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2006年加入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2008年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近年来承担的主要课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研究”、北京奥组委委托项目“第29届夏季奥运会政治风险预测和防范研究”、中央维稳办交办课题“当前及未来五年我国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形势变动趋势及对策研究”等。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调研工作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2005年参加起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矛盾与政治稳定研究等领域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主要著述有：《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论以德治国方略》、《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实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来做出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由于是一次性的委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这种一次性的委托人民是有授权的，而且授权时间比较长，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获得授权的权力者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相比的效率之所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6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在近代以来落伍了，所以从民族的整体来看，中国始终面临着一个获得民族独立和发展的问题。应当说，民族复兴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主题。认识中国的一切都不能够脱离这样一个主题。正是这个主题决定着中国很多的事情，或者说，中国很多的社会现象都和这个主题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主题是理解中国当今社会的一个关键。

中国政治模式：国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观。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和发展，这是偶然的吗？似乎不像，因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共同体，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度当中，获得持续全面的社会发展，把它归结为偶然，或者只是归结到几个简单的因素，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模式”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则喜欢说“中国道路”。我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已经初具形态。这条道路就是维护和促进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体系。

由于我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我想从政治制度或者说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谈谈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的官方表述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的具体表现是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四大基本制度：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个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是这“三统一”和“四制度”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政治发展模式的框架。如果用学术术语进行解释的话，我认为“中国模式”的结构与功能是：集保障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之下，一方面国民权利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又集中了国家的权力。

所谓保障国民权利就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可以保障人民去追求个人的美好幸福生活，允许各种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则进行自由的流动和调配，人民的权利，包括私有产权，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人民的自由不断扩大。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价值的转变，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1868年的明治维新造就了现代化的日本。明治维新中提出“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的纲领，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的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从而使日本民间蕴藏的巨大积极性得以焕发，使日本从一个仰望中国的国家一举崛起并且称雄亚洲。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种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价值的转变，使中国人民当中蕴藏着的巨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了出来。这种积极性的发挥究竟有多大，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遍布中国城乡的沧海桑田般的巨变。我们与其为周围的器物变化而惊讶不已，不如去思考当人们摆脱了束缚，焕发出来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之后所迸发出来的那种无穷的创造性和活力。这应该是中国的体制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要点。

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一次性授权使决策成本降低

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是一个曾经落后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改变自己的面貌，而且还要追赶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她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显然就不同于那些原发性的工业化国家，她必然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必然要另辟蹊径。于是就有了中国体制的第二个方面——集中权力。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追赶世界，按部就班自然发展是不可能的，她会永远落在世界的后头。中国这种落后国家必然要实行一种战略式的发展，即通过战略规划，集中资源，强化发展，并一以贯之地加以贯彻执行，才有可能赶上和超过西方工业化国家。说得更加简单一点，就是需要把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一点也是以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做过的事情，只是中国做得更好。我们看到的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有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法律和政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保障了中国在发展当中可以集中资源实现战略性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的发展完全是按照这样的规划来进行的，结果中国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功。历史地看，中国的发展在于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市场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另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有政府的主观努力，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坚持执行。具体来说这种战略发展，首先是政府进行统筹规划，为工业化产业化提供初始资金；二是因地制宜，并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来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策略，这就包括我们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的一系列政策；第三也很重要，就是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由政府来进行国土规划、国土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水利、工业园区等等；再有一个就是提供法制环境，当然也包括对人们进行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的道德文明素质。正是由于政府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有一种集约化的、资源配置合理的快速发展。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实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来作出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由于是一次性的委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这种一次性的委托人民是有授权的，而且授权时间比较长，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获得授权的权力者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相比的效率之所在。西方在民主政体之下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并且它是多中心的，所以在每个重大决策上都有大量的博弈，使得交易成本很高。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行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所采取的这种体制是合理的、有效的。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

有些人经常站在西方的角度，或者以西方的经验来套裁中国，所以经常批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恰恰是适合于中国现阶段历史进程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尽管这个制度当中由于权力的集中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题，发展这个更大的道理管着那些众多的小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肯定我们这个制度的原因。

如果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来讲，我觉得中国这样一种体制恐怕还不能说它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那样不太谦虚。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中国体制给西方以外的世界提供了经验。所有西方以外的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要想实现民族的振兴，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都可以从中国的经验当中学到一些东西。我想这是中国对西方以外世界的贡献。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也许不欢迎这样的模式。如果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中国学习，随着这些国家的发展甚至崛起，我想西方恐怕在整个地球盛宴的蛋糕上切到的份额会越来越小，西方以外的广大世界得到的就会越来越多。这对西方来讲是个坏消息，但是我想对于人类进步来讲应该是个好消息。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证明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可以说，中国的经验与模式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