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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重温毛泽东关于学习党史的重要论述丨观往知来

作者:卢 毅 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时间:2021-04-07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他还指出:“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学习党史的任务。值此之际,重温毛泽东关于学习党史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重视学习党史 

毛泽东早年便喜读历史,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邃的历史智慧。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特别重视运用历史的智慧指导实践,一再强调要将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相结合。1929年,他明确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重申,解决任何问题,一定要了解它的现状和历史,“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然而在建党后,党内曾经一度弥漫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气氛,“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有不少干部“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9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决定发起延安整风,并选择以学习和讨论党史问题为突破口。1942年3月30日,他亲自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由此掀起了全党学习党史的高潮。 

延安整风从学习党史开始,又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为标志结束。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结论。该《决议》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准备。事实证明,延安整风正是通过系统学习党史,正确总结党史上的经验教训,成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重视党员干部的党史学习。1961年,他说:“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也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说:要搞个党史,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但这件事没有完成,毛主席就离开我们了,因此,这件事变成了他老人家的遗志。”叶剑英同时表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0日) 

  

二、强调学习党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学习党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豪迈地将此称为“伟大的工程”。那“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史,从中总结出三大法宝,并强调其目的是“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614页)。 

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重视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多次指出,由于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而“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强调不仅要总结正面的成功经验,而且还要研究反面的失败教训,“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3页)。1961年6月21日,他在接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时又表示:“希望你们研究中国党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7页) 

而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它正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他甚至说:“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同上,第64—65页) 

毛泽东不仅自己注重从党史上的错误吸取教训,而且号召全党以史为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他明确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1945年,他在七大上又说:“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409页)这些都体现了他提倡学习党史、以史为鉴的目的。 

在强调以史为鉴的同时,毛泽东十分注意团结同志。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407页)1944年4月,他在《学习和时局》中又强调:“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194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重申,“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并解释《历史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第三次“左”倾错误使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临时中央非法,没有说个人品质,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同上,第276页)。在此,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对待党内重大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这不仅充分反映了延安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而且对促进全党的团结统一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阐释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方法 

学习的基础是研究。在延安整风前,蔡和森、李立三、张闻天、华岗等人虽然写过一些党史简本,但毛泽东1942年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是第一篇专门论述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文献。在这篇报告中,他系统阐释了党史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和立场。 

关于党史研究的对象,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还特别澄清:“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因此,“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这就阐明了党史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和整体性,强调准确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反对陷入细枝末节的研究。 

关于党史研究的方法,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还具体举例:“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同上,第400、406页)即主张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古今”方面,毛泽东强调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他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同上,第402—404页)。由此可见,毛泽东非常注重追溯、理清历史的源流和脉络,以此来论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外”方面,毛泽东重视研究对立面、敌对方,以求获得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他主张要研究国民党,“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他还说:“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06页) 

关于党史研究的立场,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他还说:“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同上,第407页)这显然是批评那些教条主义者的“西方中心论”立场。 

总之,毛泽东关于学习党史的论述十分丰富,为党史学习提供了方法论,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提供了样本,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今天更好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的党史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卢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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