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自由职业者的规模与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职业者阶层的政治吸纳也从有限、零星的吸纳走向扩大、系统的吸纳。政治吸纳的方式包括中国共产党直接吸纳和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体系间接吸纳。总体上看，党对自由职业者阶层的政治吸纳主要是一种精英吸纳的模式。立足于新时代政治整合的需要，应当进一步拓展吸纳渠道，加强群体思想引领，提升被吸纳对象的代表性，并充分利用互联网载体，推动精英吸纳模式向普遍吸纳模式转型。 

〔关键词〕自由职业者；政治吸纳；精英吸纳；统一战线；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9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阶层问题研究”（14@ZH0012） 

〔作者简介〕张洪松，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成都610065。 

自由职业者是指那些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又区别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从而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①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自由职业者群体规模的权威数据，但无论是依据哪种口径，自由职业者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1%，其社会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这是新社会阶层人士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少有研究的群体。〔1〕从理论上讲，作为一个体制外的社会群体，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出现可能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但改革开放40年以来，该群体不仅没有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相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有效地整合进了中国政治体系，扩大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本文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已经针对自由职业者阶层构建了一个体系化的政治吸纳机制。以往的研究虽然已涉及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吸纳问题，但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私营企业主，较少关注自由职业者的群体特征及其吸纳问题。本文的研究同时表明，当代中国对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吸纳很大程度上具有精英吸纳的特征。面对新时代人们对更高质量政治生活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吸纳亟需向更加普遍化的模式转型，以有效提高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水平，实现良善之治。

一、自由职业者的群体特征 

自由职业者是一个复新阶层。〔2〕不过，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出现的自由职业者与民国时期的自由职业者之间仅是一种称谓和部分社会职能上的对应关系，并没有历史延续性。作为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广泛介入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群体特征。

（一）体制外的生存方式

过去，知识分子一般选择在体制内的单位就业。这里所谓的“单位”并不仅仅是一个服务的场所，同时体现了一种全面而深刻的归属关系。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甚至政府职能都通过单位来投放、承担，单位既全面控制又全面照料职工，职工既全面服务又全面依赖单位。〔3〕但是，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组织化的生存方式。由于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自由职业者的生存方式逐步从组织内走向组织外，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从公有制领域走向非公有制领域。随之而来的是，自由职业者在经济收入、利益诉求、社会心态等方面都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产生较大的差异，在自我意识和身份定位上已不再是“单位人”。

（二）异质性的社会群体

由于自由职业者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并在自己的空间中生活、工作，加之自由职业者脱胎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往往表现出较差的群体性。他们缺乏强烈的阶层意识、共同的阶层利益、普遍认同的阶层文化、比较完善的阶层组织，是一个同质性很低、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4〕当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压缩竞争的范围，自由职业者群体也正在经历一个自组织的发展历程。虽然就不同的职业而言，这一过程有较大的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却基本一致，即：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基础，在关注服务质量及社会福祉的名义下逐步实现行业的自我规范和自我控制，使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在教育背景、职业训练、从业规范、社会责任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在此基础上实现职业自治。表面上看，这一过程是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自组织；但是，由于这种自组织是以各个不同的“职业”为单元展开的，而自由职业者阶层包括若干不同类型的职业，自组织在增强某一特定职业群体同质性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整个自由职业者阶层内部构成的差异性。

（三）多样化的思想认识

受市场经济与外来文化的冲击，自由职业者在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有调查显示，虽然总体上看，新社会阶层人士拥护党的领导，认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仍有一部分人对西方民主制度存在模糊认识，对党能否有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缺乏信心，对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同时，在倾向于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群中，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也要略高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5〕这些思想认识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政治吸纳和整合的难度。此外，面对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 “重义轻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开始受到各种物质利益因素的侵蚀，一些自由职业者的价值取向从重“义”向重“利”方向转化，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态度，追求权利大于责任，只注重个人业务的发展，而不关注社会公共利益。

二、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吸纳 

虽然有学者把政治吸纳等同于政治参与，但事实上，政治吸纳与政治参与有很大的不同。政治吸纳主要“指执政党建立一种能够表达政治意愿的政治结构，让社会上有些群体或阶层可通过这个结构表达出他们的政治意愿，从而使其利益得以实现”，而政治参与则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6〕政治吸纳作为政治体系基于功能实现而对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与具体的政治行为无关，而政治参与作为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则是一种政治行为。虽然政治吸纳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将社会变迁过程中新兴利益群体的权力诉求和政治参与纳入和整合到既有的政治体系之中，〔7〕但政治吸纳本身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并不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政治参与行为。比如，被吸纳的对象可能在政治参与上保持沉默。而从制度化的角度看，政治吸纳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只能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但政治参与可能包括非制度化的参与。对中国的自由职业者而言，2000年以前，制度化的政治吸纳并不多见。2001年以后，特别是自由职业者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被明确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职业者阶层的政治吸纳开始从有限、零星的吸纳走向扩大、系统的吸纳。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直接的吸纳，也有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体系的间接吸纳。

（一）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吸纳

2000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自由职业者群体中的党组织是比较薄弱的，党员人数约占15%。〔8〕但是，这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主要由机关单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分化而来，在其成为自由职业者之前就已经是中共党员。而非党员的自由职业者，由于其原生性的体制外身份，中国共产党对其的政治吸纳并未获得系统的发展。但是，自由职业者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获取报酬，从实质上看仍然属于劳动者，其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明确提出，虽然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但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9〕此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正式将自由职业者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并开始注重从自由职业者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通过将符合条件的对象吸纳为党员，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开始扩大到自由职业者群体，尤其是中介机构从业人员。

由于自由职业者对党政部门的依赖性较低，分布较广且流动频繁，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形成了“支部建在楼上、支部建在园上、支部建在产业链”等多种党组织设置模式，并通过基层党建上的创新大大增加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率。以自由职业者中的律师群体为例，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36.5万多人，其中，律师党员11.7万多人，占比32.05%；律师党员比2016年增长了18.2%，其增长率比律师总人数增长率高出了6.7个百分点。同时，在司法部党组和全国律师行业党委的推动下，全国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435 个地市均成立了律师行业党组织，实现了律师行业党组织在地市级以上的全覆盖。〔10〕在律师事务所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一些地方也基本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双覆盖”。比如，截至2016 年底，在上海注册的1463家律师事务所中，共建立了497 家党支部（含联合支部）， 并在380 余家无党员的律所中选派了政治指导员（联络员），基本实现了“律师事务所建到哪里，党的组织和工作就覆盖到哪里”这一目标。〔11〕

（二）党领导下的政治体系间接吸纳　　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体系对自由职业者进行间接吸纳，包括人大、政协，甚至工青妇等人民团体，〔12〕也包括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下各民主党派对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吸纳。

1．人大政协吸纳

人大吸纳主要是指政治体系通过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制度性安排进行的地域性政治吸纳。人民政协吸纳主要指通过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制度性安排进行的功能界别性政治吸纳。地域性吸纳与功能界别性吸纳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会”机制。近年来，通过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部门推荐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已成为自由职业者政治吸纳的重要形式。以自由职业者中的律师为例，截至2017年底，律师行业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7827人，比上届增加1939人，增幅32.9%。其中，各级人大代表2552人，比上届增加894人，增幅54%；各级政协委员5275人，比上届增加1045人，增幅24.7%。在2018年全国“两会”中，共有22位律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7位律师担任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律师总人数39名，与上一届相比整体增加了12名。

2.民主党派吸纳

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是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比的。自由职业者加入民主党派，可以通过参政党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政治参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民主党派就开始从自由职业者中个别发展成员，但发展的规模并不大。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明确指出自由职业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以后，民主党派从自由职业者阶层中发展成员的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以上海市为例，截至2011年12月，各民主党派共发展新社会阶层成员5242人，占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8.69%；其中，中介组织从业人员1464人，其他自由职业人员63人，两者合计占新社会阶层党派成员总数的29.13%。〔13〕当然，不同民主党派在吸纳的自由职业群体上是有所分工的。比如，社会和法制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代表性人士一般属于民革的吸纳范围，环境保护和人口资源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代表性人士一般属于农工党的发展范围。〔14〕

3．人民团体吸纳

人民团体吸纳，主要指通过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进行的政治吸纳。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体制内社会组织，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以及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作家协会等。〔15〕这些一般被称为“人民团体”的社会组织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制度性的意见表达主体，主要反映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同时也负责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见综合工作。对自由职业者而言，通过统战部门的推荐参加人民团体，并通过这些人民团体参与政治活动，是自由职业者进入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渠道。其中，对自由职业者而言，青联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当前自由职业者的年龄范围一般都在50岁以下，其代表人士属于青联工作的覆盖范围，青联吸纳了很大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中的代表性人士，构成了所谓的“中青年政协”或“小政协”。〔16〕

（三）党主导下的精英吸纳：当前政治吸纳的总体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职业者阶层的政治吸纳从有限、零星的吸纳走向扩大、系统的吸纳。但是，从政治吸纳的对象看，能够获得统战部门推荐进而成功被吸纳进入中国政治体系的代表人士通常都是事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上已经获得成功的专业人士，也就是自由职业者中的精英分子。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吸纳很大程度上具有精英吸纳的特征。由于这样一种政治吸纳的主体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治体系，整个政治吸纳过程都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之下发生和完成的，政治吸纳的目的也主要着眼于藉此巩固和扩展党的群众基础，并将群众的政治参与诉求纳入到有序的轨道，进而促进政治整合，维护政治秩序，而不是要在既有的政治体系之中创造异质性的政治元素。因此，政治吸纳始终处于执政党的领导之下，是一种选择性的吸纳，而选择的主要标准，就是将其吸纳进入既定的政治体系之中是否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提升，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新时代精英吸纳模式的困境与挑战 

面对自由职业者的兴起，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及其领导下的政治体系进行吸纳，基本满足了该群体的政治参与诉求，并将该群体从潜在的破坏性力量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性力量，促进了社会稳定。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需要不仅在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照新时代人们对更高质量政治生活的新要求，当前主要面向自由职业者精英分子的政治吸纳模式所具有选择性、偏向性、局部性、分隔性等特点，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这种不适既体现在渠道上，也体现在代表性上。长期以往，可能会使自由职业者群体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疏离感。

（一）相对有限的吸纳渠道

虽然2001年以后，面向自由职业者阶层的政治吸纳渠道逐步增加，但相对于该阶层较强的参与意愿，政治吸纳的渠道仍然比较有限。同时，有一些渠道虽然已经敞开，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存在一些隐性限制，很难被自由职业者实际使用。比如，有调查显示，虽然五成以上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愿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但仅有30.5%的被调查者表示拥有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渠道。而在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渠道上，自由职业者运用最多的却是互联网。无论是中介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其他自由职业人员，通过传统的政党、人大或者政协等渠道解决社会问题的比例都比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低。〔17〕这一事实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政治吸纳主渠道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有更多的包容性。比如，人民政协可以通过工商联、经济界等界别吸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却没有可以相对集中吸纳自由职业者的界别，导致自由职业者在政协委员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在新社会阶层人士中所占的比例出现较大程度的偏离。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也与自由职业者分布广泛且流动频繁，发现、培养和选拔其代表人士更加困难有关。

（二）不够均衡的渠道布局

自由职业者是一个异质性的社会群体，而有限的吸纳渠道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首先，在具有不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之间分布不够均衡。一些自由职业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扮演着更为重要角色，政治吸纳的渠道会更多地向这些群体倾斜。比如，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律师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超过其他职业群体，党和国家也建立了更多的渠道来吸纳律师的政治参与。一个例证是，中国立法机关在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已将律师协会作为固定的征求意见单位。此外，各级政府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逐渐普遍化、常态化和制度化，律师以专业顾问的身份多层次参与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为推进依法行政贡献了重要力量。其次，即使在同一职业内部，不同亚群体成员之间的布局也不够均衡。通常而言，政治吸纳主要面向那些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上已经比较成功的自由职业者，而不是那些正处在事业发展起步阶段的自由职业者。

（三）有待提升的精英代表性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要注意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发现党外代表人士。该项规定明确了新时代党领导下的政治吸纳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将自由职业者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到党领导下的政治体系之中，充分发挥这些代表性人士的作用。但是，当前的政治吸纳在对象上主要关注那些事业上成功的人，统战部门也主要根据“事业上的成功”来判断自由职业者人士的代表性，而且在很多时候，这种成功又会被进一步简化为“经济上的成功”。但问题是，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该成员在相应的自由职业群体中就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不意味着该成员拥有为整个职业群体代言的激励和约束。统战部门本来希望这些被吸纳的代表性人士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纽带，但据此产生的代表性人士可能并不能真正代表其所在的社会群体，甚至其代表性人士的身份都不能获得其所在群体的认可。其结果是，普通的自由职业者并未真正被代表，而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政治吸纳之外，其利益诉求可能无法得到满足。一般而言，这种代表性人士欠缺“代表性”的现象在一些组织化程度较低的职业群体中较为常见。但是，即使在律师、会计师等组织化程度较高的职业群体中，由于竞争性选举等具体性的代表机制还不够健全，行业组织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方面的功能并不突出，由此产生的代表性人士主要是经济上比较成功的专业人士，未必在整个职业群体中具有相当的威望和影响。

四、普遍吸纳：新时代政治吸纳与整合的扩展 

通过政治吸纳把自由职业者群体整合进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有力地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了民主和法治、参与和秩序、发展和稳定的统一。但是，由于吸纳渠道的相对有限性及其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代表性上的缺陷，当前的政治吸纳在广度和深度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并由此诱发了一些制度外的参与行为，包括贿赂、“散步”、“死磕”等。虽然这些非理性的参与形式并不是主流，但它也同时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扩展吸纳渠道，加强群体思想引领，提升被吸纳对象的代表性，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载体，推动精英吸纳模式向更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吸纳模式转型的重要议题。

（一）进一步扩展政治吸纳渠道，提升吸纳格局的均衡性

在渠道拓展方面，一是要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吸纳、人大政协吸纳、人民团体吸纳、民主党派吸纳等传统渠道。这些渠道组织化程度高、制度保障健全，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针对目前中国各级政协在界别设置上并没有“自由职业者”这一界别的情况，可以考虑因应时代发展，在政协界别中增设“自由职业者”这一界别，以进一步增加政协对新社会阶层的包容性。又如，鉴于自由职业者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良好的专业技能，且主要从事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工作，可以考虑将其代表性人士作为民主党派的发展对象，进一步扩大各民主党派对相应领域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吸纳力度。二是要扩大政治过程的开放性，在重大问题的决策前和执行中吸纳自由职业者参与，以实质性的增加政治资源供给。政治过程是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互动，具体可以采取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增加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员额不同，扩大政府过程的开放性主要通过公共决策的程序机制的完善来实现。

（二）进一步加强吸纳后阶段的教育培训，加强群体思想引领

政治吸纳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政治吸纳实施调控，创造认同，进而实现政治整合的目标。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吸纳后阶段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思想引导。总体上看，自由职业者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容易受西方不良思想的影响，如果引导不当或者失去掌控，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力量。因此，在吸纳后阶段必须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思想引导，要将自由职业者阶层的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各级党委人才教育培训总体规划，通过教育培训凝聚共识，坚定自由职业者对中国道路的信心，提升其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合服渠道表达合理诉求的能力

（三）加强社会组织培育，进一步提升被吸纳对象的代表性

由于政治资源的有限性，无论是员额层面的增加，还是决策层面的开放，都有其限度。在此情况下，应当加强自由职业者的组织培育，并进一步提升被吸纳对象代表性，以确保有限的政治资源真正面向自由职业者群体。为此，一是要加强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组织培育。成立自由职业者行业协会，既可以提升自由职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扩大自由职业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延伸到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组织依托，党的工作部门还可以借助行业协会的平台与自由职业者群体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应当鼓励自由职业者行业协会进行登记并将其纳入党的统一领导和国家的统一监管之下。二是在行业协会中引入竞争性选举和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并在此基础上推选代表，以提升代表性人士的“代表性”。鉴于自由职业者基于职业和技能上的分际已形成若干的“专业圈”，应当鼓励自由职业者群体在相应“专业圈”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并通过这些协会引入竞争性的选举和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实现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三是要建立代表性人士的工作评估体系。应当通过构建代表性人士工作评估体系，全面考察代表性人士的政治能力、个人修养、社会声望和社会责任等，并对政治素质高、行业影响大、参政能力强的代表性人才进行重点选拔培养，推荐给相应的行业协会。

（四）充分利用互联网载体，有效扩展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吸纳

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其他渠道政治吸纳的效率，同时它本身也已成为政治吸纳的重要渠道。为此，一是要通过线上的政治运行辅助线下的政治吸纳。比如，在网络空间构建权威信息发布机制，扩大自由职业群体的知情权；同时，完成线上政治信息沟通机制，引导自由职业者有准备、有选择、有秩序地参与各种公共事务。二是要进一步扩展网络议政、网络监督等新型政治吸纳形式的运用。相对于线下的政治运作，网络政治过程具有平等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征，可以更有效的降低政治运作成本。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载体，为自由职业者在网络空间就其关心的现实问题展开讨论提供平台，并将相关利益整合到政策过程之中，通过技术手段扩展政治吸纳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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