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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作者:段妍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22年4期 时间:2022-07-13

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恐怖袭击、金融危机、对外战争、民粹浪潮与新冠疫情等变局的冲击下深陷经济社会发展困境,频频“退圈”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更暴露其现代化的排他性与自利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界性奇迹。因此,从比较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不仅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与优势,更能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拓展新的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近代以来,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充满血与火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不仅自身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存在着内在矛盾,而且其外溢的效应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血雨腥风般的灾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新道路,既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固有弊端,又为破解世界现代化难题提供了全新范本与道路选择。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充满内在矛盾与困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实现剩余价值为主要特征的,资本逐利性导致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以资本逻辑为根本导向、以追求资本剩余价值为动力机制,为少部分人谋取利益的现代化。其现代化进程及其结局都带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特性与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反映在现代化进程中,就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对抗。

首先,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贫富差距难以解决。“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来源于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这种剥削状态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存在对立关系,贫富分化与阶级固化在不断加深。现代化的进程使资本家不断为个人利益最大化提供强大发展动力,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现代化的成果为少数人所有。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不仅无法解决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的问题,而且使这种差距日益固化。习近平在2021年8月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根据有关数据,在经合组织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已是最贫困的10%人群收入的9.6倍,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是9.1倍,在20世纪80年代是7.1倍。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说明,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推动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极大地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两极分化,势必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其次,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对立,出现“斯密难题”和“韦伯困境”。1878年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斯卡尔钦茨基在其《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中指出,斯密在1759年著《道德论》时的人性观是利他的,而在1776年著《国富论》时的人性观则是利己的、自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利己与利他往往是对立的,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反映,是不可克服的。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制度趋于一种非人性化、非情感化的发展。其特点就是在处理公务时,科层制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只能冰冷冷的公事公办,而不能融入个人情感好恶。其优势在于严格遵守规则制度,问题在于完全丧失了人性的光辉。科层制导致了人的发展片面化和残缺化。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工具理性、效率原则在逻辑层面的驱使,极易使人们沦为附属于庞大的科层制机器中的零件,进而破坏人的感情和情绪。因此,科层制一旦在劳动分工层级化、行为对象非人性化、技术道德中立的趋势上越走越远,那么这种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就会与人类对人权、博爱等价值的追求背道而驰。西方现代化产生的单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封闭僵死的规则、单一机械的管理模式,成为对人的自由的约束和创造性的限制。民众变成政府的附庸,被动地执行规则,人成为资本国家的附属物。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它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的对抗性矛盾,特别是消除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消除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相较于西方以资本主义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本质和基础,始终能够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人民当家作主,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私利。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那种“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缺陷,始终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一条主线,着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中国明确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将为此在各方面进行努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贫困人口达7.7亿人,贫困发生率97.5%。为此,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时,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为着力解决贫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做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响脱贫攻坚战等一系列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21年2月,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成功追赶,带领14亿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国家行列。此外,我国还初步构建起涵盖教育、养老、医疗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0年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6100万人,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10亿人,其中贫困人口参保率持续保持在99.99%,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消除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对抗性,是协调推进、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同时也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依据。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逻辑、物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模式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政治无序、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遵循自身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实现了从经济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超越了资本逐利、物质至上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有效破解了“斯密难题”中资本主义经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冲突的“现代性困境”。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物质目标的现代化模式,是协调推进、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随着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经济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维度上实现了深入推进、协调发展。综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既注重物质的极大丰富也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彰显出人民至上的价值意涵。 

 

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中心—外围”依附体系,走出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道路 

 

二战后,许多新兴国家奉西方现代化之路为圭臬,虽然在一定时期国内经济获得发展,但却由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过度依赖而逐渐丧失国家独立性,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普遍难逃从较快增长走向低迷停滞甚至是陷入动荡的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成功破解了二战后新兴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依附性”难题,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道路。

(一)“中心—外围”依附体系中的后发国家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

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赢得政治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始终难以真正实现经济独立,走向国富民强。对此,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指明其深层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凭借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构建了一种“中心—外围”依附体系。处于“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进行剥削,维持自身的繁荣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过度依赖西方国家的技术路径、经济援助等,致使其陷入了独立性与现代化选择的两难境地。

首先,“外围”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决定了其难以实现真正独立的现代化。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试图融入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经济体系,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几乎全盘接受西方的理论与发展模式,因此在制度构建与经济增长方式上对标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道路的资本主义化带来的问题是:在产业与技术发展上,对西方发达国家严重依赖;在财政、金融、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基本上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与规则;经济与政治上的依附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导致新兴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不可避免地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之中。可见,这是一种依附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非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引发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完全受制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霸权,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经常会作用于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陷入停滞、动荡,现代化进程险象环生。

其次,“中心”国家在援助上对“外围”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的附加,导致其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诸多新兴“外围”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心”国家的援助,而援助所附加的条件使得“外围”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风险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大。对于这一点,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出,多边援助往往带有潜在的危险性,即迫使受援国接受一定技术模式和特定发展战略。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用‘意向书’向请求援助的政府下达指示,指明该政府必须采取的经济措施,其中几乎一成不变地包含有使贸易和外汇体制自由化的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忠告’总是极力主张经济稳定与自由贸易,也不管他人有寻求较为均衡的增长和较少不平均分配的要求”。因此,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经济政治主权逐步丧失其独立性。此外,一些急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外围”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等附加条件,造成很多国家陷入“特洛伊木马陷阱”之中。德国学者鲁道夫·哈曼早在1983年就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工业国家的技术转让,特别是生产技术被大型跨国公司所垄断,它们凭借复杂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影响着当前世界市场的发展,并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就极易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自治权等因技术依赖而遭到破坏。质言之,西方发达国家输出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各种援助,本质上就是要通过构建依附关系维持自身的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为“外围”国家,“中心”国家就会通过经济、产业和技术控制,进而带动民主人权、多党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控制,这就决定了“中心—外围”依附体系的国家不仅难以实现现代化,而且在这一进程中极易陷入政治附庸、经济衰退、社会困顿的泥潭之中。

(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道路

首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为创造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是独立于“中心—外围”依附体系之外的自主体系,在国家政权形式、经济形式等方面表现出充分的独立自主性,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可以不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钳制性”影响。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为中国创造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破解“中心—外围”依附体面临的政治依附困境,始终走在自己所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确保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够抵御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各种消极影响,突破“中心—外围”依附体面临的经济依附困境。

其次,独立自主的思想理念与实践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精神支撑。独立自主、兼容并蓄,是中华文化延续5000年依然生生不息的基因和密码,也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和结论。中国式现代化,既不依附西方现代化国家,也不排斥西方现代化的优秀成果,而是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积极吸取各国有益经验,立足中国国情,保持独立自主基础上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独立自主,完成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的精神体现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科学技术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例,历史上的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近代以来的中国饱受战争之苦,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70多年来,中国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主张,自己来处理”的原则。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世界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化解风险挑战,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由于坚持独立自主,中国实现了发展自身与促进世界和平的统一,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与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 

 

三、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形式民主的局限,走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新道路 

 

近代以来,西方凭借率先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优势,自诩西方现代化就是以民主化推进的现代化,并将“西方式民主”包装为民主的唯一标准,构建民主话语霸权。历史与事实充分证明,西方现代化本身充满了非民主,“一人一票”、政党竞争等西方选举制度也仅仅是民主的形式之一。随着时间推移,西方“民主失灵”“民主赤字”愈发暴露其内在缺陷,导致了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党政失控、治理失效、社会撕裂等一系列问题。反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不断构建和完善的中国式民主,正如2021年12月发表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所指出,中国的民主在制度安排上充分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在民主实践上,深植于历史文化传统,做到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彻底打破了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超越了西方形式民主的局限。

(一)西方现代化中的非民主性

西方学者把其现代化认定为民主化的进程,认为西方是以民主化来实现现代化的。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西方民主从来不是人民的民主,只是极少数人的民主,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从来不是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化,恰恰相反,它是以资本意志、资本独裁为基础的。美国的开国者几乎都是富者、出身名门,“立宪大会的与会人士均为该国知识界和经济界的精英;他们为房地产拥有者、商界大贾和进口商要人、银行家和金融家、房地产经纪人和土地投机者以及公债主等。”1863年,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提出“民有、民治、民享”,这一西方民主的经典阐述,所指的人民却并不包含黑人、印第安人、华人、妇女等。甚至在1882年,美国还通过了充满歧视和偏见的《排华法案》。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家进一步剔除历史中积淀的“人民的统治”“人民主权”等民主的核心理念,将其简化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1942年,美国学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否定了18世纪以来形成的古典民主理论、政治古典学说,认为“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由此可见,随着民主不断发生异化蜕变,已经背离了民主的真谛,形式化为“金主”主导下的精英民主、资本集团操控竞选的工具,以及资本与权利博弈的体制。而人民大众所期待的民主却仅仅体现在投票环节,权益和幸福沦为政客向选民做出的空头支票。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西方社会内部两极分化、族群撕裂等问题愈演愈烈,尤其在2020年疫情的考验下,西方国家更加深刻地暴露出自身发展模式弊端,其民主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双重危机。

其次,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始终采用殖民掠夺、民族奴役、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等违反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方式。无论是“圈地运动”还是“西进运动”,无论是黑奴贸易还是对亚非地区的资源掠夺、市场宰割,亦或是打着民主旗号发动国家战争,无不体现出西方民主的虚伪和“双标”。对此,德国学者鲁道夫·哈曼曾在《欧洲工业革命是发展中国家效法的模式吗?》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是以大部分人民的巨大苦难和悲惨生活为代价取得的,社会不安定则被独裁政权或极权统治所制服。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几乎不存在民主的权力形式。”同时,伴随冷战结束,西方理论家无视自身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等现实问题的矛盾悖论和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否认民主的历史性、多样性本质特征,以“历史终结者”的姿态不断打造西式民主的“标准模板”,向其他国家进行输出,进而引发了“阿拉伯之冬”、中东乱局、难民潮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成为导致世界政治动荡不安的重要源头。可见,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打造的“民主幻象”实际上已经偏离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正轨,使民主蒙尘。沿着历史轨迹追溯,西方现代化道路充满了非民主,标榜西方民主是追求民主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根本站不住脚;从现实维度观之,西方民主脱离历史与现实,将民主抽象和形式化为资本主义政治工具,不仅不能彰显民主的真正价值,更无法推动国家与世界持续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拓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经战乱侵略,毫无民主可言。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后,中国也曾学习西方尝试过议会制、多党制等政治制度模式,但均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百年征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人民民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与强大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中国式民主,实现了对西方民主的超越。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现代化。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颁布新的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彰显人民民主的制度框架,这既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中国人民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调要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等措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过程中,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做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力回答。正如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换言之,中国的民主就是要使国家实现善治,使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不仅为中国点亮了“民主之光”,更为人类谱写了政治文明的新篇章。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现代化,从开启时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民主为内在要求,人民民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纵观人类推进现代化的历程,对现代化与民主的诉求始终相互交织。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对此,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做出了深刻的回答,“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回顾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同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也离不开人民。人民民主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成功背后的关键密码。从具体实践来看,中国式民主始终立足国情,坚持问题导向,在正确把握民主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在不断化解问题的过程中,持续推进民主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不断发展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使人民的期盼、人民的意愿、人民的呼声体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效保证了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扩大了人民民主参与、促进了社会团结稳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这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推行的民主模式相比,不仅克服了西方多党制争利博弈带来的种种弊端,同时也具有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发展、避免社会分化、政治撕裂等问题的突出优势,在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代化是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有助于厘清思路、找到出路,更好的推进世界现代化发展迈向新的阶段。从比较的视域观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垄断,突破了现代化后发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击破了西方现代化先发优势所加持的“民主幻象”,既具有鲜明特色也蕴含着普遍意义,为世界贡献了现代化道路的新方案,为人类文明注入了新活力,必将伴随时间推移与实践验证彰显其深远的现实价值与世界意义。

作者段妍,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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