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在广为流传，那就是把“计划”一词完全贬义化。有些人主张什么都应该市场化，根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宏观调控，政府只要充当“守夜人”就可以了。这种过度摒弃计划的泛市场化观念，很不正常，也是错误的。

关于计划和市场，其实在邓小平那里就早已经有定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

强调“计划”，并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我所指的“计划”，是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看待。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是否就不能再起作用了。至少在社会主义整个初级阶段，不能起决定作用，那是再也明显不过的道理。但作为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前提下的“计划调节”，却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里说的计划调节包括：战略性指导性计划，必要的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等等。

计划经济不能完全解决微观效率和企业激励问题。在感受了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之后，我们开始逐渐尝试搞市场经济，那时主张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后经过对中外经验的反复思考和研究，逐渐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形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念，这差不多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有人评论说，那个时期，我国一批经济学家“皈依”了市场经济。但在“皈依”市场取向改革信念的同时，不能迷信市场。应当重视价值规律，但不要认为价值规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并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去管。

有几类事情是市场所不能解决的：

第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总需求、总供给的调控。如果这完全让价值规律自发去调节，其结果只能是来回的周期震荡和频繁的经济危机。

第二是大的结构调整问题，包括第一、二、三产业，消费与积累，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等大的结构调整方面。我们希望在短时期内如10年、20年、30年内，以比较小的代价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现代化、高度化。通过市场自发配置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是不能实现结构调整，但这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要经过多次大的反复、危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实现。我们是经不起这么长时间折腾的，也花不起这沉重的代价。比如一些影响比例关系的重大工程规划必须由政府来做，反周期的重大投资活动要由政府规划，等等。

第三是公平竞争问题。认为市场能够保证公平竞争，这是一个神话。即使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不可能保证公平竞争，因为市场的规律是大鱼吃小鱼，必然走向垄断，即不公平竞争。所以，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制定反垄断法、保护公平竞争法等。

第四是有关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以及“外部不经济”问题。所谓“外部不经济”，就是从企业内看是有利的，但是从企业外看却破坏了生态平衡、资源等，造成水、空气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这种短期行为危害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生存。对这些问题，市场机制是无能力解决的。

第五是社会公平问题。市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市场只能实现等价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意义上的平等精神。这有利于促进效率、促进进步。但市场作用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在我们引进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这些苗头已经越来越明显，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社会不安，影响了一些群体的积极性。对此，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这种现象的恶性发展。现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更不能少。

刘国光，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本报记者刘世昕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