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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经济发展“中国模式”的形成

作者:江宇 文章来源:共和国经济史 2015年12月24日 时间:2015-12-25

  【编者按】:毛泽东是文章大家、政治大家、军事大家,这方面争议不多。但在经济建设方面,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却众说纷纭。哪怕是总体上拥护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往往认为,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太明白”“好心办了坏事”。

  实际上,尽管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上出现过弯路、冒进和浪漫主义,但这些问题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站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分析,就会发现,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时代,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是正确的,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道路和苏联模式都有所超越,是中国模式形成的时期,对今天仍然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进步,开始形成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其中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实践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找到符合国情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式工业化道路付出的巨大代价;二是通过“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不足,分散风险,避免农村的分化和破产;三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发挥两个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后迅速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奠定了基础;四是通过扩大民主管理提高劳动者积极性,这是“群众路线”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公平的前提;五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优先发展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六是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为对外开放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毛泽东经济思想,贯穿着实事求事、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点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对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也仍有指导意义。

  近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理论热点,而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经济理论推行发展战略,不仅增长绩效不好,反而遇到经济社会危机,从而使中国经济更加引人瞩目。但是,现有经济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离不开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有人认为,毛泽东只懂革命,不懂建设,这个看法不正确。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进步,开始形成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尽管经历曲折,但却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其中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实践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涉及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社会公平、经济民主、人力资本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新中国头三十年的经济实践,并且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找到符合国情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式工业化道路付出的巨大代价 

  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也曾推进工业化,但都未成功,主要是没有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发展战略问题。工业以轻工业为主,无法维护国家安全,导致现代化中断。二是资金和技术来源问题。我国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农业产量长期维持在糊口水平,难以为工业提供足够剩余。三是城乡关系问题。工业化对农村造成冲击,导致土地兼并、高利贷,农民分化和破产,甚至引发革命。因此,中国并没有条件走欧美对内圈地和对外扩张的道路,也没有条件像苏联那样主要依靠城市剥夺农村。面对这些中国国情的约束。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形成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一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对此,有人认为是照搬了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征是重工业优先”的观点,这种看法不全面。毛泽东曾多次阐述发展重工业优先的道理,认为发展重工业虽然短期内影响人民生活水平过快提高,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发展了重工业,才能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为轻工业提供原料,更有利于促进农轻重协调发展,“是大仁政”[2]。

  二是兼顾重工业优先和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的。毛泽东自50年代后期开始,就强调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农轻重并举。从实践中看,中国仅仅是在“增量”上体现了重工业优先,并不存在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情况。

  三是确定了独立自主工业化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依靠外援实现工业化,但国际援助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宁可不要援助也要维护独立自主。他针对苏联撤走援助一事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3]”。今天来看这是必要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具备独立自主国民经济体系的。东欧国家依赖苏联援助,拉美国家依赖美国投资、贷款和市场,最终都未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实践证明,毛泽东找到的这条工业化道路符合中国实际。首先,中国用二三十年时间走完西方上百年的路,初步实现工业化,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迅速成为制造业大国奠定了基础。其次,重工业基础的建立,农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为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打下了基础。第三,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持续改善,农村保持了稳定,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剧烈贫富分化、丧失经济主权、恶性债务危机等问题,是发展中大国实现工业化的杰出实践,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历史的周期律”。

  二、通过“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不足,分散风险,避免农村的分化和破产 

  把群众组织起来,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也为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我们搞计划经济、农业合作化,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当时资本和技术不足、通过集体协作提高生产力、分散经营风险、改造社会结构的现实考虑。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思想主要包括:

  一是通过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备条件。毛泽东超越了传统理论把资本作为核心的思路,提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组织起来,以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独特道路。“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4]”。体现在农业上,就是在机械化尚不具备条件的时候,通过农业合作化,把分散农户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利用农闲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二是把农村组织起来抵御风险,避免分化和破产。工业化从农村攫取大量剩余产品,容易造成农村急剧贫富分化和破产。毛泽东认为,我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不断地复苏、两极分化、破产,周而复始,没有出路……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两极分化”。他不赞成包产到户,一个主要理由也是防止农村分化,“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5]。今天来看,这种警惕是完全必要的。东南亚、拉美、印度等国家土地兼并严重,形成大量流民和平民窟,成为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国农业合作化尽管经历波折,却基本保持了农村的稳定和基本民生。邓小平领导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提出农业“两个飞跃[6]”的设想,是同毛泽东一脉相承的。

  三是通过组织起来,在农村实现工业化,发展文化和社会事业。许多国家城镇化的教训是,仅仅把农村作为工业化的原料、劳动力和土地来源,使得城乡差异日益增大。毛泽东主张,在农村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7]”。在毛泽东推动下,我国县域“五小工业”和农村社队企业迅速发展,成为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以集体经济为依托,农村还开展了大量的公共事业和服务,满足了农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总之,毛泽东主张农村“组织起来”,不仅解决了工业化资源来源问题,而且保障了农村的稳定和基本民生,改造了几千年来农村的社会和文化[8]。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这是在新时期对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三、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发挥两个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后迅速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奠定了基础 

  一五计划受苏联影响,计划制定权、物资调配权高度集中在中央,这有利于集中调动资源,但更会抑制地方积极性,导致官僚主义。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探索改革这一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强调向地方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在干部、技术精英和普通工农群众的关系上,强调走群众路线,干部同工农相结合。这两方面都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毕生推动的实践方向。

  向地方分权,是中国同苏联模式的显著区别,这个思想主要是毛泽东提出并一以贯之地推动的。他本人做过两次较大努力: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他这年谈到,“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9]”1958年4月11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80%的直属企事业单位以及计划、商业、劳动教育等方面管理权下放给省。这次下放由于经验不足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为以后进一步下放权力积累了经验。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经济体制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显现,加上国际形势变化和“三线”建设的需要,1966年3月毛泽东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去,连人带马都去[10]”,并要求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这次分权更加彻底,四五计划时期,全国共下放2600多个重点企业和事业单位,几乎每个县都建立了“五小”企业;70年代进一步鼓励人民公社举办社队企业。

  毛泽东推动的两次经济分权实践,使得我国经济体制同苏联式计划经济已有根本不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第一,为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我国只有3%的国营企业直接归中央,许多地方具备了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迅速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创造了条件,这是中国改革比苏联成功的原因之一。第二,农村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容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的基础。

  四、通过扩大民主管理提高劳动者积极性,这是“群众路线”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的另一方面,是实行经济民主,即让工人、农民直接参加经济组织的管理,他认为这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维护劳动者权益、防止形成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这种做法,既是对苏联模式形成的官僚专政的超越,更是对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对资本家人身依附关系的超越。这一思想,对于今天搞好国有经济、坚持工人阶级主体地位仍有启示意义。

  毛泽东关于“经济民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指出:“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11]。”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12]。“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1960年,他在鞍钢《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推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的“鞍钢宪法”。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13]。

  有人认为,毛泽东比较重视群众运动,而不重视制度建设,这种看法不全面。毛泽东在1956年就谈到,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14]”

  不过,毛泽东对“如何用制度激励人”的看法,比西方经济学过于重视物质激励的观点视野更开阔,他认为,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有了这种平等关系,劳动者就能意识到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从而形成强大的激励力量。他提出的“政治挂帅”、“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等口号有明确的经济社会内涵,即打破经济生活中的等级制度、建造一个平等的社会。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未能得到全面贯彻,但仍旧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革开放开始时,我国是一个相当公平的社会,而公平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前提,超越了西方国家先建立市场经济,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条代价巨大的道路。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打破了凝固的等级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利益集团[15]。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评价说:“新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16]。”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探索在企业中扩大普通员工权力,缓和劳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经济民主的思想仍然有现实意义。

  五、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优先发展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人们往往认为,穷国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而改善民生、社会公平的问题等经济发达了再解决。这种思路,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而毛泽东带领中国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那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优先保障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主要体现在:

  首先是“保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制度。毛泽东认为,医疗和教育,不仅是保障民生的大事,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大事。“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17]”。对新中国卫生工作起了巨大作用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是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建立的。1970年,毛泽东批发《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方向》的调查报告,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医学教育要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优先发展基本医疗服务[18],这是对现代西方医学过度重视面向个人的治疗服务、忽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修正。

  其次是“强基层”,基本医疗和教育的资源向基层倾斜。医疗和教育都是智力密集型,是稀缺资源。如果没有国家干预和调控,那么优质资源必然向城市集中,造成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推动城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是着眼于使基本医疗和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1961年,他鼓励鼓励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19]。”在毛泽东推动下,我国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

  再就是公共服务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毛泽东他认为,公共服务不仅仅是专业部门的任务,而要发动群众一起来参加。“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20]?”我国在生产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方面,大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如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民办教师等等,而不是主导西方社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21]”。50年代对于如何做好血吸虫病防治,专业部门有不同看法,不赞成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各地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集中进行环境整治等灭螺行动,血防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在余江县消灭血吸虫之后,毛泽东欣然赋诗“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写照。

  总之,在毛泽东推动下,建国以来形成了平等优先的执政理念和社会风尚、把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作为公共物品向全民提供、符合我国国情的低成本社会福利模式、群众运动与社会事业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他的推动下,新中国健康和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35岁增加到70年代末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79年,我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这些都超过了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过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昔日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一支有文化、守纪律、年纪轻、身体好的产业工人大军,为后来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

  六、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为对外开放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经济上,除了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之外,主要体现在独立自主地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上坚持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随着时代推移,这一决策越来越显出其意义。一些西方学者和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全球化理念,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就能自动搭上经济增长的快车,这种观念并不全面,一些发展中国家无限制地向国外开放反而导致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丧失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主权,这更显示出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意义。

  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同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都一度紧张,是由于毛泽东过于强调民族独立和主权,以至于耽误了经济发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建国初期,在美苏对峙的局面下,我国不可能像一些人想象的“脚踏两只船”,只有同苏联坚定站在一起。苏联也确实为我国工业化给予重要支持。但5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我提出涉及主权和核心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后,就毅然同苏联决裂,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60年代我国外交重点转到“两个中间地带”,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力所能及地援助发展中国家,正是这些措施给了美国很大压力,促使美国认真考虑同中国建交。同样,在中美关系中,毛泽东仍然坚持同美国平等对话的原则,不拿原则做交换,这鲜明地体现在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中。中美接触之后,自70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打开新局面,对外开放的重点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是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分不开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坚持自尊、自立、自强,就不可能发展同西方大国平等的关系,也就不可能为我国对开开放营造良好环境。

  七、毛泽东经济思想和实践的总体评价 

  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革命的思想,对建设没有指导意义,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首先,毛泽东经济思想贯穿着实事求事、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点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

  其次,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有很大进展,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我国国民基础教育和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为改革开放准备了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我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大国,同100多个国家建交,为改革开放营造了外部环境。营造了一个公平的社会,地方企业充分发展,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制度基础。

  第三,这一时期经济发确实展走了许多弯路,例如,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并重的思想、关于人民群众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思想,并不能落实得很理想。但这很大程度是囿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和具体工作基础,并不能说毛泽东经济思想就失去了指导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一些当年看来超越阶段的做法,现在更加具备了现实的意义。

  八、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经济建设要和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统筹考虑。毛泽东从来不是单纯就经济看经济,而是把经济发展同政治、社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当前,面对改革攻坚任务,要跳出经济看经济,不仅用经济手段,也通过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完善社会组织、增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树立劳动至上的风气,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

  第二,通过增进社会公平来促进经济发展。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起点很低,但正是由于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激发出劳动积极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遇到瓶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分配和阶层差距过大,要把增进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战略性选择。

  第三,把社会建设和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结合起来。社会事业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培养人民参与意识的良好平台。要在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扩大人民群众在决策、监督中的作用,使改革真正符合人民利益。

  第四,扩大经济民主,保障劳动者权益。无论在什么所有制企业,都要倡导扩大普通劳动者在企业运营决策中、特别是涉及工人切身利益事情上的决策和监督权,以制约资本所有者侵害劳动者利益。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站到国际竞争的前沿,更有必要强调自主创新,在国际关系中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

  第六,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并举,提高农村组织程度。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把农村片面作为城市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来源地,导致农村社会空心化、城乡差距拉大,要立足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通过新型专业合作社等组织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

  【原标题:经济大家毛泽东——毛泽东和经济发展“中国模式”的形成】

  (原文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研讨会论文,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习近平:《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新华社2013年1月6日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6页

  [3]新华网:《霹雳惊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纪实》,新华网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7/24/content_495843.htm

  [4]《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42页。

  [6]1990年,邓小平就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首次阐释了“两个飞跃”的思想。3月3日,他在与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是很长的过程。”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7]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

  [8]《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932页。

  [9]《毛主席在国务院四办及中央轻工业各部汇报工作时候的插话和指示》(1956年3月1日—5日)。

  [10]参见于鸣超:《中国省制问题研究》,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题注集萃(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2日

  [12]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1958年11月9—10日)

  [13]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1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页。

  [15]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中文版,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一版,第129-130页

  [16]何炳椂:《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参考消息》1974年3月11日到3月15日

  [17]《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18]毛泽东 :《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8 年

  [19]《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8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083页

  [21]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党的文献》2003(5)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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