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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人政党认知的影响研究
作者:王毅 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9年第2期 时间:2019-05-10

  〔摘要〕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有一定的形塑作用。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从五四运动中认识到必须组成政党,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受五四运动多方面的影响,他们追求建立一个受过“政治训练”“依赖国民为后援”、以“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的新型政党。他们将自己对政党的认知应用于中国共产党上,从而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便具有了自我改造的勇气、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不断革命的精神。 

  〔关键词〕五四运动;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2-0016-07 

  〔作者简介〕王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在其发生后的一百年中,各党各派、不同学人团体都依据各自立场对其进行了“繁多”的阐释和评价。在研究中,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是重点之一。综观学界研究,大致认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思想、组织、领导人等方面的准备。其实,从中国政党发展史的视角来检视,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止于此,因为“它促进了新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原则及方法的采用”〔1〕,诞生于五四运动②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一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采用了“新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与方法”的政党,换言之,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有一定的形塑作用。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经过“五四”洗礼的他们对政党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对政党建设、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政党的斗争方式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知,并将这些认知运用于实践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探讨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人政党认知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丰富五四运动影响的面相。

  一、“组成强大的政党”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伴随西方政党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政党政治在中国逐渐兴起。与政党政治勃兴有所隔膜的是,中国人历来奉行“君子不党”“群而不党”,反感结党营私的“朋党”。为此,梁启超专门撰写文章《政党论》,对“政党”和“朋党”作了区分,即“政党”是“把握国家权力”、实现“志意”的同人组合,而“朋党”是用阴险手段牵制君主,从而实现自己的私利,实际上行的是“小人之事”。〔2〕

  因为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梁启超的释疑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国人对政党的排拒。加之近代中国急剧转型的影响,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逐渐达到了全盛的状态。据统计,“从1911—1914年,中国出现了386个政党等政治组织,光是上海就有99个,从而使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政党林立的时代”〔3〕。这些林立的政党“你方唱罢我登台”,走上竞选舞台,相继执政。表面繁荣的多党竞争背后同样“繁荣”,隐含的是各路军阀之间、不同外国势力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在一个没有议会传统的中国,政党政治最终沦为各路军阀武力、财力的较量,并演绎出曹锟贿选、因人废制等诸多闹剧。充满闹剧的多党政治实践最终让政党臭名昭著,以至于“政党之名,报章论述,绝鲜有人称述”〔4〕。在这些鲜见的关于政党的时论中,对政党的失望心理随处可见。有时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政党被当局者操纵、玩弄,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精神,各种党争也导致了民国以来国会的解散、袁世凯的专制。概言之,“政党之祸中国,亦云酷亦”〔5〕。

  民国初年多党政治的乱象带来了国人对政党的失望甚至厌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此氛围中对政党也作过鞭辟入里的解析。李大钊将形形色色的政党视为“乌合之众”,称他们“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这些政党可以分为稳健、急进与折衷三种类型,但三种类型都是“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自诩为“历史上之光荣”。深究之,稳健政党为“狡狯万恶之官僚”,急进政党乃“蛮横躁妄之暴徒”,折衷派则“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无论哪一类型的政党“得志”,都会亡国亡民。最后李大钊自嘲道:“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政党者,敲吾骨吸髓耳。”〔6〕

  不同于民国初年大多国人对政党政治的趋之若鹜,陈独秀主动疏离其外。在陈独秀的心目中,共和宪政并不能靠政府赐予,也不能靠某个政党主持〔7〕,只有“庶政公诸舆论”“人民尊重自由”方能实现。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即便“优秀政党掌握政权”,也只能说是一种政党政治,而非立宪政治,因为这个政权疏离于多数国民〔8〕。历史地看,辛亥革命以来,党争激烈,但这些都与国民无关,无助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因此,陈独秀断言,从西方舶来的“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9〕。

  细察陈独秀的相关言论,“国民”是其中的关键词。在陈独秀眼中,包括政治变革在内的社会变迁依赖国民,若与人民隔膜,最后肯定会失败。陈独秀还以世界经验为例,指出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等社会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国民广泛参与其中。所以惟有国民革命,才能成功。但中国“惟有党派活动,而无国民运动”。政党没有成为国民的代表,反而成了国民中的一支特殊势力,为了私利相互攻击,徒增了政治黑暗。陈独秀因此断定,中国的政党运动与共和宪政是相背离的,并号召青年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10〕。  到了五四运动,陈独秀觉得,这时已是国人觉悟时期,应该实行“国民革命”,提高民智。他甚至申明自己的“主张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要和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政党断绝关系。〔11〕五四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陈独秀甚至乐观地相信:现在人人都觉悟起来了,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就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12〕。有意思的是,随着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陈独秀开始逐渐修正自己对政党的看法。“五四”参与者马晔曾言:“从前以为学问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话,现在已全体否认了;从前以为不应该干涉政治的话,现在也不承认了;从前以为社会上的制度习惯,是不能改变的,现在的学生对他有了不满意的表示了。”〔13〕本来寄望于思想、文化改造的陈独秀也在向政治靠近,甚至开始张扬政党的作用。他认为,“人民的权利”依赖“人民组织”表现,这在政治上“直接具体表现”为政党,“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集中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成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国家,这才是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14〕。当然,陈独秀也认为,“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民初互相倾轧的政党肯定不能担当“扶危定乱”的责任,只有经过改造的新型政党才能担此大任。陈独秀认为,“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5〕那么,陈独秀等人希望如何“改造政党”,或者说塑造何种新型政党?

  二、“受相当的政治训练” 

  与陈独秀一样,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也是先认识团体的重要性,从而转向认同政党。但他们也认识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已经让国人对政党产生了厌恶心理,所以此时重提政党及政党政治似乎背道而驰。李大钊试图打消国人的这种疑虑。他指出,民国以来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源是政党疏于自身建设,政党本身无可厚非。当时各派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依傍势力谋取私利,缺乏“政党之精神”和“团体的组织”。〔16〕李大钊已经道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党,即拥有“政党之精神”和“团体的组织”的新型政党。

  恽代英也在努力澄清关于政党的一些认知困惑。前文提及,梁启超在论证政党合法性的时候,对“政党”与“朋党”做了区分,同时他还特意指出,政党从事的是政权建设之事,而以“反抗君主之权”“颠覆政府为志”的革命党不能算作政党。〔17〕恽代英不赞同梁启超的看法,他认为革命党也是政党,只不过同盟会没有对自己的党员进行“相当的政治训练”,以至于同盟会成员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甚至在革命成功后将建设责任交给了袁世凯。所以必须对政党进行“政治训练”,让政党革命后能担负建设重任;不如此,革命便失了真意,成了“无意义的捣乱”。〔18〕恽代英言语中,同盟会并非真正的革命党,只有“受相当的政治训练”的政党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不难看出,李大钊、恽代英心目中,民初的政党都没有受过“政治训练”,因此才会乱象百出;同盟会没有受过政治训练,所以才将革命成果拱手相让。那么,要如何“改造政党”,使其具有“政党之精神”“团体的组织”?政党如何进行“相当的政治训练”?

  就在他们思考这些问题之时,毗邻中国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他山之石”。李大钊对俄国的共产党组织大加赞赏,认为仅凭六十万党员的“俄罗斯共产党”竟然在俄国建立了一个“赤色国家”,全赖于这个政党“真正可骇”的“组织与训练”。反观中国,社会腐败,终日高谈改革,但改革却未有半点推进,原因就在于“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所以不能体现人民的力量,不能推动革新。因此,李大钊呼吁,现在急需成立一个真正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19〕。李大钊显然已经将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与训练”、创建共产党提上了日程。就在他说出此番话后几个月,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了。当然,李大钊此番话其实还蕴含了另一层意思,学习苏联建党,进行“政治训练”,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表现民众的势力”,即政党要与群众结合。

  三、“依赖国民为后援” 

  李大钊认为政党应该“表现民众的势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当时很多“五四”参与者认为,五四运动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爆发的。毛泽东曾描述这股世界大势道:在俄国,贵族被打倒,富人被驱逐,“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政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20〕毛泽东显然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平民革命,而这场平民革命先是西行,继而转向东方,最终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瞿秋白眼中,带有平民革命性质的十月革命不独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生,还影响了五四运动整个过程,五四运动中“新思想的勃兴”是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影响的结果。〔21〕蔡和森也肯定了五四运动中的“劳工意识”。他指出,受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逐渐知道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也加入了行动。受此影响,这些知识分子迅速“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22〕。  诉诸国际经验可以让人体会群众力量的重要,总结历史亦可彰显群众的力量。吴玉章曾将“五四”前发生的革命与五四运动相对比,总结道:“以前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社会力量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的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显然,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大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23〕

  因为“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依靠下层人民”“走俄国人的路”落在实践中必然会表现为建立紧密联系群众的政党。用陈独秀的话来说,要建立一种“依赖国民”的新型政党——“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靠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24〕。

  当时的“社会中坚分子”确实也在主动适应五四中的“劳工”潮流,逐渐向“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靠近。湖南新民学会在讨论民众问题时,蔡和森就曾提及,中国民众运动过于幼稚,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组织和俄国共产党一致的共产党,这样才能让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有力且彻底。〔25〕1921年夏,利群书社社员召开会议,表示要组织布尔什维克这一新式的政党,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26〕“社会中坚分子”已然将建立“新式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提上了日程,化为具体实践便是在1921年7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诞生于“劳工”潮流中的中国共产党,在纲领中明确了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并身体力行,与其他脱离群众的团体渐行渐远。自由主义者张君劢的评价可以作一佐证。张君劢20世纪30年代回忆道,1922年春,陈独秀《向导报》发文称自己“为‘穿长衫的张老爷’”。张君劢感叹,“这句话无非表示陈独秀先生已经加入短衣队而厌恶老爷的名称了”。〔27〕共产党人将张君劢等人视为高高在上的“老爷”,张君劢却对共产党人“加入短衣队”表示不屑。牟宗三的一番话可以解释两派之间的隔膜,“他们(指共产党——笔者注)只能鼓励无知无识的人,不能鼓动有思想有理智的人;只能鼓励人类的情感一方面,不能鼓励人类的智慧指导”,而“社会的中坚亦常不在缺乏思想与理智的众人,而倒在理智健康的知识分子。一种理论若只能专事于鼓励,而不能批判地改进社会,则决不会有显著的成功”。〔28〕共产党人将从五四运动中汲取的“劳工意识”贯彻于共产党建设中,最终打破了牟宗三“绝不会有显著的成功”预言,而张君劢等人仍然做着只依赖少数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迷梦,虽然30年代也曾以建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但终究因为没有群众基石而落败。

  其实,张君劢与陈独秀等人的分歧不只表现于对群众力量的认知,深层观之,还蕴藏着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之别,即用何种手段改造社会。自由主义者将改造社会限于秩序之内,反对武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则推崇革命,以根本、彻底改造社会。具体到政党上,自由主义者将政党行为框定于秩序范围之内,比如自由主义者罗隆基就曾提出,政党活动限于政治之内,政党要争取立法院中的多数并掌握“行政部的全权”。〔29〕共产党人却反对这种和平改革的手段,认为“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四、“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出自1919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称:“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到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其实,历史地看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和罗隆基、张君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非开始就泾渭分明。五四运动伊始阶段,陈独秀试图从思想、文化上改造国民以推动社会变革,这时的他和这些自由主义者尚能统一战线。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陈独秀看到了国民改造运动的局限性。五四运动中,虽然在学生、工人、商人等群体罢课、罢工、罢市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等人,但结果换汤不换药,皖系军阀仍掌控中央政权,很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残酷的现实让陈独秀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中种种问题积重难返,仅凭西方的民主、科学去武装国民显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只有采用更加根本、激烈的方式才能涤荡中国种种黑暗。对政府失望至极的陈独秀于是发布了这份具有革命意义的宣言,开始重视革命的力量。再进一步推论,陈独秀提倡市民“直接行动”,而人民权利只有通过政党来实现,他必然也会将革命视作政党必须采用的手段。1920年早期共产党组织出现之时,陈独秀就发文阐释了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的必要性,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议会斗争不可行,所以“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30〕作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毛泽东在与其他人辩论时也指出,议会的立场是保护有产阶级,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极端自由和放任资本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采用“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31〕

  陈独秀、毛泽东是从国内政治低效体会到革命的必要,还有一些“五四”参与者则从国际经验感受到革命的重要。从思想上看,“五四”是主义文化泛滥的时代,就在时人迷惑于各种主义之时,十月革命的发生让很多人清晰了自己的选择,最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的斗争手段。觉悟社中一些成员的转变很有代表性。在当时纷繁复杂的“主义”中,觉悟社成员谈论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家都没有选定自己的信仰。当时经常觉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理想,加上十月革命成功了,解放了大多数被压迫者,“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于是便引发了觉悟社成员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32〕

  当然,对革命的选择除了受到十月革命影响外,也得益于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想交锋。在问题和主义之争中,李大钊、刘仁静等人发出了推动“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疾呼“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33〕

  其实李大钊号召“搏战”还彰显了五四运动的行动取向。巴黎和谈的虚幻让国人认识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才有了五四时期蔚为壮观的群众游行和抗议。起而行当然不止于游行示威,还有各种思想指导下的实验,比如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的平民教育、工读互助主义指导下的工读互助团实验,等等。其中,工读互助团这个“新社会的胎儿”〔34〕名噪一时,恽代英、施存统等早期共产党人都参加其中。在经历了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实验后,工读互助团终究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参与者施村统由此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谋求社会“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改造”是没有用的。〔35〕起初支持工读互助团的陈独秀随着互助团由盛到衰,也逐渐改变了态度。他指出:“团体”只有用革命推翻整个社会的“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方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36〕

  总之,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从五四运动中体会到,只有组成政党,才能真正改造社会。他们所追求的政党是受过“政治训练”“依赖国民为后援”、以“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新型政党。他们将自己对政党的认识应用于中国共产党上,从而让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便具有了自我改造的勇气、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不断革命的精神。但细察他们的这些政党认知,大多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和大致的方向,具体怎样执行却语焉不详。比如,他们提出学习苏联进行政治训练,对怎样学习、如何训练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阐述;他们提出政党要用革命“以图根本之改造”,但也“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37〕,也没有明确的回答和谋划。这些未决之问题只有留待中国共产党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了革命与建设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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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离中(牟宗三).政治家与革命家〔J〕.再生,1937,(3). 

  〔29〕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J〕.新月,1930,(3). 

  〔30〕陈独秀.短言〔J〕.共产党,1920,(1). 

  〔33〕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 For Revolutionary〔J〕.少年中国,1922,(11). 

  〔34〕王光祈.工读互助团〔J〕.少年中国,1920,(7). 

  〔35〕“工读互助团”底试验与教学〔A〕.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44. 

  〔36〕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58. 

  〔3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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