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政治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20世纪，苏共、苏联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帮助与影响最大最深。今天，苏共的兴衰史仍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每当反思苏共兴衰的历史，一个政党兴衰规律性的法则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权威和路线关乎国运，政策关乎民心。

　　方向决定命运

　　20世纪里苏共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号大党，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出现“停滞状态”，陷入封闭僵化的死路，最终在戈尔巴乔夫带领下走入改旗易帜的邪路，亡党亡国。

　　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台后便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戈尔巴乔夫等人决意与现行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决裂。他们一方面打着“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等内政外交口号，一方面发起全面激进的政治改组和宪政改革运动。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和支柱。但戈尔巴乔夫通过激进的政治改组拆毁了这些根基和支柱，从此走上一条“政治自杀的绝路”。

　　一个政党失去信仰、方向迷失、自我否定、思想上失去灵魂，政治上也就失去了定力和主心骨。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则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苏共政治思想变质、苏共内部组织上的瓦解是导致国家分裂、苏共败亡的直接原因。

　　权威关乎国运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其关键是确立正确的路线与方向。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

　　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先后取消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作为领导力量的规定，盲目推行西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结果削弱国家力量并搞乱了社会，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下，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政治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被打垮、被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这验证了一个政治逻辑：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的失败是从苏共党内分裂开始的，而苏共内部滋生的民族主义和地方分离势力是撕裂苏共的侦察兵、突击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1990年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政治纲领，为按民族和地区分离倾向留下足够的政治空间。这次代表大会规定，除与苏共保持共同的“纲领性原则”外，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以后基本都可以自主行事。苏共党内各地民族政治精英人物先后脱党或脱离联盟中央，成为民族和地方分裂势力的急先锋。俄罗斯学者写道：“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之间建立联邦关系是导致后来苏联被否定和肢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苏共的失败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条件下。苏东国家共产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正是在思想上的背弃、在路线上的背离、在政治上的背叛导致苏共的败亡。

　　政策关乎民心

　　执政党的领导力和政策效果决定着政治权威与民心向背。在制度、方向确定下来后，执政党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十分关键，这也是考验执政党的领导力和执行力的重要内容。

　　每当我们审视苏共70多年执政的历史道路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叹昔日“老大哥”悲剧性的命运和结局：

　　第一，改革和建设需要执政党上下艰苦奋斗与劳作，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应当说，苏联社会的经济积累和客观环境大大优于当时的中国。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不切实际地提出“加速发展机械行业”、赶超美国的口号。在未开始任何实质性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制定《企业改革法》《粮食发展纲要》等法律、纲领，以“搞运动”形式搞改革，结果流于空泛，改革陷于“空转”。

　　第二，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将改革“空泛化”。经济改革不见效果，戈尔巴乔夫急功近利、避重就轻，幻想避开经济改革长时间艰苦的劳作，选择一条捷径。戈尔巴乔夫祈望通过政治放松、机构改组收到预想不到的改革效果。苏共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震天响，苏联社会不耕“经济田”却大唱“政治戏”。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埋下一颗颗“政治地雷”，匆忙无效的“改革”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最后结果是苏共大权旁落，激进的造反派和民族独立分子乘机跳上政治前台。

　　第三，推动改革要避免简单化和机械化的思维定式，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物理速度或政治、经济领域的先后顺序问题。对执政党来讲，要有必要的政治红线。政治改革不能脱离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沉醉于轰轰烈烈的政治改组运动，逐渐淹没在反共主义、民族分裂的喧闹声中。在“自由、民主”大旗下，政治成为个人争斗、帮派分利和民族纷争的舞台。苏联末期，“政治争斗过热”导致政局跌荡、经济长期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在政治热潮中，不少“精英人物”踏着“民主”浪尖上台，实现了政治野心，暴露出超乎前人的“政治自私和经济贪欲”。落入“政治陷阱”中的苏共被迫解散，苏联作为政治主体也从地球上消失。

　　回想和反思30多年前苏共从政治蜕化、权威散失、组织裂变直至失败和崩溃的历程，足以证明，执政党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密不可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联兴亡的历史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宝贵遗产，也是饱含政治价值的全人类历史财富。反思苏共兴衰的历史，回顾邻国上演的一幕幕“历史活剧”，绝不是幸灾乐祸，更不能沾沾自喜，而是应将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的历史场景看作一项严肃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极强的课题，拨云见日，明辨是非。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与苏共败亡的悲惨历史相反，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她近百年的历史征程中砥砺前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战斗力和政治领导力，交出了一份份令人民满意的政治答卷。(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