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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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分析——基于“反思”的视角
作者:王炳权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4期 时间:2019-08-07

01 内容提要

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既是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也是理论自我完善的冲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新要求。话语体系建构应依循学科成长、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基于客观实践的自主性理论创造,是话语体系成长的基本路径。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讨论分析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成绩、经验及不足,避免功利偏狭的心态;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以谦逊的姿态对待已有成果,在增强学术自主性的同时,继续借鉴古今中外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而不是故步自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交流,缓解学术与政治、学人与学人、学术与学术之间的张力,形成正向的沟通机制。通过“反思”“固基”“对话”的途径,使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取得扎实的成绩。

02 关键词

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  建构路径  反思

03 正文

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持续不断的过程。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与政治实践相统一。政治建设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这是政治学话语更新与重塑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反思与前瞻、继承与创新、沟通与对话的重要契机。我们需要在总结既有成绩的基础上,反思短板,打牢基础,加强对话,这是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

一、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自我反思”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首先需要找准自身的现实定位,明晰已有的成绩与不足。时代需要是政治学前行的根本动力,时代也滋养着政治学话语的发展。政治学是与时代关系密切的学科,思考如何回应新时代的要求无疑是体系建构的首要动力。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需要梳理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成绩与不足,对学界的讨论做相应的分析。

(一)适应时代呼唤

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政治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建设事业取得了重要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建立了制度性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总结了我国政治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1]在政治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政治学也在同步发展,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取得了若干成绩,为促进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呈现出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等演变趋势。”[2]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个方面加以推进,并取得了重要成绩,形成了新内容、新形式、新趋向。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一段时间内政治建设的新要求,强调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础。这些任务亟须通过实际调研、理论把握、落地实处。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所有工作的核心,也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政治学研究要为美好政治生活的建构服务。然而,“面对党和国家的急切需要,面对国内外政治诸领域的现实变化,我们的政治学学术话语多少显得供给乏力,或是供给错位。现有的政治学话语,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解释力不足,对党和国家政治决策的贡献度有限,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力有限,对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引导力更是微弱。”[3]

(二)推动“转型升级”

面对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的新要求,政治学需要“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提上了日程。毫无疑问,政治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取得了成绩的同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国家发展中,政治学界为应对国家建设的需要,勉力进行理论建构,但面对政治实践发展和政治理论创制的双重需求,相应建构的虚弱乏力是显而易见的事实。”[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术表达的重要性。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5],强调要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等问题。[6]

政治学研究要适应新形势,结合国家需要和自身实际,突破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使自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而抓手正是自身的话语体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界目前尚缺乏一个系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政治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政治联系不够密切,研究活动缺乏现实针对性。所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的任务时不我待。”[7]

在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discipline system)、学术体系(academy system)、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建设中,话语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经过多年的发展,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构获得了长足进步。在中国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定位基础上,二级学科及三级学科、新兴交叉学科不断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政治学议题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涵盖了政治学的一般问题以及与中国政治实践相适应的特殊问题。这些议题的内涵在与中国政治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到提升和深化,反映了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前沿性。话语体系是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表达系统,以独特的概念、范畴、体系在学科的界限内言说政治学研究成果,理解和诠释中国政治实践,传达中国人的政治情怀,彰显中国人的政治追求。“逻辑层面上,话语作为表达思想、传达知识的媒介,其体系建构相较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学界的特殊重视。”[8]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政治学研究再上一个台阶的起点。

(三)瞻望自身发展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学界对政治学的“出路”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9],充分地体现了学者的学术责任和学术自觉。“这种自觉实际上具有双重取向:一方面是批评性的,即要求批评性地检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由此,二途所显现出来的更加重要的事情在于: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研究正试图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从而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10]

这些讨论一方面是响应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建构“三个体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政治学的研究历程、现状、发展前景做了分析,对此有肯定,也有反思和批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政治学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路径。这些讨论中的不同成果各有侧重,提出的问题也切中要害,但从总体上体现了对中国政治学的“不在场”和“失语”问题的担心和“焦虑”,是对政治学深入的省思,这恰恰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前提性工作。“不在场”和“失语”问题意味着政治学是否存在“话语权”的缺失。“不在场”意味着政治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出现了偏差,或者“深陷其中”而丧失了理论自觉,或者“置身事外”。如何把握其与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关系,如何恰到好处地“出场”,是政治学“话语权”生长的关键。学人在讨论中表现出对政治学成为“显学”的极大信心,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距离世界一流政治学还很远。

学界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讨论涉及多个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看法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强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要积极反映政治实践。这个论点看似并无新意。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任何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在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成长的,也是理论发展的普遍规律。尽管如此,重提此问题并非无病呻吟的“炒冷饭”,其针对性建立在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现阶段的政治学与政治实践保持了较大的距离与张力。基于此判断,这些讨论一方面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即反对回避或抵触中国实践,一方面给出了改变的路径,即积极研究中央精神和领导人讲话。[11]

二是强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要有科学视野。[12]主要的论证逻辑是,“政治哲学式”的研究并不能发现政治现象的真正奥秘,因为它往往先入为主,立场先行,不利于发现现象后的本质。解决的办法是推进“政治科学”的发展,要以科学的方式去发现和重建中国的政治学,才能转变政治学的发展颓势。

三是强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要持中国立场。[13]主要的论证逻辑是,中国是经济大国,也是政治大国。在讲述我们的成就时并未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所以总结好中国经验、体现中国智慧才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心任务。此外,中国历史上有深厚的政治智慧可挖掘整理,这才是中国的原创。

四是强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从“民主话语”转向“治理话语”。[14]论证逻辑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治建设主题的重大转变,以往对以“民主转型”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必须让位于以“治理”为核心的讨论,实现政治学话语的根本转变。

这些讨论对推动政治学界的自省、主动承担体系建设的任务有促进作用。但是,已有研究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却又一定程度上迷失在所谓“政治学转向”的迷雾里,并不能把政治学拉回到“是其所是”的位置上来。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建制性政治学”,也不知道为什么政治科学比政治哲学更高明更管用。可以说,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状况的反思性讨论,所提出的肯定、批评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建议还不甚到位。在批评方面,我们立足自己擅长的方面去看问题,否定过多,要“重打鼓,另开张”,看不到政治学研究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在肯定方面,以政治正确性囊括所有进展,并不全面,也缺乏指导性。此外,在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方面提出的建议,可行性不大,过于宏观或者缺乏实操性,不是很聚焦。总体上看,学者们的讨论体现出的是“学术焦虑”,这是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但“焦虑”化为“动力”,需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不是从学科定位和发展实际出发,而是过度考虑政治学的致用性,把政治学当作“解释学”“操作学”,会伤害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正是我们开展讨论的契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以至政治学的“再出发”需要充分看到成绩和不足,努力补足“缺失”,这就是建构的成绩之一。

多年来,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成绩是显著的,除了学科、队伍、译介、成果、资政等方面的成绩,面对未来发展的任务,至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不能不提及。

一是促进公众的政治认知提升与政治生活的开放。单向度的政治认知是片面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是有害的认知,对社会的戕害是严重的。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的发展与火热的时代相互作用,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大氛围下,推动公众多角度地理解政治,把政治生活与“奔小康”紧密联系起来,催生了人们对个体权利的认知,特别是强化了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对自由、平等和法治等观念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一大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中国化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深入人心。人民赋权、为人民用权的权力观也在多层面得到落实。平等、自由、开放的政治认知以及相应的政治运作和政治实践不能不说与政治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二是促进政治发展的均衡化、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个自信”,说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有着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高绩效。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5],“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16]等政治判读恰恰说明,在历时态与共时态的比较视野中,我们选择了最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其基本特征是在均衡中走向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政治新生态与新格局。中国政治学多年的发展恰恰凝聚了这一智慧,在综合创新中发展自己的理论逻辑,并与实践相互作用,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逻辑。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思潮看,所谓“左”、右边界清晰,彼此时而发生“龃龉”,但主流政治学的声音始终在理性平和与追求建设性的轨道上运行,为政治稳定乃至社会稳定提供了智力支持。

三是政治学话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总体上看,一段时间以来学界以“三个体系建设”为契机对政治学40年来发展的批评与否定似乎多了一些。不管这些问题存在与否都不能否认中国政治学人在政治话语体系建构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一个不容忽视的成绩就是中国政治学在理论和现实间找到了相对平衡的中间地带,切近中国政治实践,研究中国政治现象,引领中国政治生活,在这三个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好,但不能说没有做。因而也产生了属于中国政治学的不同层次的范畴体系。在承认西方政治学是世界一流政治学之后,以此考察中国政治学是否达到了“世界一流”,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流水准,其政治学当然也是一流的。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取决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是否走完了一个闭环。[17]理论之于实践,或先或后,但终究离不开实践这一主线。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还“在路上”,中国式政治文明还在探索中,我们的政治学正在为此添砖加瓦,所以要求政治学能够一劳永逸地建构起一套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体系,还缺乏客观合理性。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中国政治学理论话语的现代化、中国化的努力始终未停止。我们既看到了“致思”的取向,也看到了“致用”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学科生长环境的复杂性,需要学人的建设性努力,“非此即彼”的学术争论与评价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甚远,也不利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我们也确实存在一些偏差。这些问题不能说是政治学领域独有的或者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但一段时间以来表现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理论建构的主体性不足、过度强调经验优先。

理论思考的自觉性不够。话语体系建构作为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离不开自觉的理论建构。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面临诸多理论资源可供研究借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为西方主流政治实践服务的西方政治学,都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和言说方式,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给政治学自主生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理论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现实资源。有效处理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与已有理论资源,特别是与政治实践发生有益高效的互动,需要政治学人发挥理论建构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多年来,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在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惰性,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多层面的教条主义。比如,在处理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关系时,不重视概念的清晰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理解为政治学话语与政治话语保持一致、政治学议题与政治议题保持一致。表面上看,是在“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既不能丰富和提升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也放弃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责任,由此建构的理论“言说”,权解一时之需尚可,其逻辑理论并不顺畅,一时可以获得比较强势的地位,但认同度并不高。这样做,并不是真正处理好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不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只会不断失去学术话语权。又如,完全臣服于自由主义的“言说”,对原子式个人的假设、市场神话和小政府的信任近乎狂热,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消极自由、选举和法治。同样也存在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草创的政治范畴,而不是对此加以进一步廓清,并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丰富和完善。无论是对待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反映在理论建构上都用“代入法”,套用这些概念、范畴、体系,完成自己的理论思考。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偷懒”,是丧失自我的理论思考或理论思考不到位。

经验视角有走向片面的倾向。经验视角是我们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多年来都比较匮乏的方面。我们注重经验的观察总结,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都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更好地把握政治实践以至于引领政治实践。但注重经验,并非轻视概念的清晰性和逻辑建构以及逻辑推理,更不能满足于用生活话语描述经验现象,否则貌似“新奇”的发现会充斥其间,细节之处皆为“魔鬼”,就不再是理论研究了。量化研究一度繁盛,甚至形成“话语霸权”[18],为量化而量化,问题意识淡化,甚至置数据的信度效度于不顾。[19]现实中,“总结经验”式的研究,貌似科学的定量分析,整齐如“积木”玩具式的成果,已经“肢解”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实践则被研究和呈现得支离破碎。“经验主义”的话语建构模式,带来的是“议题”选择上的偏差和对政治价值的淡化。一方面,把过多资源投放在农村和城市生活社区的研究上,侵占社会学、农村经济学等学科的议题,不关注政治学的主要议题,脱离政治学主战场,“荒了自己的田,种了别人的地”。而该政治学关注的影响国家命运的重大矛盾和冲突却被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因为回避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没有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致使在政治价值的“引领”方面失语,丧失价值彰显和哲学思考。如果价值荒芜,政治学则真的“空心化”了,那么说我们处在“政治学荒”中也不为过。

时代需要政治学的回归。当下的政治学需要回到政治学的初衷上来,回到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上来,回到实事求是的研究方向上来。面对成绩和问题,政治学人需要以“自省”的态度面对政治学的将来。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政治学“再出发”的抓手。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生命力在于其具有厚重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富有前瞻性的价值基础。这三者正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着力的方面。鉴于此,重新审视并强化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二、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强本固基”

打牢基础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因素。牢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价值基础,是话语体系建构的“资源”,也是话语体系的“底气”。找出我们在这三方面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即是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强化理论基础

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离不开深厚的理论支撑。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本,把握西方政治学、中国古代政治学的知识体系,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相契合,获得了深厚的理论资源,形成了比较坚实的理论根基。进一步推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提升理论解释力和理论思维能力,丰富理论资源。

1.强化理论基础,需要继续“补课”。在新时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仍需要补课。这种“补课”不是否认学科建设经过多年努力获得的进步,而是“查漏补缺”,在此基础上使我们的理论建构能够转型升级。应该说,特别是在理论线索、知识体系方面,我们还存在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对基于世界政治文明的政治学认知体系有全面而清晰的把握。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我们可以看到从政治学的角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并没有被持续地系统地整理和认知,曾经的努力并没有接续下去。[20]即使现在颇受关注的“为中国发声”的政治学表达,也并不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上考虑问题,更多的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西方式实践的问题指责西方话语,看不出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分析框架。由此,那些批评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不足,与政治实践、与主流政治话语“疏离”的声音,把原因归结为对西方话语的“膜拜”可能并不客观。因为,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日渐生疏,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皆如此。在政治学新生代学者登场之际,我们确实需要补上马克思主义这一课。此外,我们还需要从对西方政治学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标签式”认知中走出来,恢复“是其所是”的认知过程,看原文读原著,加深了解,达致“中西马”的贯通,才能做到“综合创新”、转型升级。因此,继续“补课”是必要的。

2.强化理论基础,需要增强学术自主性。“近些年来,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话题经常被人们提起,就此作为一个话题而言,说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开始从自觉的过程转向自主的轨道,意味着即将开启学术创新的进程。”[21]为巩固政治学理论之基,我们也需要看到自身研究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欠缺遮蔽了对理论资源的正当获取,主要表现为学术自主性不彰。我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若干方面都面临着继承与创新、借鉴与超越的问题。在学科建设上我们也有“后发优势”,即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做综合判断和比较分析,这是非常难得的成长机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研究中的自我意识在淡化,依附性在强化,被已有理论逻辑捆住了手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学术生态,“阐释型”与“叫好式”政治学、“把玩型”与“围观式”政治学、“批评型”与“怒怼式”政治学杂糅其间,尽管形式多样,表现不同甚至对立,但总体上还是学术自主性让位于学术依附性,是被“他者”所俘获,“臣服”于既有的理论言说,自我建设性的理论建构活动受到影响。“阐释型”与“叫好式”理论研究活动,在多个角度阐释既有理论的同时,放弃检视和客观的眼光,走向不加分析、不遗余力地维护。在对待各个理论源流上,都一定程度存在这个问题。对西方政治学,我们更多的是批评对其“照抄照搬”,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以“教条主义”论之,对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我们在警惕“儒化中国”的倾向,这些耳熟能详的概括式批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种片面性的理论研究活动。其实践后果的负面性也颇为惊人。或“坚守中国立场的学者,坚拒西方的现代方案,执意开辟一个全然属于中国的现代方案,结果因噎废食,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当作一场不计后果的文化游戏”,或“坚信西方现代方案普遍有效性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打入冷宫,决意在中国推行西方现代方案,结果一错全错,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视为一场验证西方方案的惊人试验”。[22]这是学术研究缺乏自主性的惯常表现。此外,我们能看到“把玩型”与“围观式”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活动,貌似“清高”,不偏不倚,实则不明所以,未见创见。“批评型”与“怒怼式”政治学研究活动专事“批评”与“谴责”,却提不出多少建设性意见。相对于“阐释型”与“叫好式”的研究活动,“把玩型”与“围观式”的政治学、“批评型”与“怒怼式”政治学貌似与之相异,其实质却基本相同,都是学术自主性缺失的表现。消磨式的把玩和没有创造性的批评,实际上还是被他人的逻辑牵着走,而“中国的崛起将形成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相应地,这种从中国出发的过程性结构也正是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逻辑起点”。[23]

3.强化理论基础,需要正确对待已有的成绩与不足。一方面,批判性思维与建设性思维相结合。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政治学如何适应新形势提出了若干建议,但更多的是批评。有些批评是到位的,有些批评则有片面性。学术的进步,始终离不开批判性思维的警醒和建设性思维的滋养。在批评的同时,最好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样批评才有意义,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长期以来,政治学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基本完成了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学科门类完整,研究机构日趋完善,人才培养和储备日益雄厚,学科交流平台不断增加;逐渐充实和更新了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在对政治学的阶级理论、政党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民族理论、政府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权力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政治稳定理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和反腐败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丰富,并且有关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价值范畴和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4]政治学研究应该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不是另起炉灶。任何学术批评都是要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学术批评要基于常识,尊重政治学的内涵和政治学的边界,切忌把学术批评与所谓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之争相混淆。如果单纯的学术批评夹杂了其他因素,这种批评很可能变成“扣帽子”“打棍子”,伤害的不仅仅是学术本身。因此,要“淡化论述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严守学术场域和政治场域之分野,尤其要避免沿袭‘敌我二分’的思维,将论述对象分为‘我们’与‘西方’,导致降低论述的真诚性和有效性。”[25]

理论的成长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彰显其固有的特性,又不能脱离话语体系建构所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脱离共性规律的建构,必然因缺失必要的共同价值和事实证明,难以使人们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转变,最终沦为缺乏证据的宏论和口号。”[26]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历史的累积过程,以往的成果不论是否还适应时势,但已经成为具有客观本体性的知识,成为话语体系进一步成长的基础。

(二)回应实践要求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离不开与实践的积极互动。“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不是技术性质的,也不是通过某种外在的设计来进行人为安排的。如果把它当作一种理智的技术操作来理解,那么这几乎必错无疑。学术话语的建构肯定与此不同。在当下的议程中,它首先是思想的事业,而真正的思想不能不以切中现实为旨归。”[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有新任务,也有新期待。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对实践成果做理论提升,并在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克服功利主义倾向。

1.总结成就和经验。时代的进步是政治学发展的源泉。有论者认为,“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得益于社会治理实践者的智慧,而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28]这是一种警醒的声音。“中国话语应切中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应符合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否则就有可能沦为虚假的话语。”[29]为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勇于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焦点,将探索的目光、理论的旨趣、研究的重点投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投向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投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性问题。”[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扎根实践沃土,深刻把握我国基本政情,反映政治进步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的新期待,总结概括和提升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有着鲜活的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取得的每一成果无不打上实践的烙印,而且已经和正在接受着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此外,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新时代政治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科学回答,对政治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行深入剖析,对人民群众中的思想困惑给予合理解释,由此讲好中国的政治发展故事,推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2.服务新时代。新时代开启建设美好政治生活的新征程。满足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政治学的发展与进步必不可少。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把实践者的智慧转化为社会科学理论,形成理论体系甚至话语体系。”[31]“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大事件,勇于在实践中开拓进取、积极摸索固然极为重要,但敢于在理论上、观念上突破此前的实践模式,给出强有力推进中国深水区改革开放的理论谋划,也就是进行有效的顶层设计,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32]另一方面,需要理论上的顶层设计。“中国今天的发展,决定了政治学不能退而求其次,仅仅满足于政治现场的谋划或具体政策的研究。”[33]“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要矫正中国政治学过度务实的品性,以建设性的心态、长远的眼光关注人与政治生活的本质问题,就要在源于西方思想界的反启蒙与反现代观念对启蒙的指摘中站稳脚跟,夯实启蒙的基础”[34],去服务政治生活,引领政治生活的追求,推动政治生活的向善。

3.克服功利倾向。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需要“把握好两个问题。第一,不应对中国实践经验过度渲染和升华。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切不可为构建话语而生搬硬套,将个案扩展至普遍经验,或忽视经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或将优点和特点无限放大,以求寻找与西方经验的不同之处,从而体现中国的独特性。”[35]这意味着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处理好与实践的关系需要克服功利倾向,“被认可”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只有实事求是的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理论创造活动,才能与实践发生正向的相互作用,才会出“好成果”,“认可度”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尊重实践,克服主观偏好,“主观设计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仅能发挥选择、整合和运用相关概念、原理和思想对客观政治现实进行揭示和判断的功能,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和范围内,增进人们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认知、认同和信任度,但不能决定人们从根本上认同政治学话语体系。”[36]而“多元化的实践经验为学者们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根据实践经验进行话语建构的最大优势,在于典型的案例、丰富的材料以及实践者的亲历能够最大可能地提供更具说服力的阐释体系。”[37]不尊重实践,理论也没有出路。二是保持理论的理性认知能力。以理论体系独有的完整性、自觉性、纲领性与前瞻性来规约政治实践的琐碎性、盲目性、妥协性与当下性,指引处在日常琐碎生活实践中的人们,透悟日常生活的奥秘。[38]因此,“在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主观设计者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求真进取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和阐明政治实践的客观状况,以理性意识认真提炼和升华政治实践中获取的感性材料,以不夸大和抑贬的语言去组织、配置话语体系,才能建构具有较高真理因子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中更好地服务于预设的特定目标。”[39]

(三)增强价值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40]哲学社会科学要具有引领能力,价值的彰显与强化是能力的来源之一。政治学是科学,更是哲学。为政治生活提供“向好”“向善”的价值引领,是政治学生命力之所在。在世界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学发挥了重要的价值塑造和引领作用。诸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尽管不同文明体赋予其不同的含义,但其所反映的人们对政治生活中平等权利的追求,是所有类型政治文明的共同认知。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应该是彰显政治价值的过程。回避价值判读,空置价值引领角色,是政治学的倒退,也无法建构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需要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因此,政治学话语的引领性与前瞻性应根植于价值而不是技术。“在学科价值定位上,现阶段中国政治学‘求理’和‘致用’两种取向同等重要,政治学人应该在承载这两种取向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维持平衡的张力。”[41]

1.处理好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争由来已久,一定程度上贯穿在现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历程中。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实践的相对模式化、稳定化,政治哲学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政治科学思维,政治生活的可预测性成为学人们着力攻关的目标,表现之一就是以数学为底色的多种方法被运用到政治学的研究当中,关注政治生活的价值性启蒙有所淡化。可以认为,政治科学被强调,是对政治哲学泛价值化、泛道德化的反弹,但把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完全割裂又是走向极端的表现。

回顾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学的话语建构在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过程中,不断推动政治价值塑造和实现。而这种价值的彰显,始终与政治哲学的研究理路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国门开启,西方政治学的概念、范畴、体系的涌入,使我们原有的政治学话语备受冲击,进而几近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读范式,在懵懂中唱和着追求自由的喧嚣。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学对公平正义的讨论持续高涨,成为改革开放第二个乃至第三个十年中,政治学力推的核心价值。政治学的发展契合改革开放的各个议题,在大变革大转型时代,政治哲学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以政治价值言说为核心的政治话语建构,是对美好向善的政治生活的追求。进入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政治学的发展面临新的转型机遇。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争一段时间内凸显出来。科学主义的主张似乎占了上风。但没有哲学底蕴,不以政治价值为底色的政治科学,是不存在的,观察和测量政治生活,呈现的是客观对象,如果不赋予其政治价值导向,这种呈现是无意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决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理论上的顶层设计。政治学要参与其中,还需要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相互配合,才能完成新时代的任务。政治科学之所以能够脚踏实地,正是因为政治哲学在仰望星空。正像有学者所说,中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应当在于重新认识人自身,确认人的基本权利与价值,并使之成为探讨国家与民族问题的出发点。一旦确立‘以人为本’的高度,政治学的学术关怀与研究进路才能逐渐摆脱简单粗暴的批判与抗争意识,以宏大视野和建设心态来解释现实并引领现实的发展。”[42]

2.坚守人民性,不搞所谓价值中立。调整资源配置,打破利益边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层意识和新的利益边界不断形成,并走向新的固化。“为谁说话”成了政治学需要面对的问题。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为人民做学问,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是对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要求。具体到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自始至终都应坚守人民立场,为广大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期待服务,以公平正义为基底,警惕落入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市场活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导致分化。资源占有上的不平衡,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强势与弱势之分。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政治学的话语建构同样会面临“站队”的问题。政治学话语体系“应该坚守为人民代言,替百姓说话,始终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不同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特权阶层话语。”[43]

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确立,必须立足于人民的需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大声疾呼。”[44]坚守人民立场,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既不是资本的立场,也不是权责的立场,而是基于平等自由的共享共治的立场。改革开放40余年来,政治学话语建构的线索和思路看似驳杂,实际上有三条进路,一是西方政治话语的梳理与重构,二是儒学政治话语的当代对接,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当代转化。三种选择的内在价值追求都与“人民立场”有一定差距。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何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处于被回避的状态,其中的人民立场到底如何体现,仍然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多种进路意味着多种选择,无从选择时,是不是可以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度被强调的政治科学研究路径,也暗含“价值中立”的意味,但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不可能是价值空心化的过程。

3.坚守基本的政治价值。正义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核心。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这些价值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但在强调平等和公平上是有共识的。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就,解决了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正义问题,即温饱问题,继而迎来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面对实现发展跃升,特别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权力正义”“分配正义”“弱势群体正义”等具体诉求不断涌现出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高,而中国的政治规定性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在政治哲学上恰恰指向分配正义。与分配正义相联系,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怀的需要越来越突出。二战后西方许多政治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如何实现共享型发展,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政治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即重塑执政党的使命性和人民性。这从根本上重置了社会正义的走向,纠正了“官商一体”的偏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跟上这一步伐,改变不当的价值言说,回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对应然的政治价值的彰显。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不仅限于概念、范畴、体系的梳理和规制,一定程度上对应然的政治价值的强调可能更为关键。从一段时间来看,学界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政治价值取舍上的犹疑甚至回避,我们对如何坚持应然的政治价值关涉不多,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憾。即使我们充分认同政治实践中的政治价值宣誓,但这并不能替代政治学对政治价值的研究与宣扬。我们从“实然”的政治实践出发,追求应然的政治价值,是为了更好地规约实际的政治生活,促进政治实践向真、善、美的目标前进,这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心议题之一。

三、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对话”

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通过对话平衡学术与政治、学人与学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张力。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讨论以及一些学人的创制性努力,往往纠结于这三种张力无法缓解。因此,在三对关系中构建新的平衡,纾解彼此间的张力,达致共生共容的状态,可拓展政治学话语体系生长的宝贵空间。

(一)学术与政治的对话

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我国是经济大国,更是政治大国,“讲政治”是“江湖”与“庙堂”共同的话题。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退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政治生活是政治学的基本对象,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更是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紧密相连。当代中国政治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基底,整合了包括西方政治学在内的若干思想资源,在思想碰撞与交流过程中,饱受诸如“全盘西化”“照抄照搬”的批评,然而真正影响政治学发展进程和话语呈现的是现实政治。政治学话语的建构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主题的变换有着密切关系。诸如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党政统合、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等理论主题,都是在与现实政治生活的互动中提出并深化研究的议题。改革的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的主旋律,是最大的政治,恰恰是政治学话语言说的“主角”。因此,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政治学得以发展的前提。

一是要尊重政治引导,强化学术自主。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以“集中”为特色,这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政治学研究尤其是话语表达,需要保持“政治正确”,同时要保有学术性。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兼顾政治性与学术性。在新时代,学术的政治性具体地表现为对政治引导的认同。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任务是阐明、说透政治生活实践,呈现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知,这是政治性的表现,也是学术自主性的彰显。学界对政治引导有误解,认为与政治保持一致,就会丧失学术自主性,紧跟政治引导的科研活动是政治宣教,不是学术成果。实际上,中国独特的政治文明进路恰恰是政治学难得的研究对象,对其采取忽视乃至对立的态度,这是学术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仅就学术的开拓性而言,这无疑是学术的巨大损失,即使是批评也得深入了解对象,否则就是有欠缺的研究。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政治实践对学术的“规制”,却看不到学界的努力对政治实践产生的重大影响。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治实践,甚至变成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比如学界对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善治、政府创新、法治国家、社会治理等议题的研究及凝练的概念已进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有的还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成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45]所以,我们需要“告别总认为身处桎梏之中因而过度批判的心态”[46],“要恰当地运用而不是滥用挑战、质疑与反思的专业力量,去冲破那些关乎人性价值与人类基本权利的障碍”。[47]从当下的学术生态来看,学术研究是否有自主性,往往取决于学人自我的认知和努力。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得出的成果,一般都会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恩格斯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48]研究得越深,科学性越突出,越符合人民的利益,政治性也越强。

二是提供学理支撑,反对搞学术投机。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发生扭曲,往往表现在学术活动变成投机活动,这不仅严重伤害学术,更伤害政治,同时也让政治无法尊重学术并轻慢学术。如前所述,政治学研究特别是话语体系建设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不仅是政治的要求,更是学术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客观的。政治要的不是不实事求是的吹嘘,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而是货真价实的学理支撑与体现真才实学的对策建议。“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的‘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49]

作为学人不能低估政治实践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我们的研究中,不乏带有投机色彩的操作,学风浮躁,貌似始终在与热点和前沿对接,实际上是“万金油”,靠“揣测”“对焦”“投其所好”“打击异己”谋求重视,争取“资源”,博得眼球。这样做,貌似保持学术与政治相一致,颇有“贡献”,实则为害甚深。一是浪费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伤害学科的成长;二是毒害了青年,使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得不到科学的传承,却有可能被恶劣学风污染;三是误导实务部门的工作走向和认知逻辑,称其为“高级黑”也不为过。“如此一来,这些学者提出的新话语、新概念在学理上就显得底气不足、说服力不够,而在态度上则显得不够真诚。”[50]

长期以来,政治学的理论思考往往落后于“政治实践即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的发展。即便是政治学家对政治实践进行了某种超前的谋划,相对于政治实践自身的演变来讲,也总是显示出一种被政治实践重塑,而不是塑造政治实践的被动性。因此,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这类理论尝试,就只能尾随政治实践来展开,而无法站在政治实践的前方位置对之进行有效引导。”[51]这种状况客观上也催生了学术投机的产生。那种认为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距离,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杜绝投机型学术研究的观点,其实也是一种片面。研究现实政治,是政治学的责任,属于学科的重大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未尝不是一种投机。要坚持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并不是政治学学科的全部认知活动,给出对现实政治有力的理论诠释和有益建议,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学人与学人的对话

政治学人承担着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任务。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政治学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集思广益,增加包容度,减少对立思维,找到最大公约数。考察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学人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缺少沟通或无效沟通影响了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效性。自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学“补课”以来,政治学话语体系一直在“左冲右突”中寻找自己的建构理路,在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逻辑清晰、学科边界明确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在沟通对话基础上取得的。但由于学人的学科背景、实践感知、甚至价值观的迥异等,彼此间在特定时期缺少基于共同学术旨趣的沟通和对话,正如有学者所说,“建构新话语的首要工作是在国内学术界建立基本共识。而国内学术界的现状恰恰是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学者大搞‘关门主义’,自说自话,很少认真、诚恳地回应其他立场学者提出来的问题,甚至会从动机和道德层面对论辩对手进行驳斥。长此以往,学术共同体中存在的裂痕将会越来越深,无法弥合。”[52]共识首先建立在正常的学术对话上,而正常的学术对话是建立在学术宽容的基础上的。在学术进展的瓶颈期,学人的学术宽容尤为重要,应当为彼此留出话语空间。在当下,正值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期,需要学人通力合作,加强沟通与交流,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1.尊重学术的演进逻辑。当下,我们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时,需要“瞻前顾后”,总结以往的成绩和不足,为更好地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我们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所做的努力和成绩都无法与前人的成果相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在建设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学发展成果充分反映了政治实践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会继续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学话语也在发展进步。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决定了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不太可能获得“革命性”创新,更无法想象搞出所谓的“颠覆性”成果。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可知“继往开来”是当下推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路数,因此需要对前人的努力和成果抱有起码的尊重,而不是通过否定过去同侪的努力而获取自己的“话语权”。

2.尊重学术的新样态。21世纪以来,政治学界在学科、队伍、议题、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越来越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协商民主、国家治理、贤能政治等新议题不断涌现,实证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以分化、多元为特点的新政治学研究生态已经形成。新的研究格局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言说方式和研究方式,这未尝不是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因此,尊重以至珍惜这一局面,无疑是给话语体系的生长留有空间。做到“和而不同”的关键是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不正常的学术批评,一方面是“自说自话”:“学者可以通过一套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对中国成功的经验自圆其说,但是却对其分析对象中存在的问题一笔带过或不言说,尤其是没有和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展开学术对话。有的学者甚至简单地将问题与成就割裂开来,拒绝讨论问题。自说自话的另一个表现是通过‘敌我划分’,将学术上的质疑视为意识形态的敌对,从而将其划入政治问题置之不理。”[53]另一方面是划分敌我式的政治性批判,借“政治正确”的强冲击力,打压、削弱甚至消除“异己”的观点。不正常的学术批评为害甚大,对学术的成长是不利的,对政治学话语体系推陈出新也是有害的。

(三)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对话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学术研究过程,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拒绝在普遍的视角中对待相异的、外来的经验与观念,不仅无助于对所有能够积极作用于国家与学科发展的观念与经验进行公平的辨析、比较、选择,终究也会影响对本土、主流的观念与经验的更新。”[54]中国的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对内搞活,一个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使我们获得了成功的外部环境和外部条件。对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来说,也是按这个逻辑展开的。对外开放,给政治学提供了“补课”的资源。当然,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总体上我们是以“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为主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主要是对西方话语的盲从和照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总体上在多方面取得进步,政治学话语体系也是如此,但进一步的建构任务仍然需要积极的对外交流。只有在更加积极的开放交流的基础上,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而不是以虚骄的话语来设置交流上的障碍。一些讨论持狭隘的“中国优越论”,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应该基于事实,心平气和地与西方话语和知识体系展开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性表白,亦不是基于民族自尊的深情呐喊,更不是意气用事的强词夺理,而是基于严密学术逻辑和谨慎现实观察的温情言说。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建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赢得主动、获得尊敬。”[55]

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是世界性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我们强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要总结中国实践和展示中国智慧,是强烈自信心的表现,这种自信心,要建立在充分开放的基础上。“当下特别需要防止‘逆开放’的问题。不是要走向以传统对抗现代、以落后诋毁进步、以民族拒斥世界、特色贬损普遍的歧途,不是为了从现代退回到前现代之中。”[56]“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一套真正能产生世界影响力的本土话语不仅要在内部逻辑上实现自洽,更重要的是必须正面回应源自西方视角的挑战和质疑。”[57]中国需要世界,更重要的是,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加强与国际学术界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就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而言,这一方面是中国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40年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国际学术界的内在需求,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其走向复兴的历程和发展趋势是国际学术界非常希望了解并加以剖析的。可以说,中国自身的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且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搭建了舞台。”[58]只有在深入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才能“深入严肃地回答‘中国社会的哪些特点使得西方民主制度中的优势无法发挥’以及‘中国采取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为何能够做得更好’这两个问题,才能够建立真正属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话语。”[59]

我们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较长过程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学习、模仿西方话语阶段,二是改造西方话语、为我所用阶段,三是基于中国经验创设中国话语的阶段。当下,我们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基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充分地了解世界,在比较视野中才能更懂得中国,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说好“中国话”。学界关于“国家能力”“协商民主”“贤能政治”等政治学论题的讨论,都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世界学术也急需中国的声音,这是对中国学人的一个考验,不了解世界,甚至就不理解中国,没有中外贯通的眼光,并不能解决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当然,我们仍要警惕“师夷长技以治夷”式的学术表达,因为对西方政治话语的熟稔,从而可以比较准确找到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短处,“以西方反西方”可能有一定说服力,但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综上所述,“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60]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谋取“至善”事业的一部分,“没有政治科学的繁荣,就难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61],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为民主政治建设服务,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因此,一方面“保持对于政治学的自我节制”,另一方面“对于政治场域保持一种相对清明的认识状态”[62],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贡献力量。

04 注释

[1][1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1219日,第2版。

[2][61]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1978201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42]刘伟:《学术话语重构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转型》,沈壮海编:《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一项分科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5254页。

[4][22][32][33][38][51]任剑涛:《为原创校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站位与通达眼光》,《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5][6][4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519日,第2版。

[7][24][44]郑慧:《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

[8]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9]参见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杨光斌:《作为建制性学科的中国政治学》,《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杨光斌:《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中国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陈周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出路》,《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谈火生:《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5期;刘伟:《学术话语重构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转型》,沈壮海编:《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一项分科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张桂林:《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桑玉成:《关于政治学的主题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周平:《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特点及取向》,《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等。

[10]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1]杨光斌:《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中国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2]参见房宁:《新政治科学的时代性、科学化与国际比较视野》,《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1期;钟杨:《科学哲学、政治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9期。

[13]参见张维为:《中国的发展还是有人读不懂》,《理论导报》2017年第9期;王绍光《“中国学派”的含义》,《北京日报》2018716日,第15版;郑永年:《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知识重建》,《文史哲》2019年第1期,等。

[14]佟德志:《治理吸纳民主——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逻辑与趋势》,《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1118日,第1版。

[17]此看法源于张明军教授在一次论坛上的发言。本人赞同,故作此提示。

[18]葛传红:《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

[19]赵鼎新:《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

[20]《政治学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一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此后,学界继续就具体理论问题做了研究,但呈碎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力度在弱化,研究队伍在萎缩。

[21][28][31][57]张康之:《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23]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25][35][37][50][52][55][59]赵鸣歧、张放:《“中国模式”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思考》,《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3期。

[26][36][39]张明军:《制度绩效、主观设计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27]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29][43][56]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

[30]张异宾:《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国高等教育》2015年第Z1期。

[34]刘伟:《话语重构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转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41]张桂林:《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45][58]谈火生、杨婕:《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学重要概念的变迁及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46][47][54]黄璇:《超越务实与抗争: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

[49]《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53]陈曙光:《中国模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兼评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观》,《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

[6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1-152页。

[62]谢茂松:《重建政治学的实践性:实践智慧在当代中国政治学中的缺席》,2019327日,

http://www.cifu.fudan.edu.cn/91/f0/c12233a168432/page.htm20195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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