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追求共识；人民政协； 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19；D6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9）06-0042-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积极推进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断趋于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世界民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是追求共识。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履不必同，期于适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体领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原则，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新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织方式，可以说，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协商和关注，这里的广泛协商不仅指协商主体，还指协商形式的多样性，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组织协商，以及协商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在决策前和决策实施全程都要进行充分协商；而协商关注的问题不仅有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更有群众关心的各项民生问题。达成共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通过多数参与和理性沟通最终取得共识的民主，这种民主形式以共识民主为导向，始终贯穿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共识形成的过程中首先维护整体性利益，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体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体现人民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如何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层面上体现这一宗旨，就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把群众中的不同利益诉求和问题分歧收集起来，集中系统地分析之后形成相应的决策，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经过不断地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实践，既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运用，也实实在在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 

在继承中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产物，它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基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主制度，采用协商方式，是很大的特点。”决定这一特点的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即“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是指不同事物相辅相成、共生共长；“不同”是指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在“和合”文化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鉴于这种“相辅相成、异而不裂”“共生共长、和而不同”的理念已然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中，这就要求互惠共赢，求同存异。尊重差异、包容差异，并不是不需要斗争，也并不是无原则的退让，而是对多样性存在和多元化发展的强调与肯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扬弃的成果，不同于西方民主过分地强调竞争性、对抗性和排他性。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本土文化资源的积淀，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如果不同的党派、社会团体以及各阶层民众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必然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彻底民主的论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几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政治制度设计和国家政权建设提出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这些重要思想的结晶。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民主党派领袖黄炎培就讲过，中国共产党找到的新路就是“人人负责起来”的民主，它强调公民、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公共讨论、平等协商的方式寻求利益最大化，去扩大和增进共同性的一面，使得政府决策体现最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思想。邓小平指出，要让群众“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他坚持认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就是让公民讲话，保护公民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权利。江泽民把协商民主看作是与选举民主同等重要的政治民主制度，并开始探索推进二者协同发展的科学路径。进入21世纪，胡锦涛首次从政党关系和谐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发展党际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总结，中共历届领导集体是持续深化并不断创新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协商民主在中国具有稳固的政治制度保障。它的制度化设计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创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就有了协商民主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就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的三三制民主。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协商民主开始由非制度化向组织化制度化转变。1987年，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首次写入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2006年，协商民主第一次被当作我国社会主义的两种民主形式之一，写入中央文件。 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和理论上确立起来，这是自1991年之后，再一次把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形式，是到目前为止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最系统全面的概括和总结。2015年，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前者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后者专门从政党协商的角度阐明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这一实施意见再次强调了政党协商的主体和内容，鲜明地区别于政协协商，标志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加强执政党的主导能力，重视人民群众在协商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到广大的基层群众，都须在协商民主中各尽其责。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多样和思想观念多元的人口大国，要推进协商民主深入开展，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统筹兼顾、具有公共理性和政治权威的主导，这个主导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导，具有历史合法性，它领导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协调各方、总揽大局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无论是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过程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尽可能使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协商中来，形成巨大合力，确保协商有序高效开展。 

在协商理念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发挥好协商思想的主导作用。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为基本理念，坚持“共享、合作、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引导各党派、社会组织以及基层群众不脱离国家大政方针的范畴，保证公共理性得以运用的前提下，协调统一不同价值观和多方利益。在协商组织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发挥好顶层设计的作用。发展协商民主是为了弥补由于选举民主忽视了少数群体利益的不足，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各方协商的过程中，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尤其要充分考虑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更好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协商程序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发挥好理性引导、公平包容的作用。在协商过程中，共产党的作用是协调平衡，不能为了取得共识，向任何协商参与者施压，保证协商环节顺畅、协商议题公开，确保协商参与群体不会因为资源有限和能力缺乏而被边缘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在协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治理过程中要遇事多商量，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营造协商民主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大宣传力度，使协商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探索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基层组织协商的新形式，提升群众参与协商的能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协商民主探索创新，重视从实践中提炼经验，建立监督检查协商民主建设落实情况的制度，树立协商民主建设典型，发挥示范作用并加以推广。加强对协商工作的支持和保障，建立完善法律制度，健全基层协商协调联动机制，提供相应的资金、场所、技术等支持和保障，围绕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民生难题理性沟通，真正解决纠纷矛盾。 

不断扩展协商内容和形式，发挥人民政协的主渠道作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式渠道是多样的，但专门的协商机构却只有一个，就是人民政协。人民政协不仅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象征，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现实组织形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代表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有了正式的组织架构。当前，人民政协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这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人民政协具有良好的民主氛围，政协委员的组成既体现各行各业的广泛性，又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政治性，因此，政协代表们在协商中既能够畅所欲言、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也能够做到理性有度、合法有序地参与协商。人民政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强的协调性，它不仅保持了政治参与的多元化，还克服了多元竞争民主的一系列弊端，具有表达多元利益诉求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功能，这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撑。人民政协具有相对完备的协商体系，它很早就设有专门的政治协商组织机构，协商议事的规则和程序相对完善，在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中，协商民主贯穿始终。 

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不仅要努力完善人民政协这一制度体系，不断扩展、更新协商的内容，还要大力创新协商形式，以制度规范协商程序。各民主党派直接向执政党中央提建议意见的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直接提出建议的方式、频率、程序以及涉及领域需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途径载体要更为多元，比如有督办反馈协商、应急协商等，还有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网络协商民主也逐渐发展起来。更加重视人民政协作为各党派团体和政府部门间的纽带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议事的职责，更好地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定期制定协商计划，有序组织各方的协商活动，按照政协会议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职能，经常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实现各政党之间、党派团体与政府机关之间的协商程序正规化，包括协商主题提前布置、协商内容事先准备、协商议程有章可循、协商结果落实反馈等。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制度化发展，保证了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社会团体通过人民政协这一高层、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各抒己见，有利于执政党的公共决策全面体现各阶层群众的利益诉求。 

（本文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扬帆资助计划”（2016）项目“我国民主党派参与民主监督研究” 〈项目编号：JGWXJCYF201634〉、北京市教工委社科计划一般项目“网络参政对北京市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优化”〈项目编号：SQSM201710011006〉、2019年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项目“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19zzwm01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 

[5]崔应美、梁月群.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比较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5（3）.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姓名：张宏伟 乔通 工作单位：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