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季刊主编。199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专著，长期为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信报》撰写专栏，专业领域为中国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

▲继“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之后，中国正面临西方“价值观外交”的压力，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和崛起是在国际压力下进行的，今后仍会在国际压力之下继续发展和崛起

▲在“请进来”和“与国际接轨”之后，中国“走出去”对一些西方国家构成了很大压力

▲“责任论”会很快成为世界议论中国的核心

最近几年来，尤其是在即将过去的2007年里，中国似乎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大大小小的外交“风波”从年初到年终从未间断，“中国制造危机”、“中国网络间谍指控”、“抵制北京奥运会”、德国对华“价值观外交”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西方各国对中国施加着各方面的压力，并且这样那样的压力有增加的态势。各方面的压力表明，中国身处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而对各种形式的压力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解读，则有助于认识中国目前所处国际环境的变迁和性质。

顶住西方“价值观外交”

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就开始面临来自外在世界的形形色色的压力。此前就曾经有过“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等各种针对中国的舆论。在实际行为上，西方世界及其联盟也在不断寻找有效的方法来应对中国崛起。军事方面，美国早先想把北约扩展到亚洲。但在欧洲不乐意的情况下，美国就依靠其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来营造一个“亚洲版北约”，企图对中国构成牵制。与此同时，西方也一直想对华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如果说军事联盟体现的是硬实力，那么价值观外交更多体现了软实力，就是希望把西方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融合到西方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贸易。

无论是军事联盟还是价值观外交，西方已经经营多年。但2007年西方的所作所为表明，西方世界在对华政策上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更不用说是共同的行为了。一些国家，如美国，在军事同盟也就是构建“亚洲小北约”上下功夫；一些国家，如德国，想在价值观外交上下功夫，有更多的国家则是努力维持建设性对华关系。

作为一个整体，西方缺乏有效的对华政策。也就是说，西方对华政策和压力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分散的。为什么？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与苏联不一样。苏联阵营是一种孤立于西方的发展，而中国则是选择了全球化和加入世界体系。改革开放政策和外向型的经济体系使得中国与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相互依赖关系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种新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国家间的利益互相交叉和渗透。这个结构表明，一方面西方有更多的机会对中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对华的压力也必然会影响到其自身利益。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自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所能使用的各种外交手段及其效率已今非昔比。要西方国家在“价值”(如民主和人权)和经济利益之间作一选择，并不容易。民主和人权尽管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话语中极其重要，但经济发展也同样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针对中国的西方价值同盟或者民主同盟的形成不存在现实条件。尽管西方各国都认同这种价值，但在中国本身平稳发展的情况下，要把价值同盟转化成为一种统一的外交行动没有可能性。

这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外在世界的压力下崛起。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和崛起是在国际压力下进行的，今后中国仍会在国际压力之下继续发展和崛起。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对各种压力置之不理。中国过去能够在压力中崛起是因为中国对外在压力有理性的认识和理性的回应。同样，如果不能对新出现的压力有理性的认识和回应，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向着对中国不利的方向发展，继续在压力中崛起就会成为问题。

“走出去”冲突不可避免

任何理性的认识必须从认识自身开始。认识中国所面临的外在压力也一样。

我们可以从中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来理解。概括地说，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请进来”。主要是改革开放早期，当时中国资本稀缺，因此对外国资本实行开放政策，主动把外国资本“请进来”。这一政策表明中国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和西方不会有很大的利益冲突。

第二个阶段，基本上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政府加大和国际“接轨”的力度。和国际接轨意味着改革中国自身的经济体制，认可并接受国际规则。这种情况也决定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在西方看来，中国和国际接轨，与国际整合也符合西方的总体利益。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走出去”是“请进来”和“接轨”政策成功推行的必然结果。这两个宏观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同时，这些政策的推行也使得中国经济体和世界经济体的整合程度得到提高。既然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走出去”也就是一件符合规律的事情。

但在“走出去”的环境下，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互动已经有了不同的模式。

在“请进来”和“接轨”阶段，中国和西方不是没有冲突，但冲突是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惊呼“狼来了”，这体现的是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矛盾一面。但“走出去”表明这种冲突发生在国外。无论是中国利益走进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会和西方的既得利益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中国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对一些西方国家构成了很大压力。尽管西方多数人受惠于对华贸易，但少数受负面影响的既得利益者则会大作文章。西方也担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西方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有长期的交往历史，甚至在这些地区实行过殖民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利益。当中国“走出去”进入这些发展中国家，并且和这些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的时候，西方国家就感觉到其利益受到中国利益的“威胁”。

中国模式让西方焦虑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得西方和中国交往的方方面面倾向于政治化。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制造危机”和所谓的中国“新殖民主义”等等都是在这些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西方更加担心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的快速增长。

以往，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只有两个模式，要么是自我孤立或者被西方孤立，要么就是依附于西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但是，中国则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和国际经济体系整合，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主要角色。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太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中国国内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但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这种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很有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模式构成有效挑战。这是西方所不能接受的。如何应对中国软力量的崛起？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中国推行基于西方价值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即价值观外交。所以，近来欧洲各国随着领导层的变迁希望改变以经贸外交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德国要在亚洲推行价值观外交，显然是针对中国的。一旦遇到能够体现西方价值的外交事件时，西方各国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会对中国共同施加压力，例如在非洲达尔富尔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等。把这些问题和中国即将举办的奥运会联系起来更是2007年西方舆论的一个热点。无论是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力量)还是软实力(中国模式)都让西方担忧。

经受“大国责任”考验

但西方的担忧也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国际责任的高度期待。西方所担心的不仅是中国崛起对其利益的影响，而且更担心中国会作为一个怎样的大国来承担国际责任。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既然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那么就要中国来承担国际责任。

我们并不难看到，“责任论”已经开始成为西方、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话题。可以预见，“责任论”会很快成为外在世界议论中国的核心。

但即便是在责任领域，中国也在不断承担着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中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内部解决中国和他国的纠纷和冲突，就是责任的表现。而在外交领域，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并非西方所认为的那样，只重视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完全不顾价值和道德，尤其是人权。近年来，中国外交已经作了很大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行为层面，而非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层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达尔富尔问题上和缅甸问题上都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不可否认，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有本身区别于西方的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或者是战略利益。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作为，一方面与西方不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自身的价值观。

冷战后，西方提倡人道主义干预，极端者甚至提倡人权高于主权。当然，人权高于主权只是西方对其他国家而已，西方国家内部其实还是国家主权至上。就是说，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干预外部世界的一种新国际理论。对此，中国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当然不会接受。但同时，中国并不否认人道主义干预的必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主权。在政治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接受和认同民主和人权等理念，并且把这些理念视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因此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活动，并且已经成为主要贡献国之一。中国所不认同和反对的就是西方为了实现这些价值所采用的方法，包括西方对中国本身和西方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方法。中国反对西方动辄就要采用经济制裁，更反对动辄采用武力。原因很简单，很多事例已经说明这种做法显然不能起到预期作用，并且中国本身就曾是西方这种干预政策的受害者。西方要中国重复这些方法，显然并不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人道主义干预方面不断探索自己的道路，具体表现就是上文所说的中国在朝鲜、缅甸和达尔富尔等问题上的态度和外交行为。在这些方面，中国贡献不少。

毫无疑问，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西方的压力，中国会不会仍然坚持不去重复西方所通行的传统干预政策？中国能否不断探索出自己的人道主义国际援助路线？中国能否调整和重新解释甚至重建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这些都是需要在今后实践中回答的问题。当然，回答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