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现代化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4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不懈追求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在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历程中，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这个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提出“三步走”战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把握时代脉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为一条现代化之路，具有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绿色生态等，从而体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性。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道路诸多方案中的中国选择和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的不断发展，任何民族国家与外部世界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应该实行全面对外开放，从而在更大空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借鉴、吸收和转化世界现代化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与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面对和解决现代化带来的共同问题，共同推动世界现代化朝着更高水平、更高阶段演进。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历史走到现在，从现在走向未来。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体现了中国被裹挟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悲惨命运，是一种依附性的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体现了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是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体现了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全面开拓，是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那么，新时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开始进入创生型阶段，体现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示范引领，必将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全新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从落后时代、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转换，党带领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就是深刻回应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时代需要，深刻反映了世界现代化的内在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顺应历史规律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现代化道路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道路，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不是宝船和友谊，而是坚船和利炮。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许多志士仁人都虔诚地以西方为师，但为什么先生老是欺负学生？中国近现代史一再告诉我们，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可以控制的势力范围，成为掠夺廉价原料、劳动力的产地以及推销其商品的市场，而并非是在世界东方出现一个足以同西方列强抗衡的现代化强国。就中国现代化道路而言，如果说选择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破题，那么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是立题，在破解现代化道路的资本主义性质基础上确立了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变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功道路和制度体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而且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道路虽然在西方率先开始，但绝非只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更高程度的契合。这是因为：从理论上看，现代化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产生并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通过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军事战争等手段实现的现代化，通过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显然，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单一思维，而且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道路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熔铸了诸多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且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从现代化道路的“原初形态”转向“当下形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模式”转向“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不是单纯模仿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也不是简单移植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是进行了深刻转化和内化了的现代化新路。就“当代形态”而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科技、国防、综合国力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同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样，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不断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形式。”就“中国特色”而言，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注定了中国只能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不走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也不走移植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是创造超越以往各种发展模式和制度属性的新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努力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地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 

加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全面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鲜明的特色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紧密结合，在推动发展上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领导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中求进、协同推进，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同时我国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现代化进程不可能齐步走，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支持带动其他地区实现现代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20&ZD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