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政治逻辑与时代呼唤双重作用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政治追求与改革安排。“新时代”因其政治属性而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它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新使命,直面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矛盾,使党和国家前进拥有了新指南,党和民族发展步入了新境界,踏上了国家建设的新征程。 

　　关键词:政治性;新时代;政治属性;政治逻辑;新政治观 

　　中图分类号:D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8)01-0044-11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正处于进行时。 

　　我们要读懂决定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党和国家的建设方向、目标、举措的大会,一个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产生深刻影响,对世界走向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的大会,特别是要把握其精髓和要义,就必须找到正确路径和方法,即抓住主题主线,而大会的主题主线,就是习近平开宗明义的报告主题。 

　　如果我们换种思维寻找路径与切入点,或者可以通过一个概念来开启,这就是“政治”。因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历史上所有政治报告中“党味”最浓且“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九大拉开的是一幅壮丽的政治画卷,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上演历史活剧的大幕。 

　　一、政治属性决定着十九大报告的政治高度 

　　认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报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这样的判断。 

　　(一)十九大报告是在党的最高政治会议上由政治领袖所做的政治报告 

　　党的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会议不同,“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仅此就决定了这个会议上产生的任何决策决定都具有终极性特征。 

　　政治领袖的政治报告,同样具有终极性特征。这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与权力构成决定了最高领导人的职权具有权威性;另一个是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以其强烈的担当和作为,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拥戴,这在职权基础上增加非权力影响力,也就是人格的力量,这种力量同样具有权威性。 

　　美国一位大法官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不犯错误而拥有绝对权威,而是因为我们拥有绝对权威而不犯错误。权威很重要,权威形成力量,绝对的权威产生绝对的力量。差异不过是权威的生成,西方的权威生成于法,我们的权威来自政治。 

　　(二)会议围绕“初心”将政治品质、政治制度、政治使命等构成政治坐标系的重要元素再清晰、再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阐明了大会的主题主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政治性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突出政治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报告的各个部分具体内容中清晰地看到诸多浓墨重彩的政治元素。 

　　(三)因为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产生而将大会开成党史上的指标性会议 

　　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了十九次代表大会,每次大会都很重要,都有重要成果产生,但更具指标意义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七大。这次大会被称作“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概括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经验。更重要的是大会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由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第二次是十二大。这是一次带来历史性转折的会议。邓小平评价这次会议是党的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因为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具体结论。”[2]当然,到十七大时进一步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其中。这就意味着,从十二大到十七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全面建设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过程。 

　　第三次是十九大。这次大会之所以具有指标意义,最重要的是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最新指导思想将指引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性飞跃,即在“站起来、富起来”基础上的“强起来”。 

　　上述之外,突出强调报告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内涵,还有其他缘由。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创造了科学思想理论。在中国,因为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保证中华民族从此“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超越。所以,报告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这无疑是历史经验与现实成就的最佳诠释和科学总结。 

　　突出强调报告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内涵,也是因为已经取得的思想成果。党和民族的事业呼唤新的指导思想理论产生出来,有其深厚的动因和逻辑。中国共产党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获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这些科学和先进的指导思想理论,我们须维护和传承,确保其在思想血脉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放弃和弱化了对这些思想理论的认同和遵循,注定出现思想紊乱。 

　　问题在于,革命和执政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和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世界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是“利益攸关方”,世界呼唤新生的足以开创和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政治思想和文明成果。这决定了中华民族和它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以获得这样的成果,保证我们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政治逻辑与时代呼唤双重作用的结果。有了这一指导思想,党的理论支撑得到进一步加强,生机和活力得到进一步焕发,为人类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因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这是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总之,读懂弄通十九大精神,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并且站到相当的政治高度。 

　　二、“新时代”因政治属性而确立新的历史方位 

　　十九大报告中有两大重大政治判断引起广泛关注,一个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大政治判断必然地将“新时代”作为政治概念和报告的核心概念推到我们面前。 

　　既然“时代是思想之母”,那么,我们认识把握“新时代”,就必须关注其思想内涵。譬如,作为政治概念的“新时代”,其政治思想是如何反映的,有哪些政治元素奠基“新时代”,这一定是我们认识把握新时代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所必须着眼和特别关注的。 

　　“新时代”原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并且具有动态性特征。“新时代”之所以由时空概念变成政治概念,在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政治思想灌注,赋予其超时空的政治内涵和政治属性。 

　　最早赋予这一时空概念以政治内涵的是毛泽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该如何界定新建立的政权乃至国家?毛泽东在中国前加上了个“新”字。他说,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我们不是建立中国,而是把旧中国变成新中国。一个“新”字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与旧政权存在根本差异。所以,“新社会、新国家”新在政治制度。 

　　改革开放,如一夜春风,吹开了封闭已久的人民群众的心扉,激起澎湃心潮,人民群众由衷地唱出心声--“走进新时代”。这时的“新时代”内含时代价值与时代风尚,具有时空属性,但稍加分析便发现,时空背后仍然是政治。因为,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展开,是因为我们跳出了阶级斗争理论,没有这一政治突破,也便没有改革开放及其创造的巨大发展成就。简言之,改革开放后我们之所以敢于和能够放飞梦想,是因为我们跳出了僵化的政治思想羁绊,实现了政治突破。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提“新时代”,概念与前相同,但内涵较前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这不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激情燃烧”,也不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逆风飞扬”,而是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也就是与中国的大国道路相吻合,满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诸多精神和政治元素,因此将时空概念化作政治概念。 

　　那么,作为政治概念的“新时代”,有哪些重大判断奠基新时代?这方面已经在报告中作了厘定和明晰。包括“三个意味”和“五个是”。 

　　“三个意味”。意味着“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上高高举起”;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给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因此,“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个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新时代”生成基础和生成逻辑作出进一步分析。十九大精神有“四个新”:新时代、新指南、新战略、新作为。这里专讲新时代,它奠基于“五个新基础”。 

　　(一)“新时代”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新使命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意味着,新使命托起的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因此开辟新时代。 

　　报告鲜明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具有鲜明的政治指标意义。中国共产党自走上政治舞台,便承担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三大历史使命的重任:民族独立,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也就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站起来”。从陈独秀、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到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民族独立,即“站起来”。这就是报告所指出的,“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1] 

　　“富起来”。从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到江泽民、胡锦涛两届领导人,共同着力的都是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富起来”。尽管这一使命至今仍是进行时,但当下中国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奔小康”,内涵外延都不可同日而语。 

　　“强起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含有“站起来”46·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富起来”的成分,但更突出更鲜明的还是“强起来”。即报告所指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1] 

　　“强起来”内含“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更关系到我们的价值坐标、成长路径和重大举措。由于这个过程不是社会自发行为,而是由执政党设计和推动的,因而拥有丰富的政治内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迄今为止,世界每一大国崛起,伴随的都是剧烈碰撞,因此,世界大国兴衰走的是“铁血道路”。 

　　那么,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大国道路,着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说明,我们不做“闯入瓷器店的大象”,我们是和平主义者,是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越来越多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时候,一种开辟人类文明新道路的政治观、世界观、价值观必将确立起来,发展开来,这是合逻辑的事情。因为巨大的开创性,而把我们推向新时代。 

　　(二)“新时代”生成于党和国家拥有新指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辟新境界,由此构成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承担相应的历史使命,而历史使命一定奠基于特定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或者说奠基于特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矛盾,又与特定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共同构成时代特征。既然其间内含这样的逻辑,那么解决时代问题就必须有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 

　　从一定意义上讲,有没有思想理论作指导,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作指导,直接关系到一个时代的发展成果,进而关系到铸就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确立的新的伟大使命任务,已经反映或落实到各个领域和各项事业中,但在发展过程中秉持何种理念和坚持什么原则,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作出系统回答,或者说必须确立最新指导思想,以保证解释现实,指导实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提出的“四大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这些都在实践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当这些先进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确立为党的最新指导思想后,必定更加有力地指引我们前行,也就把我们党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把国家带入一个新时代。 

　　(三)“新时代”产生于党和民族发展步入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超越自我,同时折射出中华民族进入历史性飞跃的新时代。 

　　西方有学者对我们党的分析有时是很到位的,比如,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同时还是一个使命党,而不是西方那样的由政客组成的政党,只是着力于眼前利益,搞短期行为、急功近利。 

　　“使命党”的判断有着深厚的思想空间。我们的政治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高度关联,抑或党的使命任务影响乃至决定着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建设。 

　　肩负历史使命的党,自然要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因此有了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两个一百年”,甚至还可以开展“雄安千年”规划。西方政党轮替的制度只能安排任期内的规划和建设。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他们的基本制度奠基于法,和我们有所不同。 

　　“使命党”的判断同时含有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建构。因为有历史使命,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因而建设起恒久的奋斗方向和目标;又因为远大而富于魅力,而从精神和价值层面吸引着党内成员乃至全民族的追随。 

　　当新的历史使命进入新的“伟大工程”设计,那么“伟大梦想”就会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逐步形成“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进而“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注定把我们推向新时代。 

　　(四)“新时代”生成于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念来解决新矛盾的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论断一经提出,迅即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因为,这关系到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将调整社会价值引领、体制机制设计、发展目标和建设规划、工作重心和矛盾处理。 

　　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什么和怎么发展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尤其是决定于主要矛盾已经和继续发生着何种变化。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当是基于这样的特点和规律而作出的新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命题,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奋斗的一切,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这也是鉴别政党先进与否的根本尺度。正是这样的原因,报告特别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回顾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不难弄清问题的实质,革命和建设的逻辑起点与归宿皆起于此;同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也大多与此相关联。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的,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满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判断相一致。由于前一个正确判断逆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导致十年“文革”。 

　　党的十三大延续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判断,强调“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此后30多年,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一正确判断,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 

　　随着新的奋斗目标确立起来,党和政府必须正确认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和建设。这也是报告所强调的,“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1]基于此,我们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判断,一定有重大政治的考量,由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五)“新时代”生成于国家建设新征程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意味着新确立起来的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和蓝图一定引导我们进入新时代。 

　　新的奋斗目标开启新的征程,新的征程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样的支撑来自多方面,包括从既有的发展成就而来的自信。从过去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可以获得进一步前行的自信。“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1] 

　　新征程需要的强大精神支撑也来自于奋斗目标富含精神元素。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1] 

　　这些建设内容富于精神元素,强调这样的建设内容源自时代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为,人在没有饭吃时忙于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情主要在精神和政治层面。我们的新目标关照了时代需要,着力于精神建构,就意味着我们的建设正在实现跃升,因此把我们推向一个新的时代。 

　　三、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产生于时代呼唤和政治逻辑 

　　新时代呼唤新指导思想。这原本就是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因为肩负“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每一历史使命时都要有与该使命相吻合的指导思想,以保证集团内成员思有方向,行有路径,有所坚持,有所遵循。 

　　今天,我们党已经完成和基本完成前两大使命,开始承担起“强起来”的新使命,这就需要在既有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上,产生最具时代意义,最能支持新使命完成的新指导思想。换言之,进入“新时代”就必须有新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产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政治逻辑。 

　　从更为宽阔的思想空间分析,我们党需要着力解决三大根本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战略布局)。具体到党的领袖,则表现为政治观、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执政方略(战略布局)。肩负前两大使命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有自己的政治观、思想路线、执政方略。毛泽东的政治观是“阶级斗争”,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执政方略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带生产;邓小平的政治观是“和平发展”,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执政方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改革激发生产力,以开放引进生产力。从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和执政实践中,我们已经感知“开创文明”的政治观,这符合大国崛起于文明创造;思想路线是改革发展,即改革着眼于发展,发展通过改革而来,这已经上升到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反映在工作方法层面,包括“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等等;执政方略包括“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等等。 

　　对于党的最新指导思想奠基于何种基础与智慧之源,具体指导于工作的哪些基本方面,着力解决哪些现实命题,报告已经作了清晰概括和厘定。所以,这里我们特别需要认清和强化的是指导思想产生的动因与内生性逻辑,以保证遵循的自觉。 

　　(一)最新指导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正因为逻辑是内生的,其展开才合情合理,顺理成章。这也是在国际共运出现低潮,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许多国家失去执政权的情况下,中国走出了改革开放后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 

　　循着这样的思路和逻辑分析问题,“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满足各种要求,应对各种挑战,就必须“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以创新求突破,以创新求发展,以创新求得最具时代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 

　　应当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时代需要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并且这一成果来自于实践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上任以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并且深刻回答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充分说明,奠基于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和创新成果基础的最新指导思想,一定能够引领和支撑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报告鲜明提出“三大规律”,这些规律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走向,进而关系到党的自我革新与执政能力提升,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成为普适制度、能不能推动国际共运回归。这原本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也是必须破解的基本而又重大的问题。 

　　回顾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变革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革命道路,问题便十分清楚。中国为什么在黑暗中摸索时间那么长?因为没有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政党来主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党派林立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因为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理论。中国革命为什么一再出现“左”右倾的错误,严重时几乎被彻底葬送,直到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才真正走上正确道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 

　　当前世界有两大难题待解、难解,需要“负责任的大国”和大国领袖作出回答。一个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直接威胁着世界安全。另一个是世界怎样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实现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两大挑战或难题分属两大领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 

　　要解决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具有创制能力的大政治家和能够实现自我超越的优秀民族来承担。比如,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主导建构起来的精神世界、价值系统与评价体系,有着鲜明的阶级对抗和制度对抗基础,在倡导“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就需要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点、突破口,否则难以带来世界和谐,甚至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大冲突、大对抗之中。 

　　缘此,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所做的新界定,让人耳目一新,且直击要害。“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其中凸显出新的指导思想站位之高,突破之大。有了这样的具有引领人类文明前行能力或潜质的指导思想,就能够做到“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1] 

　　或者说“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习近平在国际上一再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等重大提法写入联合国文件,已经说明最新指导思想站到了时代前列,站在世界的高度。 

　　(三)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效提升党的思想理论的作用力 

　　报告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1]我们党之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注入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原因在于化解现实矛盾问题的需要。 

　　我们处在大变革、大突破时期,大量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腐朽思想观念需要彻底革除。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所有这些,必然带来“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1]若不能实现思想理论突破,取得更加强大的指导思想作引领,“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就不会离我们而去。 

　　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地走上思想理论创新的道路。尤为可贵的是,习近平以自己特有的思想能力,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比如,“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等等。短短五年取得巨大成就,就是由方法论的突破作支撑,因此有了党和国家建设的“新气象新作为”。 

　　最后,借用报告中的话语:“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1]这应当是新指导思想给我们带来的强烈自信和巨大力量。 

　　四、对应新时代的新政治观蕴含于改革设计 

　　我们可以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十九大报告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另一个是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概念是新时代。走进新时代呼唤和形成新政治观,这符合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起新政治制度,因为政治上的先进,从而把旧中国改造成为新中国,中国由此走向新时代。改革开放同样因政治上的突破,也就是邓小平确立新政治观,实现了党的又一次自我超越,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由此走进新时代。那么,因肩负新使命而进入新时代的党和国家,背后的支撑一定是政治上的突破,也就是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推动政治上的突破,也就是新政治观。 

　　能够表明或彰显党的政治路线与最高领导人政治观的方式和机缘很多,但最能强化权威性、具有政治指标意义的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又因为政治路线或政治观影响着全党乃至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与路径选择,因而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要围绕这样的核心命题展开。同时,对应新时代的新政治观已经反映或蕴含于改革设计之中。 

　　(一)十九大报告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 

　　党的政治路线反映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再宣示”。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已经在“7·26”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3] 

　　这就是报告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50·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具体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1] 

　　报告还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1]既然从“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境地走出,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通过“再宣示”,向全党全国乃至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既关乎本民族的发展目标和前进道路,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因为我们的制度和道路可以“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也是我们“再宣示”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和价值所在。 

　　习近平的政治观与党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而一致性既合乎政治逻辑,又符合政治伦理的要求。那么,习近平的政治观是如何体现和反映的呢?将党的最新指导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最充分最生动的反映和体现,这就是报告所强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习近平的重大政治抉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改革开放是国家建设成就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改革开放道路的理论基础,因此,党的最新创新理论应纳入该理论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革故鼎新、兴利除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与巨大理论突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正是创新理论化解了既有理论所难以化解的矛盾和问题,推动了实践上的创新和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表述习近平的思想理论成果,也是完全可行的。然而,习近平作出这样的政治抉择,一定有深刻的政治考量,因此反映出其政治观。 

　　(二)十九大报告关于党的政治追求与改革安排内含且呼唤新政治观 

　　探索“三大规律”有赖于新政治观的指引。报告明确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纳入党着力探索的“三大规律”中,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肩负的历史使命,既不局限于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也不局限于自身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是承担起探索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重任,这显然是一次重大政治突破,所带来的一定是党和民族的跃升。 

　　马克思主义政党原本就肩负着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重任,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以往我们更多地探索前两者的规律,这次鲜明提出三大规律,与发展阶段和习近平在国际上的一系列新倡导关系密切,而这些新倡导彰显的恰是中国“强起来”的现实与节奏。 

　　特别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是,由此而来的一定是世界观和价值系统的逐步调整,甚至在某些领域是重构。因为阶级和制度对抗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重合,要化解之间的矛盾,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必定涉及政治观或者政治路线的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与此同时,报告还将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作了突出和强调。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一个先进社会制度,并且有“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政治标准和文明尺度,必然地开创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此,在“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等等。这些都将在政治范畴内开展,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政治判断奠基于新政治观。报告作出一个重要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内含着许多具体内容,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等。这些内容落实下来就是利益分配问题,而利益带有根本性,它既反映着执政理念,更反映着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之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先富带后富”涉及制度安排,当下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分享,也涉及制度安排,这显然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比如,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就涉及如何调节的问题,今天的“再分配”当然不能采取革命阶段的直接剥夺方式,即使通过政策制度和税收等方式,也需要观念突破,特别是政治观的突破。 

　　“合署办公”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新政治观的支撑。报告指出:“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1]应当承认,这仍然是“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但深层的意蕴恐怕不止于减员增效,优化体制机构这么简单,而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涉及党的执政规律的探索。 

　　任何重大体制制度设计和改革,最后涉及的是政治范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大,步伐没有预想的那么快?很合逻辑。“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不能搬用别人的,只能探索自己的,这就需要实践经验和政治基础两大支持。所以,“合署办公”这样的改革,内含着执政成本的考量。如果再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政分开”的讨论,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要解决好该问题,必须依靠新政治观的引领。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离不开新政治观的引领和支持。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设计,表面看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村整个改革的延续和发展,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近年来舆论场上关于小岗村与南街村的对比和争论,说明土地问题不简单地反映在利益分配,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确切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启革命道路,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激发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都与土地有关。当年,我们是靠土地革命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赢得了民心,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这甚至就是一次“新土地革命”。今天,很多人早已不把自己的生存和生活与土地拴在一起了,但土地权的走向和归属,将一直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或者说意识形态。所以,要搞好土地制度改革,必须依靠发展了的政治观,抑或新政治观的支持。 

　　五、直面挑战反映出政治勇气和理性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在总结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报告也直面挑战,指出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且认为这些矛盾和问题具有复杂性和深层次性。敢于直面挑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同时也反映出党和最高领导人的自信、勇气和力量。 

　　(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尤其是“中国方案”的提出,“一带一路”的推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抑或文化软实力。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也为“强起来”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党的最重要大会上仍作出“没有变”的政治判断,应当是更高奋斗目标与更严格要求下的产物。 

　　因为,变与不变存在辩证关系,同时与参照物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较西方国家毕竟要短得多,因此,增量大,存量小;如果把中国的人口基数算进去,我们的人均GDP还有很大的差距,“没有变”就更属于科学和理性之判断。 

　　可以肯定,有了这样的判断,中华民族腾飞的基础才更稳固,更扎实。当前,我们党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和努力方向放在“三个牢牢”:牢牢把握“基本国情”,牢牢立足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样,再经52·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过较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就一定创造出更光辉的业绩。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却“更加突出”。还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这属于矛盾和问题的叠加,因而解决难度会更大。 

　　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更加突出。因为先发优势与“虹吸效应”,而导致资金、人才向发达地区倾斜,导致发展上的更加不平衡,这甚至不是中央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所能轻易解决的。不解决平衡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同时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至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原因同样复杂多样。 

　　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出路之一在于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这就需要提高创新能力。创新不是单一方面的创新,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是包括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经济和社会管理创新。问题在于创新能力一直是我们的软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创新能力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原创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有高原无高峰”还是现实,“钱学森之问”还不敢言找到了化解的路径。因为,法治建设水平还不高(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科研管理能力还不强(科研资金使用、科学成果评价等均存在问题),支撑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观念还未有效确立,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三)“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习近平主导的精准扶贫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但要彻底解决民生领域的多重矛盾和问题,同样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每个社会问题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复杂成因,有效解决问题,不能线性思维,必须作为系统工程推进。 

　　以农村的贫困为例,就有普遍原因和特殊原因。以历史欠账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间,我国为了快速发展工业,加强城市建设,政策上采取了工农、城乡“剪刀差”,导致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虽然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在一个时间里发展很快,但后劲不足,近十多年来政府采取了反哺农业的政策,但远抵不过工业化、城市化浪潮而来的“虹吸效应”。致使那些没有搭上新经济模式快车的人们,难以实现脱贫。 

　　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不解决,既带来社会不稳定,也会削弱人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很多年前有西方记者对中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说,到中国的北上广深看一看,和西方国家的大都市无二,再到西部看一看,你甚至怀疑人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国度里。这样的话语既引发我们思考,同时折射解决问题之艰难,之复杂。 

　　(四)“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 

　　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大多是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问题,新问题比老问题更复杂,新问题决定了起点更高。正所谓,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而新生出来的事大多涉及精神。还有人说,穷人的痛苦好解决,因为痛苦大多源自贫困,但富人的痛苦难解决,因为大多与财富无关,更多关乎精神,也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间接说明了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比解决旧问题旧矛盾要难。 

　　仅仅解决“文明程度还不够高”这一问题,没有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就不可能实现根本性改观。因为人的文明程度,涉及的是民族的人文品质,大众的人文修养,这是最艰难的事情。 

　　再以文明范畴内的道德为例,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哪个国家在道德建设上花费了我们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如何?不言而喻。为什么我们的道德建设步履维艰?就是因为成长于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五伦”道德,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错位,再加上政治文化、革命文化的介入,使矛盾错综复杂,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特点,因而不是花点代价就能够克服的。法治建设同样如此。 

　　(五)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报告着重于党的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缘此,有人评价是历史上“党味最浓”的报告。 

　　重视党的建设合乎逻辑,因为党的执政水平与能力来自于党的建设;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完成新使命、应对新挑战,需要加强党的建设。所以,报告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1] 

　　其实,上述矛盾和问题,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已经明确提出,然而长期没有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进一步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毕竟革敌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或者说刀口向内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为什么全党全国人民由衷称赞习近平,很重要的是他的担当和勇气,是他的问题意识和“刀口向内”。此外,也有时代发展催生或带来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旧的矛盾和问题与时代发展带来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自然增加。这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根本原因。 

　　仅以坚定信仰信念为例分析问题。习近平谈及腐败问题时说,很多领导干部甚至政治局委员、常委出了问题,根本是信仰信念缺失。为什么有那么多领导干部出问题都集中于此?有自身修养的原因,也有产生于革命基础上的政治信仰信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逻辑问题。 

　　正是上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才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视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进而有了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1]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9(01). 

　　[2]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EB/OL].新华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90/65724/4444937.html.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7-07-28(01). 

　　(本文首发于《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一期) 

　　(作者:公方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