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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王越芬 商琳 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9年3月21日 时间:2019-04-08

  〔摘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学术界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相关内涵、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演进、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现状及其挑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路径等论题,从不同层面、多种角度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对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关键环节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问题的研究缺乏更为集中、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也成为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亟待突破和加以深入探讨的课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能力;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2-0058-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研究”(18YJA710048);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网络意识形态新情况及应对策略研究”(18KSE52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语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2572017AC03) 

  〔作者简介〕王越芬,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商琳,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大变局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意识形态是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是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极为重要的环节。不仅关系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地位及其影响力,更关系着一个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及一个政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话语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加强意识形态话语能力是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主导地位、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前提基础和重要途径。面对新时代加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这一紧迫而重大的时代课题,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予以探索研究,涌现了一批相关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本文以能力建设为视角就国内学者有关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研究现状做综合性评述,以期为进一步推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研究和贯彻落实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研究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研究

  科学地界定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及属性是研究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逻辑起点。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研究普遍以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阐释为理论前提,即将“阶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2〕。根据研究侧重方向的不同,国内对意识形态概念界定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更为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功能,将意识形态等同于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体系,为维护自身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而服务;另一种观点则较为淡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为成集中状的政治思想、思想体系,它还指为了维护一定社会整体的社会秩序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俗、文化、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趣味。”〔3〕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也因而被弱化,更偏向于其文化性和社会性。这两种观点中,以强调意识形态阶级性和政治功能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更为普遍。鉴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性和功能的多样性,有学者进一步从理论层面上对狭义和广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区分,认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往往指与政治、政党联系起来的狭义上的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广义上的意识形态,表现为文明、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等特质。不同情况下,狭义和广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表现也不同。当一个政党能够将社会普遍所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同时能够起到对国家的领导作用,那么两者将呈现出较为有效的关系。此外,将执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在功能领域上进行“分工”也是两者之间较为有效的关系。即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文化、文明、道德和价值,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则是在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更倾向并专注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问题和治理政策。〔4〕

  (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及内涵研究

  意识形态话语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近些年来,国内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内涵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包括:一是从“权”出发来阐释话语权的内涵。有学者认为,话语权的内涵具有两个基本维度,伦理维度体现为“权利”内涵,指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阶级维度则体现为“权力”意蕴,指支配话语的能力与程度。〔5〕还有学者进一步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路径角度对话语权的内涵进行考察,认为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6〕二是从“话语”的本质和功能角度分析话语权的含义。有学者认为话语权的含义可分为“话语本身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以及“信息传播者通过媒介的控制并拥有传播主体信息的权力”〔7〕两个层面。因而,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也应从加强自身的话语能力即解释事实内容的话语解释力以及将话语内容传播出去的话语传播力两方面着手,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话语权。三是从内容构成和空间范畴对话语权的内涵进行分析。有学者认为话语权不仅包括有声的话语权(“讲得好”),还包括无声的话语权(“做得好”)。“讲得好”是要具备能够说服众人的思想、理论;“做得好”是要有实力、有地位,并且还能通过不断发展为自身意识形态话语增加持续的可信度和现实说服力。在空间范畴上,话语权又可分为国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即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国内政治、学界和民众中,及在国际领域内的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和主导力。从国际层面来看,当今世界话语权争夺的实质是政治地位及领导权的争夺。“一个国家的话语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认同度越高,越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其话语权就越大”〔8〕尤其是“在社会变革之际,谁拥有更多话语权,谁就拥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和控制权,谁就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9〕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想增强国际话语权必须具备“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坚定的话语自信”“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以及“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等六方面要素,惟有如此,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才能有底气、有思想、有自信、有感染力和影响力。〔10〕此外,还有学者综合历史范畴、理论依据、内容构成和价值地位等方面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而建构和组织起来的,由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主体(谁在说、向谁说)和话语载体(怎么说)等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并且这套话语体系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和地位”〔11〕。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演进 

  从意识形态视角来看,一部中国共产党建立及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不断转型的历史。有学者按照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地位的变化,将建党90多年来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历程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1921年至1949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与夺取阶段、1949年至1978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确立与主导阶段,以及1978年至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调适与巩固阶段。〔12〕其中,依据党对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控制程度也有学者将后两个阶段称之为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和相对主导阶段。〔13〕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总是审视度势地根据时代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变化,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建构适宜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此,有学者根据意识形态话语主题以及话语体系的类型,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围绕“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两个阶段。“革命”阶段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呈现为侧重意识形态阶级性、并着重论证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任务和信念的“革命话语”;“建设”阶段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由之前的论证革命理想主义转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社会性的“建设话语”,其功能也由此转向为推进物质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世俗化的合法性阐释和辩护。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变迁的历史与实践证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坚持以现实为依据、与时代相契合,不断根据社会历史新的发展实际,及时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主题和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换,由此才能不断提升其话语的解释力和吸引力。〔14〕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现状与挑战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期,与此同时也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威胁、时代挑战和现实难题。基于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

  (一)基于综合视角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机遇与挑战的研究

  部分学者基于综合视角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将当今世界发展所呈现的时代特征和总体发展趋势概括为“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样化、社会利益不断分化”,认为这些新的时代境遇必然为话语权建设带来诸多新挑战。〔15〕基于经济、文化、信息技术、社会结构等方面新发展、新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有学者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挑战总结为四个方面,即社会阶层分化加大了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整合难度,社会文化多元化削弱了意识形态政治凝聚力,网络普及化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力,以及伴随全球化进程而不断强化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1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时,既要科学应对多方面的挑战又要充分捕捉并有效把握新的时代境遇下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创历史新高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了治理性机遇,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的发展性机遇,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社会化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一定的网络化机遇,中国国内国际形象日益趋好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了认同性机遇,同时近些年来西方意识形态美誉遭受重创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了一种危机性机遇。〔17〕

  (二)基于全球化影响及国际视角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现状与挑战的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交往越发密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有学者从全球化影响的角度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进行考察,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较量中,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强势挑战:一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大量蕴含西方价值观、思想理论的文化产品涌入中国对国内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所形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形中销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二是在网络信息媒体广泛运用下,西方国家利用新媒体等技术优势加大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一定威胁;三是来自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报道,在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影响中国民众对国家的正确认知。以上三方面相互作用,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遭到挤压,甚至面临着弱化的危险。〔18〕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地位的建设愈加重要。有学者专门就目前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的现实境遇进行分析,认为目前中国话语的国际处境不佳,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尚缺乏一套严整的学术话语解释“中国模式”,只能听任西方话语随意打扮;二是中国话语面对很多世界共同性问题插不上话;三是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话语无法与西方话语平起平坐,平等对话;四是中国话语缺乏在重大争议问题上一锤定音的能力;五是中国学术的一些基本范畴西方化,离开西方的中介几乎无法说话。〔19〕

  (三)基于话语传播角度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现状与挑战的研究

  当今时代随着文化软实力地位的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然成为现代国家和政党维护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各国也都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意识形态话语必须通过有效传播才能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和接纳。因此,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能力建设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世界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交汇作用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学者以话语传播能力为视角将新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话语权存在的新问题概括为三种矛盾,即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强化与民众意识形态观念淡漠的矛盾;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分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力薄弱的矛盾;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精英化倾向与大众化需求的矛盾。〔20〕与此同时,随着近些年来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广泛普及以及对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全面渗透,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内涵也随之丰富。对此,有学者就互联网时代社会条件变化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建设所带来的多维挑战作出分析,指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性应用催发了经济社会的深度转型以及政治生活范式的转换,也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条件。尤其是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相对垄断封闭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运行模式,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与方式发生变化,造成原有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不断耗散。另外,在意识形态传播高度吸附于互联网的背景下,互联网传播与社会风险泛化的共生效应显现,相关管理部门对传统治理思路和技术路线的过度依赖、对互联网时代治理规律的把握不准,也对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构成了挑战。〔21〕因此,必须重视互联网传播的政治功能,将其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要通过对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效能的提高维护并增强党的公信力,进而巩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四)基于话语内容角度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现状与挑战的研究

  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及其表达关系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当前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洋八股”的兴起,我们党和国家的话语权、话语体系都受到极大冲击,不仅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而且导致中国不少学科的话语体系严重西化,严重威胁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22〕对此,有部分学者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前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是“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来向他人推广自己”〔23〕。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24〕此外,还有学者就当前国家话语内容在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认为近些年来虽然国家媒体报道方式有所转变,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宣传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媒体传播中“八股文”现象严重,这也导致所表现出来的国家话语缺乏更有效的说服力。而在话语传播力较强的文化产品中,当前我国所产出的国家文艺话语,更多表现强烈的民族主义,在对人类普遍属性和普遍问题的关照方面较为欠缺。〔25〕这也是中国话语推广至世界所须加以重视的问题之一。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对于增强党的话语实效性、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提升中国国际话语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如何有效推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及话语体系建设,成为国内学术界着力研究和亟需解决的紧迫课题。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党的话语权建设提出了路径和对策。

  (一)从宏观视角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的研究

  关于话语权建设的研究意在如何通过提升话语能力来夺取话语权、领导话语权、稳固话语权等。为此,学者们在对话语权构成要素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路径。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当从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表达方式、话语的概念及主题四个方面总体把握。具体而言:一要注重话语言说者的权威性,即在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二要确保话语内容的可信性,即意识形态话语的宣传鼓动与现实不存在重大鸿沟;三要拥有强大的思想宣传机器,即表达和传播意识形态的载体、形式多样性;四是话语的概念和主题选择应保持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平衡,要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兼具全球意识。〔26〕还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建构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要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核心要义;将提升国家实力、打造理论队伍、建设话语平台作为物质基础;将凝练好话语主题、把握好话语导向、贴近话语对象作为获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方法。〔27〕此外,有学者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功能进行分析,认为话语权的建构应当在话语表达体系、话语解释体系、话语价值体系和话语实践体系四个维度中构筑,进而形成对其意识形态内蕴的大众认知、理性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形态。〔28〕

  (二)从微观视角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的研究

  1.关于话语解释力建设路径的研究

  话语解释力和认同度是增强意识形态社会影响力的突破口。对此,有学者认为增强意识形态话语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话语批判、吸纳、借鉴来重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体而言,要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性梳理,对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话语的批判性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批判性继承,对国外各种社会思潮所用话语的批判性借鉴,以及对日常生活话语的批判性提升”〔29〕来对体现不同价值观的核心话语进行综合,使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更具现实解释力,更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在全球话语权激烈争夺的今天,中国学者必须自觉认清自身肩负的使命,将话语权建设当做知识分子的责任。要在消解西方的话语权的同时,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加紧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将中国经验转化为中国话语,呈现出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独特性。〔30〕此外,有学者认为提升意识形态话语认同,除了要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生产力、输出高质量的话语内容,还应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问题解释力,在解答社会问题中提升话语认同。 〔31〕

  2.关于话语传播力建设路径的研究

  提升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力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学者从新媒体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建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完善话语表达方式、充分利用多种话语传播途径、不断扩大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受众对象,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和凝聚力来不断强化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32〕还有学者认为必须敏锐把握传播受众群体的思维特点,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因语制宜地开展传播,把“想要讲的”和受众“想要听的”结合在一起,有的放矢,进而增强话语的“扩容”力。同时还应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机制,通过推动主流媒体和新型媒体深度融合、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智库、重视民间交往平台等方式来实现多领域、宽渠道、多形式立体协同推进。〔33〕

  五、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亟需学术界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从话语权的实现条件来看,一个国家或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立及巩固离不开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文化吸引力、价值引导力等软实力的共同作用。其中后者可理解为“利用话语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力”,它取决于这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并直接关系着意识形态话语的效果。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关键环节就在于对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提升。在此问题上,已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话语权建设中的话语能力建设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但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尚待突破的问题需要加以深入探讨。

  首先,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话语能力的概念、内涵尚未形成清晰的界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得与巩固需要政党不断提升其在意识形态话语方面的能力,进而不断增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控制力。话语能力建设因而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研究目前并没有以显性关键词出现,对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研究多是零散地出现在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作为某一个方面进行讨论的。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准确而又统一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定义,对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具体内涵的研究仍有待于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意识形态话语能力提升问题的探讨缺乏一个共同的基本前提,从而使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其次,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关系研究不充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目标在于增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既是“过程”又是“结果”,其关键环节和主要途径是通过提升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不断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效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三者之间密切相连,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体系、话语能力概念的辨析以及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前提。目前学术界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话语体系以及话语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够充分,缺乏明确的界定。  最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路径研究有待拓展与深化。意识形态不是“自我圆融”的纯粹精神现象。相反,它与现实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会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时代条件的“脉动”而发生变化。思考和谋划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聆听时代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整体系统考量。现有关于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中话语能力建设具体路径的研究隐含并散见在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多视角研究中,比如有学者以话语的内容解释力、话语的国际传播力为视角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进行探索。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鲜少有学者从总体上将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性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深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提升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降低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对策的效力性、系统性和持续性。

  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不仅代表着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更体现着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安全。面对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要想完成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必然要实现意识形态的“强起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将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强起来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因此,在未来几年里,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尤其是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问题将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领域中一个亟待于突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故而,需要学术界紧跟时代步伐,为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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