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选择性民意为基础的一种“新民粹主义”思潮在国际上日益显现。究其根本，金融危机及经济复苏困难是外因，急剧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传统格局松动、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失衡和各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均则是“罪魁祸首”。

　　需要看到，“新民粹主义”具有较为广泛、复杂的民意基础，但也是一种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元素。其中，“左翼”民粹虽然包含社会公平、公正和改革、改良的意识及主张，但也表现出较激烈的价值观取向；“右翼”民粹则持有极端的民族主义、强烈的保守政治倾向，经济政策上突出主张反对移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国内就业、鼓励产业和资本回流等。在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新民粹主义”的“右翼”实力迅速增强。

　　从趋势来看，“新民粹主义”有在欧洲主要国家和若干局部热点区域发酵的趋势。这种状况对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中国的外部环境稳定、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模式转变等将造成一定的影响。面对相关严峻挑战，中国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一是理论定力 

　　坚持以发展为取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对立统一。全球化出现逆动，关键在于相关各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对我们而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深刻理解坚持改革开放中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和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内涵，把握好“两个百年计划”、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批判、改造、吸取和借鉴运用以价值为取向的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对经济、金融危机束手无策甚至难辞其咎，对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也有些无能为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经济学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发达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归纳总结形成的，对市场微观主体产权边界、产业组织和市场运行机理、宏观政策干预等方面的理论解释或描述仍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导致的当代经济问题与实践教训方面，我们有必要采取批判、改造、吸取与借鉴运用的科学态度。

　　以创新、和谐、发展的全球治理为目标，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学。我们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以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为目标，以建立创新、和谐、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目标，反对“以邻为壑”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以此来重新架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是政策定力 

　　关键在于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现阶段，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阻力重重的复杂局势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不足的“短板”尤其明显。对此，有必要继续加强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快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不断丰富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同时，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维护社会公正和民主权利，加快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促进民生改善和成果普惠，反对利益垄断与两极分化，坚决打击贪腐犯罪，加强法纪监督，等等。

　　保持政策定力尤需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和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首先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关系，在改革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在国企混改与市场竞争之间、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都要形成良性的互动联系；其次要处理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人口就业、收入稳定增长的关系，既要加快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的转变，又要顾及企业关、停、并、转可能带来的社会失业和贫困人群问题；　再次是处理好国内改革与国际协调的关系，处理好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深化改革的关系。

　　三是道路定力 

　　要坚持“和平与发展”战略判断与合作基调，加快研究提出系统集成的全球化合作“中国主张”。在坚守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坚持“不挑事、不怕事”“不对抗”“合作共赢”是战略定力的最好体现。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可积极发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和即将召开的金砖国家首脑（厦门）峰会的平台作用，加强研究并提出系统集成的而非碎片化的中国版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倡议与主张。

　　要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区战略，凝聚全球化的中间力量和积极因素。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有必要通过“一带一路”、自贸区及其相关战略，积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金砖国家首脑峰会等政经机制作用，团结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开展务实有效的经贸合作，防止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内部立场和力量的分化，夯实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基础力量。

　　要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与多边贸易投资协议谈判，坚定维护全球化已有成果。以世界贸易组织为蓝本，全球范围内多边、小多边贸易投资的谈判对于相关国家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落实“21世纪发展议程”和促进发展中国家权益、开展关税削减、农产品补贴问题等国际重点领域的合作，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些全球化取得的初步谈判成果，是国际社会认同的、不容倒退的“底线”。

　　要积极开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经合作战略对话，维护全球化的良好秩序环境与稳定发展态势。在国际政治的热点领域，如“难民”、反恐、“朝核”、打击“海盗”、防止跨国犯罪等问题上，可以加强磋商与协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新一代规则制订中，可以协调好国家采购、国有企业与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保护等关键领域的渐进路径，等等。总之，应当通过开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经合作对话，助推全球化实现新的发展，控制“新民粹主义”思潮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