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中国的战略思考
作者:刘吉
时间:2010-07-26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党中央和胡锦涛同志号召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舆论界呼唤着迎接第三次解放思想高潮。有的领导带头喊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那么第三次解放思想究竟要解放什么?是什么思想阻碍了我们进一步前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实行从传统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因此,冲破小生产意识牢笼,不仅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绝不可忽略的环节,在当代中国,它更具有严重的特殊意义。
一、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1949年成立时我还少不更事,如今已年过古稀。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见证人。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相比,六十年好比一瞬间,回顾与研究似乎无关宏旨,然而,我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年是中华民族历史大转折的六十年,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大转折的六十年,意义确实非凡。这六十年中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此集中,如此震撼历史,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这六十年历史值得认真研究,应该大书特书。
(一)最重要的历史命题
可供研究和论著的题目实在很多。以我浅见,下列题目是最重要的。
从中国而言:
1.朝鲜战争。这是一场本可避免但却发生了的力量极其悬殊的战争。结果对美国而言,“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打了一场错误战争”,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对中国而言,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真正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打败世界列强的一场“保家卫国”战。仅此两点而言,它对以后世界格局的潜在的深远的影响力也是绝不可低估的。
2.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1958年“大跃进”及其随后三年饿死一千万或三千万人的悲剧,这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3.从1957年开始的“左”倾路线一直发展到“文革”十年浩劫,人民共和国被自我折腾到崩溃的边缘,这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4.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开拓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政局和平发展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崛起。这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无,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同时它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中的一个奇迹。
从世界范围或人类社会发展而言:
1.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研究产业化和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崛起,掀起了一场伟大的科业革命,使知识和信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导的战略资源。它如同当年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一样,不仅是新科学技术革命,更是一场科业化的社会革命。1956年美国社会劳动结构出现白领超过蓝领,标志了人类几百万年历史第一次出现了脑力劳动者超过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开始成为社会主要劳动的历史性转折。这一划时代事件,宣告了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科业社会的历史进程。
信息高速公路、微软技术以及光纤宽带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诞生和高速发展,构成了一个崭新的网络世界。这是科业革命的新阶段,科业社会的新标志,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2.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跨国公司并购成为全球公司(所有生产要素全球有效配置,成为人类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为标志,揭开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科技、教育、文化、政治……逐步推进着全方位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将开拓着人类持久和平发展和世界大同的广阔前景。
3.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冲破了资本主义一统世界的缺口,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特别是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改变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两种制度激烈竞争和冷战对抗成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最后以1991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灭亡告终,带给人类无尽的历史沉思。在认真研究、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之后,特别是先进生产力不可阻挡地冲决着旧制度最后的藩篱,二十一世纪真正的社会主义将以全新的面貌和态势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必将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
总之,科业革命、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潮流将汇流成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发展的主旋律。
显然,我不可能深入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必须专著论述。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大庆,请允许我提出以上问题,并综合地就这六十年所展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作一简明概述。
(二)空前艰巨的历史使命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沿海大城市从前清洋务运动开始不断引入现代工业,但规模小、品质低,大多是轻纺工业,更重要的是数量有限,到1949年仅占全国经济的10%,且大多直接或间接控制在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手里;而广大农村和城镇仍然是秦砖汉瓦、地主与农民阶级对立和家族宗法社会的小农经济,全国农业人口仍占90%以上,所谓中国自古“农业立国”。因此,毛泽东正确地定义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三大法宝”,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胜利。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立即面对着一个全新历史命题:中国向何处去?要准确回答这一极其重大的历史命题,必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确立战略目标、战略措施设计、系统工程实施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历史发展是对立统一的社会矛盾之运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依次是:原始野蛮社会(生产力低下,氏族共同劳动共享成果)、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奴隶及其集体劳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下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和剥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自由人联合劳动、共同富裕的全新社会)。这里五种社会形态突出的标志是五种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我想强调的是与这五种“生产关系社会”相对应的还可根据相应的主导生产力概括为五种“生产力社会”:狩业社会、牧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科业社会。人类每次社会形态的转变,都是由划时代的生产力革命导致社会革命来完成的。(见上表)
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实际是怎么样的。中国曾经建立起世界最完备的封建社会(农业社会),长达两千年,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直到十六世纪末中国的科技世界第一;GDP占世界29%,亦居世界之首。也正因此,历史包袱十分沉重,当西欧经过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时,中国仍在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之中。1840年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后经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四十年的执政,虽然都是以富民强国为号召,但中国封建主义力量根深蒂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占掠夺,当政者的无知无能,历时一个多世纪,中国仍无法实现工业化。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历史把中国现代化的责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按照毛泽东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具体讲有二:
1.工业化。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落后几百年。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除了内部受到小农经济基础的束缚制约、封建主义和小生产意识的对抗外,还要面对西方列强经济从资本、技术、管理到商品、文化和政治,乃至军事上全方位的几乎是无敌的竞争压力。后工业化使命是加倍沉重的。
2.科业化。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人类又进入科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必须迎头赶上。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就又可能失去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更何况科业社会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工业化、科业化两个历史使命要同时尽快完成,实在是难为中国共产党人了!
严重的问题更在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搞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
(三)没有完全清楚的历史使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经过一百多年内忧外患的动乱和战争,百废待兴。当时,中国的情况是:
1.贫穷:GDP占世界不足百分之三,微不足道。数以亿计的国民不得温饱。
2.愚昧:文盲达人口90%或者更多。大学文化的国民不过10万左右。
3.生产力低下:小农经济占90%,近代工商业仅10%,几乎没有重工业。
4.人口占世界第一:“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且城镇化比例很低。农村人口占90%,农民占绝对多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地主剥削农民)广泛存在,正是这一点,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曾说过:“解放军就是穿了军装的农民。”而党和政府的干部除了少部分知识分子外,特别是中下层干部基本上是脱了军装的解放军,本质是农民。城镇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出身或上一两代刚从农民转化而来。知识分子也多是地主或直接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中农民的比例占80%以上。因此,虽然共产党始终高举着反封建的大旗,但封建主义文化,特别是小生产意识对党的影响不能不是相当深刻的。然而,也正是上述这些基本情况,党对这一影响又是相当忽视的,常常把小农经济要求和小农意识当作社会主义。姑不论当年满足于“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革命目标,把社会主义描绘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时至今日仍有某些人把“不患贫而患不均”当作社会主义公正和谐来宣扬,并受到广泛赞同,就是一例。
正是在这样国情下,经过短暂的巩固政权的过渡时期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性进军。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包括高级干部)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共产国际直接培养和前苏联留学归来的,包括刘少奇、陈云、王明、康生等,他们接受了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系统教育,受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影响较深。
第二部分是五四运动后到欧美特别是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包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他们读了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亲历了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见识深广。
第三部分是中国本土“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毛泽东是最杰出的代表,占第一代高级干部的多数。他们熟悉和深刻理解中国国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现代化见识都有限。
这三部分精英,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从救国救民到社会主义),通过28年武装和非武装斗争实践,团结到毛泽东周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无可争辩的核心。
毛泽东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功彪史册。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还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个著名的历史的断言:伟大人物一般只能干成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毛泽东能否超越这一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深刻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文化的熏陶;毛泽东深刻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同时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农民小生产意识的烙印;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和考察,因此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化见识;毛泽东读了有限的马克思主义译著,概括为“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而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特别是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毛泽东经历了28年武装斗争这一阶级斗争最高形式,阶级斗争的精辟理论和丰富经验,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都是超高一等,同时也决定了他的许多思维定势而难以自我突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无可比拟的贡献以及个人才华超群的魅力,使他无法摆脱中国封建文化和农民主体群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成为绝对权威,毛泽东虽然向往并高度赞扬和提倡民主,但自己晚年却是超越帝王的独裁。所有这些决定了毛泽东无法超越历史局限性。
铁铸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及其第一代领导集体富民强国、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真诚和热情。由于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对当时冷战国际形势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以往领导成功胜利(包括朝鲜战争)的自信,他们甚至是急于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功。
然而,毛泽东忽视了前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从而没有很好地认识、掌握和运用其规律。
1.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和基本原则,但如何正确理解它是个问题,而根据这些原则化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更是有待探索和创造。当时既无深入理论研究,更没有实践经验,只有苏联这个唯一借鉴。因此,很自然“一面倒”,照搬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除了共产党政治上绝对垄断外,在经济上基本特征有二。
一是公有制。国有制是最高形式。因此,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一切剥削与压迫的源泉。根据是《共产党宣言》中“我们的运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二是计划经济。由政府按照“五年早知道”的计划组织全社会从投资到生产到分配等一切经济活动,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据此,中国在1951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后马不停蹄地立即进行了集体化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同时,在城市进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体小商小贩到一切私有企业都实行公私合营。鉴于民族资产阶级曾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员,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直接剥夺,而实行一定年限利息的“赎买政策”。到1956年举国欢庆消灭了一切私有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于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变成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注定是先进的,用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进一步在公有制上下功夫,最后1958年毛泽东一句“人民公社好”,一年之内连起码的社会分工也否定了的“工农兵学商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全中国农村建立起来了。最后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先验地创立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一基本原理的违反。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怎么可能创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如果可能,那么在原始野蛮社会、奴隶社会、在中国曾经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岂不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了吗?整个历史唯物主义都被推翻了!
国有制与计划经济是互为存在的必然,是政府统制一切的两个方面。国有实际上是国营,企业已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或曰整个国家是一个大企业,由政府经营管理,而企业工厂不过是按经济计划生产的车间而已。本文不可能全面清算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和伪社会主义性。恰恰是毛泽东在实践中首先发现了计划经济许多矛盾和弊病,写下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文章,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宣告计划经济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起到解放思想作用。但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那也是不合实际的。毛泽东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全文是企图完善和巩固计划经济。而以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证实了一点,与阶级斗争紧密结合一体地把计划经济体制强化到极致,把中国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许多年后,当邓小平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失败时,曾石破惊天地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老实说,苏联也没有搞清楚”,从而发动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极其精辟地提出: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社会主义。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了。所有制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发展私有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重新研读《共产党宣言》才发现,在那句著名的“消灭私有制”的话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限制词:“在这个意义上”。原来,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详尽论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残酷剥削之后,写下这句“消灭私有制”即消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此句前后,作者不止一次阐述一个道理:共产主义不是一般地反对占有财产,而是反对利用这种占有奴役别人的劳动。一句话,共产主义反对的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追求的恰恰是所有劳动者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同劳动共同富裕。通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作了全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一切符合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一切不符合这一本质的所有制,不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在改造之列;一切剥削的所有制,不论公有还是私有,都是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的。或曰:公有制怎么会有剥削?请问:大量国营企业年年亏损、代代亏损不是在无偿地直接剥夺着全社会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吗?不是剥削是什么?
2.什么是工业化,如何实现工业化?
当时也没有认真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人们以为多建设工厂,建设大工厂就是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由苏联贷款1亿美元援建的156项现代化大工厂曾激动着每个中国人。中国会造汽车了、会造发电设备了、会造拖拉机了,会造……1956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时,中国曾宣称基本工业化了。人们只看到这些光辉的表象,殊不知工业化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其本质是从小农经济小生产转向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目的不同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万千不同变化的需求。因此它不只是产品,更是商品,通过商品自由等价交换,实现了产品的使用价值,才成其为真正的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还必须实现高度分工协作,“分工协作是无须分文资本的生产力”,从而才能廉价地大量生产,以满足社会各阶层日益增长的需求。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导致市场与竞争,无限扩大了企业的科技容量,要求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最终成为第一生产力。市场经济正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市场不断发展的新阶段。所有这些,都不是造156项甚至1560项“大而全”“小而全”的工厂能够实现的。“大而全”、“小而全”本质上还是小生产。而计划经济体制从生产到分配的垄断,扼杀了商品市场和科学技术的生机,使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缓慢。更何况,当时学习苏联建设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绝对保密的国防工业更是另外并行独立的工业体系,意味着两套工业化。这就使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缓慢。高比例、高额投资的工业化又使人民生活改善缓慢。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农业。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从来不是靠农业完成的,如果小生产的农业有能力提供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那中国高度发展的农业社会应该首先向工业化转变了。诚然,民以食为天,没有农产品支援,城市生产和生活也难以为继。但统计资料表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政府向农业的投资(包括中小型水利工程)、给农民的贷款(绝大多数是农民还不起,最后“一风吹”)远超过当时农业对城市供给及出口的价值,就是证明。当然,如果计入工农业价格剪刀差,那农民的“贡献”就大了。然而,价格剪刀差正是反映了工农业创造价值的差异,是完全合理的。正说明工业是先进生产力,工业化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工业化起步靠的是解放前留下的10%的现代工业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苏联援建项目。把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当作工业剥削了农业,欠了农业的情和债,要求巨额无偿的“反哺”,正是反映小农经济小生产农民的要求,是违反历史规律的。结果不仅延续小农经济和农民的痛苦,同时也削弱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延缓了工业化的进程。
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农民与地主是一个对子,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农民自发倾向必然是自己当地主,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创造不出超越小农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力。资产阶级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贵族政权,同时通过工业化的过程消灭了农民阶级。与此同时,工业将小生产农业改造为“农民高度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农场主不再是农民,本质上是农业工人和农业经营者,这才是农业现代化之道。然而,在中国由于小农经济基础深广,农民人口绝对巨大,小生产意识影响深广,加上农民历史地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等,以及许多领导者农民出身、小农意识深厚、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农民血肉与共的对农民深厚的情结,中国既长期实行优农政策,又通过集体化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从而把农民经商或进城都当作资本主义邪道。集体劳动不注定就是进步的先进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都是集体劳动。只有社会化分工协作才产生先进生产力。所以,从苏联开始的没有社会化分工的全能农业的集体化本质是比小农经济小生产更落后的小生产,是历史的倒退,与社会主义根本风马牛不相及,造成了延伸至今的中国“三农问题”。总之,解放农民,让农民进城成为廉价自由劳动力,转入工业或其他行业,为工业化提供了竞争和高速发展的巨大活力,是工业化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前提。原来,农民或农业人口多少才是工业化最根本的标志!农民阶级消亡,农业人口降至5%以下才是工业化最后的完成。邓小平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取消农业集体化解放了农民,两亿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和其他阶层,大大加强了中国工业竞争力,这就是历史的大方向。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必将大大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回顾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当然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成就,但既然历史使命的目标没有完全搞清楚,那么在实践中必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歧途。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三部分组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措施上必然有各自不同的倾向和分歧,引起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党内斗争。每一次现代化歧途,每一次经济建设上失败,都使斗争尖锐化。鉴于毛泽东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导地位,他把所有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都转化为高一阵更高一阵的阶级斗争,直到“亲自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21年夏天给友人信中称:我这些年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看来看去,比来比去,还是无政府主义最正确。45年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一次无政府主义的实践,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四)尚须加倍努力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留欧归来的同志,不论道路如何曲折困苦,始终坚持中国现代化事业。“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宣告中国化的苏式社会主义旧体制旧道路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道德上全面崩溃。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社会主义、挽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失败挫折之后,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来了!邓小平功彪史册,他的伟大历史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江泽民传承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出色的总工程师。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共产党历史乃至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最长的13年持续高速和平发展时期,特别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与时俱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江泽民自有他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工业化、科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还远未完成。全党全民在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领导下,务必戒骄戒躁、务必艰苦奋斗,加倍努力,继续推进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
1.发动新的第三次解放思想运动,彻底清算当代中国封建文化和小生产意识的深广影响,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最后也是最深重的思想障碍。
2.坚持不懈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为第一要务,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任务和判断一切重大措施的标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行到底。依靠市场经济的机制和力量彻底完成农业生产方式从小农经济小生产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改造,加速完成工业化!
3.科教兴国:继续实行大规模到科技和经济发达国家的留学运动,追踪当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先进前沿;同时,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型产业(科业),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教育,实现全民族知识化,并进行教育体制彻底改革,培养一代又一代创新型人才。总之,建设学习型、创新型社会,迎接21世纪科业化新浪潮。
4.经济基础变化了,必须自觉地改革上层建筑。政治是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必须坚定地有序地推进。积极进行以彻底终结几千年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行政体制改革,建设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府功能分工协同制”。同时,积极推进以党内民主为核心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按照邓小平的战略设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基本确立;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那时,可以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上无愧于祖宗和先烈,下有功于万代子孙。
二、新一轮解放思想究竟解放什么?
今年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以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大解放开端的。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党中央和胡锦涛同志号召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舆论界呼唤着迎接第三次解放思想高潮。有的领导带头喊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那么,第三次解放思想究竟要解放什么?是什么思想阻碍了我们进一步前进?
真理的目光永远向前。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请允许在此提出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我认为第三次解放思想是全党全民应从小生产意识中解放出来,冲决小生产意识牢笼,从小生产意识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什么是小生产意识
小生产意识是小生产方式(主要是小农和手工业生产)基础上小生产者的意识。小生产者虽然是劳动者,但小生产方式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本质上它是封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生产者虽然与封建主义剥削者(地主)的思想意识有对立的一面,但是他们是一个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所以两者意识也有相同的一面。小生产者反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同时,小生产者人生最高目标是当地主,他们打倒地主,自己当地主。所以小生产者从不反对封建主义,却本能地维护封建主义。也因此,它坚决反对推翻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后,小生产意识立即把自己认同为“社会主义”,它往往比社会主义更加坚决地反对资本主义。然而,这两者是根本不同、本质不同的。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是为进一步推动历史进步:社会主义首先认定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进步作用,“新思潮的特点不是追求尽善尽美的社会,只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即在一切人类进步文明的基础上产生”。而小生产意识是在“社会主义”旗号下为了恢复它们失去的封建主义天堂。所以,不是“汪洋大海的小生产方式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而是汪洋大海的小生产方式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产生封建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着力批判的“农业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实行从传统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因此,冲破小生产意识牢笼,不仅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绝不可忽略的环节,在当代中国,它更具有严重的特殊意义。
(二)小生产意识是当代中国现实的危险
理由如下:
1.中国有一个几千年封建主义、人类封建主义最完备的历史,小生产方式及其意识渊源悠久,积淀深厚。
2.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进行的。直到1949年革命成功时,现代城市人口不到10%,而农民占90%以上,时至今日仍占62%!汪洋大海的小生产方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小生产意识之广泛可能像13亿人口一样居全球之首。
3.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依靠农民推进的,“农民是主力军”,在很大意义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农民革命。我们工人是刚进城的农民,知识分子很多是农民出身或与农民有广泛亲缘联系。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小生产无所不在。社会主义与小生产意识混淆不清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
4.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一方面正确地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维护小生产方式,用户口政策、“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和家族群居的宗法社会制度中。他效法苏联,推行没有农艺分工协作、单纯集体劳动的农业集体化,后来还走得更远,建立起“亦工亦农亦军亦商亦学”消灭社会分工的“人民公社”,虽然被誉为是共产主义天堂,但它们实质是比封建小生产方式更原始的小生产方式。集体劳动并不注定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都是集体劳动。封建主义小生产正是对这类集体劳动的否定。小生产者懂得“树大分杈,儿大分家”的道理,就是说父子兄弟不能一起吃大锅饭,分家就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农业集体化,更不要说人民公社,是父子、兄弟、堂兄弟、表兄弟,乃至族兄弟,有亲缘或无亲缘的邻居等都一起吃大锅饭!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倒退,除了留下一场民族灾难,注定以失败告终!
5.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呐喊“横扫一切封资修”,但志在“兴无灭资”。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名“刮十二级台风”不可谓不烈,结果恰恰是封建主义沉渣浮起大泛滥,酿成一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十年浩劫!毛主席曾说斯大林个人崇拜只可能发生在苏联,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比斯大林个人崇拜更剧烈的“文化大革命”只可能在中国发生!时至中共“十七大”前,还有知名人士公开著文、联名写信要求为“文化大革命”平反,号召“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让善良的共享着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的中国人大吃一惊!80后的孩子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文化大革命”了,为“四人帮”篡权服务的样板戏要进课堂了,红卫兵头目宋要武成为北京师大附中校庆时的杰出校友……一个民族如此健忘是可悲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代中国小生产方式及其为“尊者讳”、崇拜神的意识还广泛存在。
6.诚然,地主阶级被消灭了,但今日中国人口仍有62%从事着小生产方式农业的农民。成千上万的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和其他阶层是农民出身,几乎所有中国家庭至今仍与农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亲缘联系。要言之,封建主义制度在中国已是残余了,然而小生产意识仍然是汪洋大海。小生产方式及其意识曾经有效地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今天,正无所不在地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前进!
7.第一次思想解放,批判并排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邓小平领导我们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长征。然而,小生产方式及其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社会基础。用小生产意识冒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重要特征。不挖掉小生产方式及其意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就不会绝种,总会变换各种形态复生,干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羁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久前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证明了这一点。在“反思改革”甚至在“深化改革”的名义下某些改革开放成果正在丧失,更给我们敲响了沉重的警钟!
综上所述,小生产意识正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
中国必须有新的第三次解放思想,彻底揭示小生产意识的反动性、危害性及在今日中国的种种表现,排除干扰,推进中国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三)小生产意识的突出表现
传统小生产意识与现代化大生产观根本对立。兹举若干突出表现如下。
1.现代社会大生产方式实行高度分工协作,并创造先进生产力。小生产方式是生产者全能生产,小生产意识是追求全能,即使建造现代化工厂和企业也是力求“大而全”、“小而全”。从而,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而小生产方式的目的本是自给自足,不仅与这种低效缓慢发展相适应,而且也满足于这种低缓的发展。转义到意识,小生产意识必然是因循守旧,不求创新;同时万事求全,至善至美,一个突出例子是要求领导者洞察一切,言行十全十美,领导人不能说一句错话,也不会说一句错话,非要造出一个神来不可。
2.与现代全球范围内激烈竞争的社会化大生产不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是在自己狭小范围内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竞争。社会化大生产的竞争,要求公平的游戏规则,要求法律保证,要求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掌握第一生产力,而小生产者没有竞争,依靠的是世代祖传的生产经验,自然不要求公平游戏规则,更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不齿,转义到意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民主法制、建立法治社会;尊重科学技术,尊重知识、信息;尊重生产知识和信息的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而小生产要求明君清官,必然是权大情大的人治社会;崇尚迷信,而轻视科学;只看重眼前手摸得着的物质资源、否认脑力劳动创造的伟大价值。
3.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实行公平的市场竞争,而且实行铁的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之后,这一原则必将导致“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分配,实现共同富裕。而传统小生产的最高要求是“均贫富”的平均主义分配。两者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公平在于过程的权利平等,后者要求不讲过程公平的结果均等。小生产意识总是把两者混淆起来,用自己的“均贫富”来冒充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不患贫,但患不均”的观点在今日中国仍受到广泛的赞同。有人还生动地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哪怕剩下一个窝窝头,也大家分着吃。”到了吃窝窝头的份上,还是社会主义吗?半点社会主义也没有!邓小平讲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正是针对“不患贫,但患不均”这种假冒社会主义的小生产意识的。
4.社会化大生产使社会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公民社会,公共权力民主决策成为必然要求。传统小生产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长制独裁决策天经地义。扩而展之,社会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总家长,政府官员是父母官,统管臣民一切。皇帝和政府自认有管理人民一切的责任,人民也认同自己有一切依赖政府和皇帝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官本位和人身依附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5.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也是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因素。从而,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的关系以社会法律作为行动准则。传统小生产是代代家族就地扩展,形成家族群居的宗法社会,血统和裙带关系高于一切。
6.社会化大生产组成了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权力制约的国家。政企分开、政教分开……企业、教育以及各种社会管理,既“各自为政”分工,又有机联系合作。分工协作的大生产,统一的市场,有机一体的经济,保证了国家各部分各地区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有效发展。各级政府也按功能分工,各尽其责:中央政府统管政治(包括军事、外交、经济等宏观调控)确保国家领土完整、统一和繁荣,确保政治稳定;地方政府重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和教育发展等,以保证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基层政府与人民直接接触,担任社会福利保障与社区建设之责。而传统小生产是以各家各户为基础,一盘散沙。秦始皇首创中央集权郡县制,以保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但以不断分裂动乱和周期性改朝换代为代价)。同时,也与传统小生产家长制、社会公务不多、社会发展缓慢相适应。直到现代中国,虽经辛亥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小生产方式及其意识的根深蒂固,这一体制仍保持着它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受困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桎酷。
7.社会化大生产展现出资本的无限扩张力,“只有一个地球”。时至今日全球化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而开放共赢、多元文化、全球理念等引领时代前进,而传统小生产方式自给自足,局限于一地,因此视野浅短、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等就顺理成章成为显性或潜隐的小生产意识。
(四)第三次思想解放开拓新的深层次改革
1.沿着邓小平开拓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行到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远没有完成,主要表现在:
(1)生产要素领域市场化,还正在破题,特别是金融、土地等。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特别是适应市场的国有企业体制、国家宏观调控体制等,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传统。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以确保市场公平竞争,防止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
只有推进这些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才可能有个真正转变,中国才能可持续地高速发展。社会公平和进步等也只有市场经济完善完成才能真正解决。
2.农业生产体制根本改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害在此。农业生产体制必须实行从现在全能的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的转变。只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才能取得分工协作的系统效应、吸纳现代科学技术的无穷容量,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把农业引入市场化的轨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决议最大的亮点在于实行更大的土地自由流转政策,为农业发展规模化提供了先决条件。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但是规模化还不等于社会化大生产农业。关键还在于农副业以及农艺等分工协作的社会化生产以及市场化经营,农业才能创造出先进的劳动生产率。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一个根本后果和标志是农业人口减少,降低到占社会总人口5%以下。这5%以下的农户本质上已是社会分工大生产的农业工人经营者,而不是全能的农民。也就是说农民阶级消亡,同时也意味着家族宗法社会的彻底崩溃。从而,彻底挖了封建主义的老根!改革开放三十年,两亿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作为廉价自由劳动力,大大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这是伟大的历史潮流。应该放手让城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和引领农村改革;应该积极而有序地让更多的农民进城,让更多农民变成城市工人或其他阶层。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另一个亮点是发展农村教育和科学文化措施,从而造就更多农民后代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先进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这才是强国富民的康庄大道。一切靠“一平二调”和种种无偿转移支付的优惠政策希冀“让农民富起来”的措施,作为“急则治标”也许是必要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本质上都是继续巩固小农经济及其宗法社会,巩固封建主义基础,都是与社会主义大方向相背离的。
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进行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彻底告别传统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延续几千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建设起前述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政府功能分工协同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必将大大促进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而中国经济一定还可以高速持续发展三十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关键还在党的改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不可动摇,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党也必须与时俱进地相应改革自身。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改革。党的改革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是创新党内民主。一个农民占人口62%的国家是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全民民主的。而一个自身不能实行真正民主的党又如何带动和引领中国逐步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呢?如果党不能及时创新党内民主,就必然不断成为不可抗拒的社会民主的历史潮流冲决的对象,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
党内民主创新要点有三。
(1)科学地民主地吸纳党员,确保党员都是社会先进分子,即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或者通俗地说社会精英。严防坏人、小人、庸人混入党。
(2)科学地民主地选拔党的各级领导,确保相应领导具有相应的德才。
(3)党的各级领导集体科学地民主地决策,确保党的决策正确,不发生大错误。有错也能及时纠正。
这样的党不仅可以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不断发展,也一定可以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行政体制改革,实行从几千年与传统小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向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功能分工协同制转变。与此同时共产党与时俱进,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如果第三次思想解放不是冲决小生产意识牢笼,那么一定需要第四次思想解放去清算小生产意识。
三、中国未来三十年预测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一)第一种情况: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这就要做五件大事: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在国有企业、金融资本、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四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些改革中,认真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努力结合中国国情(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2.加速完成工业化,赶上科业化。
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是农民阶级的消亡。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西欧约3%,日本也在5%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小生产农民,而是农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业工人(或农场主)。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战争)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实现农民阶级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他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唯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另一方面,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正是工业化必需的条件。特别今日经济全球化下它是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更应如此。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什么是科业化?21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了科业革命和科业化的历史进程。科业化宣告几百年工业社会已经走到自己尽头,代之以全新的科业社会。科业社会是以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为主体、以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全新社会。在美欧先进发达国家已经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科业革命,中国应该及时赶上,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
3.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分配。
代替小农经济小生产要求的“平均主义”分配、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分配,将是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
“各尽所能”就必须经济可持续高涨与人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前者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后者保证人人通过社会实践确立最能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岗位。“各取所值”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展现才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佳效率。人的天赋才能有大有小,通过平等权利的教育和工作实践,展现的才能仍然有大有小,有天才也有弱智,大多数居中,是按正态曲线分布的。因此,按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人们的收入也是按正态曲线分布,既有相当的差距,又是中等收入居多,即所谓“橄榄型”分配。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主体。这是高效率与高公平的完美统一,从而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评判社会主义建设好坏成败,贫富差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才是关键的。如果中等收入阶层达到60%-80%,乃至更高,社会主义就一定公平而且高效,一定持续繁荣和稳定了。
因此,党和国家今后三十年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应以造就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为准绳。决策应认真倾听中等收入阶层的呼声,充分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不应无意或有意地损害它。
4.实行从中央集权郡县制向行政功能分工协同制转变。
秦始皇鉴于中国古代分封制长期内乱和亡国的教训,创建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相适应:保证了中国高度分散的小生产社会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与持续和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完美强大。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与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郡县行政事务简单(收税和处理刑事纠纷)相适应,从而几千年虽然有改朝换代的代价,但制度一直相当稳定。时至今日中国,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实质讲基本上仍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它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保障。它本质上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特别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集权郡县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必将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行政体制要实行根本改革。与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是“行政功能分工协同制”,其要点如下:
(1)政企分开,政府不管微观经济,不管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在遵守市场经济法律的前提下在统一市场中自由驰骋。技术开发是市场竞争的关键,自是企业的主要活动。
(2)中央政府统管一切政治权力,即掌握军事、外交、公安、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器确保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宏观经济兴衰关系政局和社会稳定,因此宏观经济调控也属政治权力之列。大科学、大工程必须举国体制才能实施,同时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潜力,也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3)地方政府职能主要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等,以创造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
(4)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直接接触,主要功能是关注人民群众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5)广泛发展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实行人民自治的各项文化和道德建设活动。
5.共产党改革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文化传统深厚、经济基础薄弱、国土辽阔而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家,没有一个坚强的先进的领导核心,就会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会不断地在内忧外患中动荡,中华民族要实现自己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这个领导核心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是可以代替它。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领导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今后三十年还要完成上述四项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使命。历史责任极其重大,历史任务极其艰巨。现代化事业要求现代化的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作为领导的共产党也必须改造自己。首先要彻底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进一步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党。
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和如何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从而,保证党不会犯重大错误,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保证党不会蜕化变质,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体重点应建立下列机制:
(1)人民群众推荐党员、监督党员和罢免党员。共产党发展党员必须所在支部的群众推荐,或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必须所在支部群众半数以上同意。群众推荐虽然不一定能推荐出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和德才兼备的人才,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绝不会同意坏人、小人入党。这就为共产党防止蜕化变质把好了第一关。同时,人民群众会认定共产党是自己的党。若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有半数群众不同意,至少说明他联系群众不够,也应等他改正这一重大缺点后才可入党。罢免党员的道理也是如此。只有人民群众有推荐权和罢免权,才有真正的监督。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才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提高党员质量水平。党员条件中除现行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政治条件外,应加入若干具体可操作、可考核的内容。例如,共产党员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无条件地无偿献血和捐献骨髓移植。没有两次献血记录或拒绝骨髓移植者不得入党或党员除名;党员既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逝世后必须无条件贡献遗体,供医用器官移植,对人民作最后贡献等,这才叫和平年代“与人民血肉相连”;再如党员必须站在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前列,当人民群众受坏人侵害而袖手旁观者,立即开除党籍;党员遗产中一半捐给慈善事业,等等。还有党既是“三个代表”,因此对党员文化程度也必须有相应要求,文盲和高中以下文化、读不懂《共产党宣言》者不得入党。文化不够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先补文化,而这在小康社会不是一个困难的要求。
(3)基层支部和党委领导,必须由党员自由地民主直选。县以上党委是代表大会选举,但代表必须是基层党委直选。党委候选人必须不等额,并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政见竞争,经代表充分自由的评议后无记名投票。县以上党委成员必须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并有基层党政领导工作经验。
(4)各级党委实行民主科学决策。必须事先予党委成员同等信息,充分自由讨论、无记名投票后真正保证少数服从多数,决议后必须多数尊重少数。必须用党纪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力,一切通过实践检验。及时反馈实践结果,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各党委成员在党委决策中的态度和见解,必须记录在案并通报下级党委和相应的党代表,让党员了解领导、选择领导。
(5)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应成为民主科学决策的模范。应有更严格的民主科学机制,在政治竞争中由全国党代表大会选择。
(6)严格党内监督。党的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监督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贯彻;
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道德行为;以及对公检法党委及其干部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以保证公正执法。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独立执行任务。
要言之,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参加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实行民主科学机制选拔各级领导和决策,从而保证共产党不犯重大政治错误和蜕化变质。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通过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就从政治体制上保证了中华民族在今后三十年实现伟大复兴。
(二)第二种情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踟蹰不前,最后“左”派上台。
“左”派是前三十年来一以贯之反对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根本对立。他们有时自称不反对改革,而是要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三十年实践证明:他们除了不断用前苏联和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革”大批判的观点批判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针政策外,未见一项像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议。他们长期利用网络乃至若干传媒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指责基本小康下的收入差距是“两极分化”,把中国和平发展前进中的不足,如医疗、读大学、住房等困难,丑化为“新的三座大山”。一句话,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还呼应海外右派不时刮起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什么“旋风”。直到前不久,他们的头面人物甚至公开要求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平反,号召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现在不再是毛主席教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要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要“深入群众,从办读书会开始,创建新的真正的共产党”。其能量之大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当代“左”派有哪些基本特点呢?
(1)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善于引经据典,背诵经典文献词句,就是不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结合,不能也不想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议中实际问题。
(2)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贯彻者。苏式社会主义实质是马克思早已批判的农业社会主义,它反映小农经济和小生产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平均主义分配、帝王个人崇拜、崇尚暴力斗争等。一句话,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封建主义。至少是混杂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怪胎。
(3)坚决全面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理想出发,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反对,虽然十分坚决,也只是维护封建主义失去的天堂。从而无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
(4)主张“阶级斗争为纲”到底,反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争取和谐世界。
这样的“左”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清算,为什么三十年还没有绝种,反而有时十分张扬?原因是多方面的:
(1)“左”派的迷惑性。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号,颇能迷惑一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的年轻人。他们制造出“草根”、“弱势群体”的理念,以代言人自居,宣扬小生产意识,颇能迷惑一些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他们挑剔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惯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颇能迷惑一些不明事理的群众。
(2)共产党内宁“左”勿右的传统影响。某些建党理论始终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教育问题,右是殊死斗争问题。这个传统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除。其实,“左”、右在初起时都是认识问题,经过多次反复教育而不改,都必定是立场问题。三十年整个历史时期始终与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对立,早已是持不同政见者(或集团)了。
(3)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今日中国仍有62%的农业人口。许多城市工人乃至知识分子刚从农民阶级转化而来。党和国家干部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农民子弟。如此巨大的社会基础正是产生“左”派的温床,也是“左”派观点传播的市场。
(4)利用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宽容,与党进行“合法斗争”。
在“左”派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宣传的干扰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可能踌躇不前。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踌躇不前,又为“左”派理论与宣传扩大了市场。那么,如果“左”派上台,中国将是什么局面?
重搞阶级斗争,推动世界革命。首先,重操他们熟练的“文革”式宣传,大规模揭露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和阴暗事实(如官员腐败、富人荒淫)。抓住一点,上纲上线,血泪控诉……顿时搞乱社会舆论和价值理念。于是在“纠正市场经济错误”的口号下,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在“公平”、“共享”的名义下实行“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等,引起某些“草根”、“弱势群众”狂热欢呼。由于当今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人民生活已基本小康,外汇储备两万多美元。一句话,改革开放聚集了相当的社会财富,足够“左”派折腾几年。
但是“左”派上台寿命绝不会长的。在社会混乱下,外资必将迅速撤离,广大企业主和社会精英不断大规模外迁,最后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果败光,中国人又回到共同贫穷。共产党又一次错过人民给予的机会,人民不再谅解共产党了。于是,中国必将出现“叶利钦式”的“英雄”,推倒“左”派统治,同时埋葬共产主义。天下大乱,可能要延续许多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再一次丧失!
(三)第三种情况:右派得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
右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失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旧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声望降到冰点,社会道德沦丧,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彻底失去信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他们发现过去“左”的舆论宣传的欺骗性,看到一个“世界多奇妙”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向往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成改革开放,但是一直企图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右派的特点是:
(1)崇拜和向往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了解,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也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无不经历过漫长的对外侵略(殖民)、对内盘剥的历程。今日仍利用其科技、经济和军事的既得优势攫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美国占用世界42%能源!)和进行不平等贸易来获利。而望眼全球,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仍处在贫穷和愚昧之中。他们更不了解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各国,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基础要求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改革开放学习借鉴的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已走到自己生命尾声的资本主义制度。
(2)没有任何什么值得注意的创意,只有简单照搬。中国如何搞资本主义,他们并没有作出真正的回答。只是照搬西方,突出地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的议会民主。他们天真地以为照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就会立即享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完全无视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屈服于国际资本主义压力,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因此,他们往往是海外资本主义“软实力”的应声虫,传播或响应国际反华势力不断“创新”的观点。甚至有的与外国一些反华组织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制造事端,靠海外舆论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那么,右派能够取得成功吗?
“崇洋迷外”是小生产意识的另一面表现。因此,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也是右派的社会基础。由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先进,人生观不成熟、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成为右派观点自由泛滥的市场。这就是现实存在的“和平演变”。对于这类“和平演变”,加强有说服力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必要的,而根本途径和最终解决必然是依靠中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现实,必将反过来对资本主义产生不可阻挡的“和平演变”的威力!
在今后三十年中,右派成功有两个机遇:
(1)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小生产意识影响下,不锐意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受阻,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顿。中国发展速度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可以用历史来说明;中国发展速度低于崛起的新兴小国,可以用“烧一杯水比烧一锅水容易”来解释。但是,如果发展速度低于资本主义复辟了的俄罗斯,或“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印度,中国的政局就绝不可能稳定了。右派必然受到人民拥戴,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
(2)“左”派折腾的结果,必将导致右派胜利。
“左”派在善良的人们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但斗不过右派。最后,前述“叶利钦式”的“英雄”将在人们埋葬共产主义欢呼中登上执政的舞台。右派上台的结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但中国绝不可能达到现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富强的国家。经济在动乱中无法发展,社会真的两极分化、动荡不安,政治上只能是国际霸权主义的附庸。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只能等待人民新的觉醒和革命,等待新的邓小平。
(四)结论。
三种情况都是可能的,但可以预见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形象地说,第一种情况的概率是90%,后两种概率各为5%.
为什么第一种情况有90%这样巨大的可能性呢?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民族历史性的心愿。人民的历史要求是不可阻挡的。
(2)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真理性。既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充分反映了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3)三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崛起和社会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4)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又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持续发展的空间巨大。中国改革尚未完成,每一项改革,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天地。
(5)三十年改革开放重建了中国共产党不可替代的威望。党也有足够执政能力和丰富经验完成新三十年各项历史使命。
(6)随着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素质将不断提高。全民族知识化,首先是党和国家干部知识化,将对中国前途作出理性的最佳选择。
(7)今后三十年全球化和平发展,霸权主义成为人类公敌,中国有可能运筹应对,保持较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有利于中国建设发展。
那么,后两种情况既然只有5%的概率是否是不必要的多虑,危言耸听的空谈,可以等闲视之呢?否,纵观人类历史,如果人们掉以轻心,概率很小的事件也会看似偶然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胡锦涛同志及时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告诫全党全民还是有动摇、有懈怠、有折腾的情况存在,中国人要有忧患意识,时刻警惕、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左”、右折腾不得。邓小平的政治遗言,“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我们要时刻牢记在心,至少还要记住三十年!
只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抓住今后三十年可贵的历史机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相关简介:刘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