和人类的进步性，努力实现公平公正、共建共享。新时代的中国胸怀天下，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要继续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四，中国是促进平等民主的坚定力量。“民主在一国内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在国家间则体现为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是民主的忠实追求者、积极推动者和模范实践者，不但在本国积极发展人民民主，而且在国际上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在存在着差异性的世界里，各国的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各国的发展也没有固定通用的模式。历史和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中国的民主理念和实践为人类的政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中国是建设美丽世界的坚定力量。习近平深刻阐释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揭示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形成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和追求，回答了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我们从事生态文明建设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深厚的规律性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这是中国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的实践表现。中国通过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向世界彰显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对客观规律的利用和遵循。习近平不仅提出了美丽中国的理念，而且提出了携手共建美丽世界的伟大号召，使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从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到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再到认真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中国一直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砥砺前行。中国成为20年来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在全球绿化方面贡献最大。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通过法律、行政、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在上述一系列因素中，和平是创造人类文明的基本条件，发展是创造人类文明的基本手段，公正、民主、美丽等是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要素，它们在不同方面表征和实现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的文明实践，体现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表达的是中国文明实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包括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规律的探索和利用，中国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有着充分的规律性依据；合目的性表达的是中国的文明理念和实践体现着历史的进步性，代表着人类前进的方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深刻体现着系统观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