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祥《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提出“无公德的个人”，来描述那些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和义务的人。这种“无公德的个人”看似在争取个人权利，实际上却只是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阎云祥认为，“无公德的个人”的出现是“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的结果。

　　关于“无公德的个人”出现的原因还可以讨论，但这种现象在当前中国农村却有相当的普遍性。许多“无公德的个人”出现在公共领域，但更普遍的是出现在国家资源下乡过程中。

　　国家资源下乡为农民建设基础设施，便利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国家资源下乡，项目要落地，就要与一些农户打交道，比如要占地，有时可能要损害青苗，要砍树，甚至要拆废弃的猪圈牛栏等，当然也要借道路运输，要占地堆放建筑材料。按理来说，国家资源下乡，农民是受益者，应当欢迎，表示感激，不过，项目落地要占地，损害青苗，却是损害了某些个人的利益，利益受到损害的农民要求补偿，也是没有错的。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普遍出现了惠民工程项目落地，农民却索要高额补偿的情况。本来，建惠民工程，要砍一棵树，这棵树的实际价值只有200元，树主却可能要800元，不给钱就不让砍树，项目就无法落地。索要高价的农民甚至理直气壮，因为他要的是国家的钱，是外面来施工工程队的钱，而不是本村农民的钱。

　　在这个过程中，本村农民只是围观。事不关己，围观而已。国家或工程队给了高额补偿，这个索要高价的农民就成了英雄，有本事，围观农民很快也学会当钉子户索要高价。这样一来，国家很快就发现，为农民做好事，其实不好做。惠民工程不仅未能收服民心，反而引发种种问题。

　　当国家资源下乡项目落地时，是由国家来直接招标实施工程，这就很可能遇到钉子户，且很可能由一个钉子户发展到一众钉子户，甚至所有人都变成钉子户，结果就是国家资源下乡事倍功半，效果不好。

　　出现农民变钉子户的原因，显然不只是农民个人的素质问题，也不是个人人品问题，而有更重要的结构性理由。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敢于强调个人利益的少数人，或者说有钉子户。但是，在正常的社会中，这样的钉子户会受到结构性力量的强烈抑制，处在边缘化的位置。或者说，得到不应当得到利益的少数人一定是正常社会的边缘人，否则，所有人都想得到不应当得到的利益，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就无法维系下去了。

　　国家资源下乡如果不是由国家直接负责项目落地，而是将资源下到村庄，由村民讨论如何使用资源；如果国家不是直接资源下乡，而是以工代赈，民办公助，一事一议，只有当农民投工投劳完成了项目落地的基础条件时，国家资源才下到村里来，这样一种竞争性的资源下乡就可能刺激地方（村庄）组织起来，以获得国家资源的投入。

　　地方组织起来就必须要充分地动员村民，就要将村民个人的利益与村社集体的利益统一起来，就要在村庄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意志或公共意志，这个强有力的公共意志对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约束。即使出现了钉子户，这个钉子户不顾公共意志的约束，全村村民也有办法让他付出声誉等方面的代价。也就是说，钉子户的行为不再可以传导，钉子户代表不了全体村民，全体村民也不会变成钉子户。这样，通过村民动员而产生了村庄政治，就为国家资源的落地提供了基础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在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下，动员村民的村庄政治还有多大的可能？没有村庄政治，好事不好做。通过资源下乡来建立村庄政治力量，让资源下来的同时将农民组织起来，这个方向是对的，具体如何做则还有很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