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的延续和发展离不开“政治-政权建设”、“经济-市场建设”和“社会-精神建设”。从内部逻辑看，这些建设遵循的是权力维护、自主决策和学习借鉴等原则；从外部影响看，这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认同模仿和潜在威胁等含义。近代以来，西方的兴起是世界发展的主旋律，政治经济的多元化和市场化，也就自然成了社会发展的“药方”。但是，2000年前后的世纪之交，世界刚刚从“历史终结”的狂欢迈向“文明冲突”的迷惘，“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标准经济处方，就使服用者陷入了“低迷”的困境，紧接着又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这时，如果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崩溃了，多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药方”就多了一个反例。国际社会的主流最多也就是哼一声：“就你中国不服，怎么样？”可上帝偏偏给人类开了一个大玩笑：服“标准药方”的发展中国家的没有起死，不服“标准药方”的中国反而回生。于是，国际主流开始启动世界舆论，大谈起“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中国自己也以“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遥相呼应。这背后的逻辑，当然还是一方面的“权力维护、自主决策和学习借鉴”，以及另一方面的“国际竞争、认同模仿和潜在威胁”。背后的困惑则是：“标准药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模式”又会怎么样？

这就是“财经网”在2010年春“中国模式六人谈”的时代背景。看看反方的专家和题目---科尔奈：根本没有“中国模式”，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正方的阵容则是---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潘维：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姚洋：“中国道路”将挑战世界主流理论。本文将对这六篇文章作出逐一的解读批评，并在最后的小结里将它们与秦晖的有关观点进行对比分析。

1，科尔奈：根本没有“中国模式”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80年的《短缺经济学》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其“短缺是计划经济的系统常态而不是政策失误”的观点，至今依然是认识计划经济的真知灼见。但那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种近乎“冷酷实证”的研究风格。
在这篇短文里，他的风格如故：“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或‘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一样。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计算出一种数学上最优的发展路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福利能这样分配，与个人自由相关的快乐、因自由权利受限而产生的痛苦，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分配。我无意提供一种能解决所有潜在分配问题的药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困境”。

科尔奈直截了当地认为:“根本没有‘中国模式’”。然而，他所提供的理由咋一看却令人吃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科尔奈可以认同“中国文化独特论”，但在“模式”一词的“模仿”含义里，可供他人模仿的对象到底是人口和文化，还是他所讨论的“从成本低的部分入手”的改革道路？

科尔奈似乎对“从成本低的部分入手”的改革道路不感兴趣，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式改革道路带来的高增长背后，存在低工资福利和低汇率的因素。而且他认为，“低成本”的表述“使人们忽视中国面临的那些真正关键性的战略困境”，因为，“我们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中国经济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原因之一却是，在中国GDP的构成中，投资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较低。当前一代正在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

科尔奈没有明言“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和“印度模式”是可持续的，但他却直接怀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

科尔奈从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到质疑的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可持续性”，出现了由于概念和思路交叉所引致的严重逻辑问题：

第一，如果“中国模式”不存在是由于“中国文化独特”而无法模仿，那么，能不能不去模仿“中国的独特文化”，而只模仿“从成本低的部分入手”的改革道路，从而在“低成本改革”的意义上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或者，只模仿“高投资比例”的经济增长，从而在“高投资增长”的意义上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如果有相应的政治条件，这种设想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实际上，尽管不现实，但当他说“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时，科尔奈正是在“高投资增长”的意义上使用“中国模式”一词的。

第二，如果根据“文化独特”无法模仿而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毫无道理，在“高投资增长”的意义上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又有“可持续性”的怀疑，那么，在“低成本改革”的意义上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就依然是合乎逻辑的。这样看来，科尔奈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根本不是出于逻辑的理由，而完全是出于讨论问题方便的“修辞的理由”，或者是出于着重怀疑中国政治经济可持续性的理由。

第三，如果科尔奈真的认同“中国文化独特论”，那么，质疑“高投资增长”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可持续性”，是否理由还不够充分？因为，不应疏忽的是，几乎所有质疑中国政治经济“可持续性”的人都认为，“中国文化独特”根本不存在、也不成立，中国文化再独特也根本不可能脱离“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因此，如果否定“中国独特”在于从价值上否定中国政治经济的“可持续”，那么，科尔奈的困境就是：从文化上肯定“中国独特”何足以质疑中国政治经济的“可持续”（参照下面潘维的观点）？因为，“高投资增长”固然反映了政府主导经济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它也确实反映了中国政府“低时间偏好”的长期行为倾向。我们可以问：一个被普遍认为马上就要“完蛋”的政府，如果确实马上就要“完蛋”了，它为什么还那么从容地进行着超大规模的长期投资？是它真的愚蠢和疏忽，还是“完蛋论者”真的一相情愿？

可以认为，这三个问题的存在并不是科尔奈的疏忽，而是几乎所有熟悉“一般原理”的外国学者轻视中国问题复杂性的所表现出来的“通病”。

2,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黄亚生教授2008年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用书名对中国官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唱出了反调。但是，该书质疑的却是西方普遍认为的中国发展模式的资本主义属性，因为，以1980年代的“浙江模式”为代表的私人经济，到了1990年代便被以“上海模式”为典型的国有经济所取代；私人经济的“经济总量”高地位已经由于其“资本分配”的低地位而退色，居主导地位的已经是传统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现在所称的“权贵资本主义”。然而，该书却始终没能回答它所质疑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经济中明显的无效率，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更重要的是：如果1990年代的政策转折真的糟糕透顶，为什么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继续？

在“‘中国模式’有多独特？”这篇短文里，黄亚生把论证转向了拉美的巴西：“一个国家收入分配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其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在黄亚生看来，中国搞的并不是1970年代成功的“东亚模式”，而是1960年代失败的“拉美模式”：政府储蓄翻番，由基尼系数所体现的分配差距拉大，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重国资外资、轻民资内资，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政治上没有竞争，工业化城市化速度飞快，农业就业减少总量下降，等等。所以，“中国模式”并不独特，中国现在所有的大多出现在1960年代的“巴西奇迹”里，可接下来的巴西就是长期的政治经济动荡。

面对中国收入分配实际上的“拉美化”，黄亚生更多的是关切和担忧：“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恰是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的资源加强社保。……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刺激措施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同在其他场合的讨论一样，黄亚生始终没能告诉我们：中国和巴西的可比性到底有多大？问题根本不在于那些类似的发展特征，而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特质，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潘维的观点中体现出来。如果他的类比碰巧成立，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是有人评论的“根本就是回光返照”，中国特色也“就象影视中的中国武术”那样是花拳绣腿而已。如果他的类比毫无根据，那么我们又回到了黄亚生一直没能回答的老问题：到底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另外：我们又如何解读与之紧密相关的中国政治？

3，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的“慎提‘中国模式’”，是2009年11月16日发表于《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主张用“中国特色”取代“中国模式”的提法，因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以后就有可能把改革的对象由旧体制变为这个‘模式’, ……还是慎提‘中国模式’为好”。

该文质疑的是“中国模式”的提法，不是前两文所质疑的“中国模式”的某些具体内容。该文是从全面肯定“中国道路”入手的，因此它所包含的太“正确”的东西太多，新增的信息量则太少，但它却摆脱了仅从狭隘的“经济发展”讨论“中国模式”的局限。只是，该文还是“慎重有余，逻辑不足”，因为“特色”也好、“道路”也罢，“中国模式”说的就是“中国特色”的“道路”，谁也不会因为“模式”两字而“自满”或将之“定型”，又凭什么不能把“模式”当成“改革的对象”？

4，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

大家都知道“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个说法，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教授却认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

张维为把“中国模式”看成一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更好的“发展模式”，其突出特征是强势有效的政府、民生为大、渐进改革；还有先试验后推广，协调稳定、改革和发展，确立正确的优先顺序，保证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开放而少意识形态框框，等等。“中国模式”有四大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三，人民总体生活水平巨大提高，社会的生存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已经增加。

张维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问题：“我去了一百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发展起来，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就说达到两个基本的指标：一是要能消除腐败，一是要能实现现代化。采用西方模式达到这两个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至少我没有找到。我一直跟我的学生，包括美国学生、欧洲学生说你们可以找出一个例子。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收到任何对这个观点的挑战”。

“非洲整整将近20多年是西方的结构调整方案主导，非洲18个国家的这个模式彻底失败，……因为这种模式大规模取消政府的干预。俄罗斯也有不少朋友跟我讲，他们的第一次浩劫是12世纪蒙古人入侵，第二次是二次大战希特勒入侵，第三次则是休克疗法，储蓄一夜之间一分钱都不值了。……‘华盛顿共识’强调的资本市场开放，不管条件准备好了没有，都必须资本市场开放，结果就有泰国的金融危机，亚洲的金融危机、俄罗斯、阿根廷的金融危机，……根据2008年的民调，或者民意测验，62%的匈牙利人认为，2008年的生活不如20年前，……当时的东欧国家中匈牙利是渐进改革走得最远的，……但结果他们放弃了，转向激进的变革，现在看来这个代价太大”。

当然，“我们的制度模式是有不少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甚至腐败问题，某些原因跟我们的模式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说是最不坏的模式。就是别的模式还没有中国模式做的好，但是中国模式也有很多问题要逐步解决”。

如果说黄亚生强调的是“中国模式”坏的一面，那么，张维为强调的则是“中国模式”好的一面。事实只有一个，对真相的解说却可以有两个甚至更多。但问题并不出在张维为说的是否在理（例如，为什么不提转型相对好一些的波兰和捷克？），问题在于，那些对现状满意的中国人不用听张维为的道理也能感觉中国发展的好；而对那些不满现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遵循的不是参照自己过去的纵向对比，也不是张维为强调的“向下的”横向对比，而是对内对外的“向上的”横向对比。在国内，“向上的”横向对比触及的是令人愤愤不平的“权贵资本主义”；在国外，“向上的”横向对比触及的是“自由、平等、人权”。

“向上的”横向对比是人性所然，所以张维为“向下的”横向对比再客观、再正确，也摆脱不了“辩护”和“御用”的嫌疑或指责。人性之力，一是妒嫉，二是向往；其力量所到之处，完全可以不考虑操作费用、历史过程和具体条件，最重要的是一种“向上横比”的结果意识，最次要的则是“向上横比”的费用意识、过程意识、条件意识和历史意识。

所以，张维为的问题不是“好坏标准”本身的错误，而是“好坏标准”的“时空错位”。对“向上横比”的结果意识来说，“最不坏”是只属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专用词，拿“最不坏”说“中国模式”，那纯粹是“找扁”。当然，黄亚生那样的研究结果也并不都是为了讨好“向上横比”的结果意识，但如果你碰巧符合，那恭喜你，你迎合的是中国目前最强大的“非官方主流”。否则的话，据说你只好等着“被招安”了，因为中国文化的“字典”里没有“独立人格”一词，要有的话那也是特指那些只批评政府的人。

因此，说“中国模式也有很多问题要逐步解决”等于没说，对那些不满现状的中国人来讲，社会条件和国情问题只是推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是阻挠基本民权的改善和落实的借口。

5，潘维：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2003年的《法治与民主迷信》使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潘维教授成为一个“法治主义”的倡导者。在这个“中国模式六人谈”里，他是唯一从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分析问题的人。我把他集体主义倾向的方法论称为从“家”到“国”的“家国主义”，他对中国的判断有中肯的一面，但他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结论却由于“家国主义”方法论而陷入困境。

潘维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其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中国的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解决危机不能靠“拆故宫建白宫”。

潘维把“中国模式”看成是国民、民本、社稷“三位一体”的“中华体制”的延续，从维护“体系”的角度出发，他“为赋新词强说愁”地认为：中华体制“由三大类共十二个支柱组成。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这个“中华体制”果真如此精美而脆弱吗？

首先，最表层的中国经济“国民”模式包括四大支柱：“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里，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就是那个“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的中国经验？其中还特别包含国家对土地、金融和大型企业的垄断？这些当然都是事实，问题是它是一成不变和不可触动的事实吗？潘维的答案逻辑连贯却又令人吃惊：“削弱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摧毁中国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失败。因此，中国不存在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只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技术性调整”。

潘维为什么不从微观方面去分析这个“国夹民”的经济体制？为什么不从激励和效率方面去分析超出“技术性调整”的可能性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采用的是一套“宏观集体”性质的“家国主义”方法论；在他那里，激励和效率没有“国家对土地、金融和大型企业的垄断”重要。这个方法论在他的政治体制“中间层”和社稷体制“关键层”的分析中表露得更加清楚。

其次，中国“民本政治”模式的四大支柱包括：“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还有：“人民民主”并不“落后”于“自由民主”。即便我们称各党各派的代表之治为“民治”而非“派治”，此“民治”却未必更能保障“民享、民有”，因为其法定游戏规则就是“派享、派有”。西方民主必须靠分权制衡的“法制”来维持“自由”和生存。没有坚强的西式“法制”维持“自由”，民主就只剩下多数决原则，天然不稳定，甚至难以生存。世界上采用“绩优选拔”的领域远超采用多数决的领域。经济、教育、科技、军队、医疗等领域都不用多数决。即便在政治领域，选拔公务员和法官也不用多数决，联邦制是对多数决的替代，联合国要是多数决机构早就崩溃了。

潘维对“多数决”民主的批评是“局部恰当”的，他的问题是没有把民主看成一个“多数决”之外的“政治自由”环境，也没有把批评“多数决”的手法公平地运用到“人民民主”的分析中。换言之，他对“民本政治”的全面肯定是他对“体系主义”的“理论预设”的服从，即他肯定现实是出于维护理论体系的需要，不是出于实证地分析现实的需要。在潘维那里，“概念的运作”比“现实的运作”显然更加重要。为此，他甚至不惜走到“反制度主义”的极端，认为“政治的核心不是‘游戏规则’，而是协调和均衡‘利益’”。如果制度规则不是政治的核心，利益协调者的决断才是政治的核心，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潘维还是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法治主义者”。

最后，“社稷体制”由四个支柱构成：“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与西式分层的“市民社会”不同，(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社区和单位构成的)社会网格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所以，“社稷体制”也就是“家国体制”，在“天然”、“弹性、开放、立体”的“社稷体制”里，“家国主义”从“方法论”进一步上升到“本体论”。这个“美学体系”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还是出在，他的“宏观集体”性质的“家国主义”，不可能深入到“家庭”和“政权”的内部去进行“微观性质”的“产权经济分析”。例如，潘维所指的中国传统“家庭”，实际上是以“夫权”和“父权”至上的“家庭产权宗法伦理”为基础的，近现代以来，这套“宗法伦理”基础虽未荡然无存，但也已分崩离析。“家庭主义”的观念还在，但“家庭主义”的宗法已亡，“家庭主义”已经失去了“夫权”和“父权”的产权基础，缺乏“产权经济分析”是对“家庭主义”仍有幻想者的共同问题。

如果象潘维那样以“民心”仍在和“天命”犹存来否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以古老的“责任本位”来否定现代的“权利本位”，过分地渲染“传教文明”与“取经文明”的结构差别，那么，这个“取经文明”还能取到什么经？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中华体制”确实带来了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那也不是“国夹民”经济、民本政治、家庭社稷“三位一体”中的那些静态因素，而应该是那些动态因素。如果“中华体制”确实“文化独特”，那关键就在于如何把60年以前、前30年、后30年、下一个30年的政治经济变迁与“文化独特”联系起来。恰恰在这里，潘维把“国家对土地、金融和大型企业的垄断”和“改革不滞后的政治体制”当成了能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法宝”。如此，他所推崇的“咨询型法治”岂不是变成了“改革超前”的奇思妙想？

6，姚洋：“中国道路”将挑战世界主流理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把“中国道路”概括为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有效性和中性政府“四大要素”，认为“中国道路”值得推介给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可以向世界主流理论提出挑战。

遗憾的是，姚洋对“四大要素”的归纳分析，似乎是极不严谨的兴之所言。在平等问题上，他认为社会不平等已经基本消除，而“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他还认为，政府“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平等，这正是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中国道路”第一要素的平等就不完全是一个事实，而更多的是一种愿望。愿望性质的“平等”当然就不能成为事实性质的“中国道路”的要素。

关于“贤能体制”，姚洋认为：“过去通过考试选拔干部，但现在要走上领导岗位需要从最基层做起，这实际上是用很长的时间来培养一个干部。……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民粹主义，由于人民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素养没有建立起来，提到民主谁都可以要求自己的利益，最终结果是没有办法做决策，而贤能体制能作为驯服民粹主义倾向的工具”。“贤能体制”一方面能提高政府的效率，保持政府的德性和威权，另一方面也因务实主义而导致原则的丧失。

这种分析的问题还不在于忽略了对“委托-代理关系”和传统“反契约文化”的进一步探究，问题在于肯定“贤能体制”和肯定“民主体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因为姚洋紧接着又说：“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就是一个例子，韩国和台湾则成功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成功有很多原因，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刚好在那个时候开始民主化，这种关联至少值得探讨。目前，更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作用：第一，降低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例，缓解经济失衡。老百姓不一定要这么多投资，而可能要更多的教育和保障；第二，建立公共财政型的政府，现在的政府太偏向生产型；第三，化解社会矛盾。现在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紧张，像救火队似的，哪里出了问题就去救火。如果让大家有自己的决策，矛盾就化解了”。

人们不禁要问，姚洋自己声称值得推介给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道路”的“贤能体制”要素，到底是过渡性质的教训还是值得坚持的经验？潘维的“中华体制”不堪一击，但它的局部逻辑好歹还是自圆的，姚洋这里的逻辑矛盾何能自洽？

关于“制度有效性”，姚洋认为“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好的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是提供正确的激励，……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值。……还处于次优状态(second-best)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可能一步就跨到最优？中国恰恰避免了这个问题，我们追求的是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如果“贤能体制”是“有效制度”，那还要不要姚洋自己认为的使韩国和台湾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民主体制”？姚洋自己认为的能“向世界主流理论提出挑战”的“中国道路”还如何能回应黄亚生关于“拉美化”的质疑？

关于“中性政府”，姚洋的分析同样充满矛盾，一方面：“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阶层的政府，这样它就不容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因为不受利益集团左右，中性政府更可能关心长期经济增长”。不幸的是，“中性政府”的描述完全是一种想象，根本不是一种事实。我们能从现实观察到的是，姚洋所谓的“中性政府”不仅没有“不受利益集团左右”，而且它还是一个“长期偏向官僚集团的政府”，即现在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吉拉斯老早说过的垄断了权力、财产和真理的“新阶级”，奥尔森所描述的“泛利集团”在中国根本找不到对应的现实，“官僚集团”在自利和利他上绝非是不偏不倚的“泛利”。

实际上，姚洋接下来的分析也“不小心”否定了自己的结论：“中国模式导致经济运行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二是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过高。中国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政府占总支出的40-50%，而政府收入占GDP的24%。政府把将近一半的钱花在投资上，这在别国是从来没有的。第二高的是新加坡也只有25%。……其中影响之一就是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结构失衡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68%急剧下降到目前的52%，下降了16个百分点。……第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0%以上下降到了目前的48%，……这两点说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没有赶上GDP的增长速度，换言之就是老百姓在相对地变穷，反过来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增加。……第三，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10%，……经常项目盈余意味着我们创造的GDP既没有消费掉，也没有投资掉，成为净储蓄，而这个储蓄要给别人花，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抱怨的。

　　 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当然很多，我这里要讲的是政府行为加重了结构失衡。第一，政府权力的过分集中侵害了民众的权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做出很多损害民众基本权利的事情，比如征地、城市改造、限制移民等等。……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还导致忽视民众改善福利的基本要求。第二，政府的投资偏向生产者。……如果省政府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高，那么该省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越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越低，显然是因为政府的投资更多地补贴了生产者。此外，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投资，压低要素价格、土地价格、环境价格以及劳工标准，这些都是对生产者的补贴。第三，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提供可乘之机。既然政府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公司了，那么它很容易跟利益集团结盟，最终使得社会变成拉美式的社会”。

政府当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官员组成的，个人福利和政治升迁就是他们的利益，政府的行为可以主动或顺带引致经济发展，但也可能牺牲了社会发展，特别是当它“跟利益集团结盟”的时候。显然，这种“中性政府”怎么看怎么不“中性”。结果，姚洋的“中国道路四要素”竟然没有一个能成立，他最终没能逻辑地回答，中国值得推介给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中国可以向世界主流理论提出挑战的到底又是什么。

7，小结：“中国模式”是此路不通，还是另有惊奇？

虽然整个“中国模式六人谈”有针锋而无相对，争论有余而对立不足，但是，可以把黄亚生和科尔奈归为“基本否定派”，李君如、潘维、张维为、姚洋则是“基本肯定派”，“三对三”的正反对立其实是“二对四”的“交叉讨论”。可惜的是，就信息量而言，“基本否定派”并不能胜出“基本肯定派”；而就逻辑力量而言，两派的缺陷几乎一样多。除了李君如的没有包含可分析的问题外，其他人的逻辑问题如下：

科尔奈：从文化上肯定“中国独特”何足以质疑中国的“低成本改革”、“高投资增长”和政治经济的“可持续”？黄亚生：中国和巴西的可比性到底有多大？到底如何解释中国的“拉美化”、经济增长和政治变迁？张维为：“中国模式”的相对有效是否成了阻挠基本民权的改善和落实的借口？潘维：“中华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垄断真的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法宝”？姚洋：有效但非中性的贤能体制到底是过渡性质的教训还是值得坚持的经验？

这些逻辑问题的存在当然不完全是学者本身的无能，而主要是由于问题的性质使然：同一个中国现实摆在那，你要是否定它就得说出不作肯定的充分理由，你要是肯定它就同样得说出不作否定的充分理由，而且，还要看你能不能把道理放在古今中外的正反对比的分析之中。也只有这种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年代，只有这种好中有坏、坏中有好性质的大时代问题，才能真正考验研究者的水平；其中，看出问题有时比回答问题更重要。

不过，“六人谈”里倒是没有出现陈永苗式的“愤青”，即认为“中国模式是披着羊皮的狼”，鼓吹中国模式的人“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见“中国模式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版”）。类似地，在海外，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贴标签”似地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大杂烩，包含了东亚的新权威主义、拉美的社团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的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孟捷慕则宗教式地认为：“我们必须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角度去看中国模式，这不仅事关美国的安全和昌盛，而且事关美国的使命能不能够成功。所谓的美国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政治上是开放的，人和人都可以持不同政见的世界，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我们美国代表所有的理念和价值是不会成功的”。

“六人谈”里没有类似的惊人高论，但除了以上的逻辑问题之外，黄亚生、科尔奈在质疑“中国模式”时没有分析其他模式的困境，潘维、李君如在肯定“中国特色”时不去分析“中国特色”的问题，张维为、姚洋在涉及“中国模式”的利弊时又没有考虑自己的内外逻辑。另外，还有本文一开始提出的：西方的“标准发展药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模式”又会怎样演变？

下面，我把上述的种种困惑放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关于“中国模式”的分析框架里（见“有没有中国模式？”，《经济观察报》2010-4-5），然后看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走出这些困惑。秦晖的独到之处，是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他用“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对中外的左右派和全球化进行对比刨析，其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的“中国模式五点论”：

第一，西方的福利、税收与公债：西方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金融危机”后，在他们每个国家内部，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随着经济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出现了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第二，中国政府的权力、责任与财政：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左右两派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中国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西方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于是“市长”让百姓“找市场”，“限权”就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国家的财政富得流油成了中国模式的特点。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

第三，中国政府的权力、责任与利弊：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当然容易。可是，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一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第四，低自由低福利的“竞争优势”：现在国际上经济学界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张五常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西方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不能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性。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全球化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但“高人权”与“低人权”的胜负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第五，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改革的进步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无法赞成的。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模式六人谈”的分析加起来都不及秦晖的“中国模式五点论”中肯，只是，秦晖的中肯仍是不彻底的。

首先，按照“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中国“低成本改革”的成功是“低自由低福利”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成功。秦晖把宝全部压在全球化这个外部因素上，因此他才说“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可问题从外部看是“全球化”，从内部看却是“经济自由”；中国在国家高垄断中那点可怜的经济自由下就能取得30年的好成就，如果你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未来经济自由的可能扩大，带来的可能结果不应该太悲观。但这里的要点是，从“全球化”而不是从“经济自由”看中国的发展是不恰当的；同样，在国家财政福足问题上，只看卸责任的“节流”不看扩自由的“开源”也是不恰当的。中国的“低自由”只是相对的“低政治经济自由”，应该看到正是中国的“高端低自由”带来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秦晖自己所承认的：“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如果上句话是对的，“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就是错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哗众之言。没有理由看场合选择说不同侧重的话。

其次，秦晖的“双逻辑框架”严重低估了“高自由高福利”的内在矛盾。西方各国“高福利低税收”的公债结果，并不是表面上的左派要福利、右派怕税收的产物，而完全是大众民主在西方的扩大和成熟的逻辑必然，即“竞选机制”使“高自由导致高福利”的必然。民主万“债”，是因为选民要民主万“福”、不要民主万“税”。左派右派其实不怕高福利，也不怕低税收，更不怕高公债，怕的只是上不了台、掌不了权。非常明显的是，秦晖的自由主义偏好使他把逻辑推到了民主万“债”后就中断了，似乎民主万“债”是一个可以自动了结的小事。也确实因为如此，他才想当然的说：“如果我们在（自由和福利）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仿佛问题只在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根本不在西方的“高福利高自由”。

我同意中国的问题还不是“高福利”的问题，我还进一步同意中国也没到“骂自由”的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闭眼不看自由主义给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机和我所强调的“民主公地悲剧”。如果自由主义偏好使我们只想着“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我们在理解“中国模式”上就会难以直面两个问题：

一是，与中国的“低费用改革”对比，“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标准发展药方”为什么效果不佳？仅仅是因为“下结论太早”，还是因为权利契约和公正分配的规范冲动妨碍了下结论？而“不下结论”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如果中国是政治经济的“双软改革”，那么政治经济的“双硬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无法选择”的？为什么接近“双硬制度”（市场与民主）的印度也不过如此？

二是，中国的“低人权低成本优势”在全球化竞争中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低自由低福利”是“劣币”，那么，凭什么说只有“高自由”而没有“高责任”相匹配的“高福利”就一定是“良币”？难道“高福利劣势”的美国汽车公司的破产是偶然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了民主，民主万“债”就不是个问题？美国因此就可以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中国的“低人权低成本优势”造成的，而民主万“债”下的冒险败德则与之毫不相干？

我在另外的场合讨论了这两个问题，这里只想指出，由于秦晖过分关切中国的自身处境，结果，他的“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过多地伤害了对“中国模式与全球化”的解释力，秦晖的深刻似乎还没有到能认识“高自由和高福利”的内在矛盾的地步。尽管如此，“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确实可以成为发展和改造“中国模式”的“良方”，“双逻辑框架”和“非决定论观念”也跳出了“中国模式六人谈”的狭小分析范围，的确有助于解决“六人谈”中的一些困惑。

至于没有涉及到的其他困惑，我想可以通过变换思维来解决，那就是，我们可以不去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成就，也不问“中国模式”前景如何，就象我最近一篇文章的题目那样，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中国政治为什么还没有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