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有一定的形塑作用。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从五四运动中认识到必须组成政党，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受五四运动多方面的影响，他们追求建立一个受过“政治训练”“依赖国民为后援”、以“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的新型政党。他们将自己对政党的认知应用于中国共产党上，从而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便具有了自我改造的勇气、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不断革命的精神。 

　　〔关键词〕五四运动；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2-0016-07 

　　〔作者简介〕王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在其发生后的一百年中，各党各派、不同学人团体都依据各自立场对其进行了“繁多”的阐释和评价。在研究中，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是重点之一。综观学界研究，大致认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思想、组织、领导人等方面的准备。其实，从中国政党发展史的视角来检视，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止于此，因为“它促进了新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原则及方法的采用”〔1〕，诞生于五四运动②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一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采用了“新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与方法”的政党，换言之，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有一定的形塑作用。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经过“五四”洗礼的他们对政党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对政党建设、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政党的斗争方式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知，并将这些认知运用于实践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探讨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人政党认知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丰富五四运动影响的面相。

　　一、“组成强大的政党”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伴随西方政党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政党政治在中国逐渐兴起。与政党政治勃兴有所隔膜的是，中国人历来奉行“君子不党”“群而不党”，反感结党营私的“朋党”。为此，梁启超专门撰写文章《政党论》，对“政党”和“朋党”作了区分，即“政党”是“把握国家权力”、实现“志意”的同人组合，而“朋党”是用阴险手段牵制君主，从而实现自己的私利，实际上行的是“小人之事”。〔2〕

　　因为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梁启超的释疑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国人对政党的排拒。加之近代中国急剧转型的影响，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逐渐达到了全盛的状态。据统计，“从1911—1914年，中国出现了386个政党等政治组织，光是上海就有99个，从而使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政党林立的时代”〔3〕。这些林立的政党“你方唱罢我登台”，走上竞选舞台，相继执政。表面繁荣的多党竞争背后同样“繁荣”，隐含的是各路军阀之间、不同外国势力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在一个没有议会传统的中国，政党政治最终沦为各路军阀武力、财力的较量，并演绎出曹锟贿选、因人废制等诸多闹剧。充满闹剧的多党政治实践最终让政党臭名昭著，以至于“政党之名，报章论述，绝鲜有人称述”〔4〕。在这些鲜见的关于政党的时论中，对政党的失望心理随处可见。有时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政党被当局者操纵、玩弄，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精神，各种党争也导致了民国以来国会的解散、袁世凯的专制。概言之，“政党之祸中国，亦云酷亦”〔5〕。

　　民国初年多党政治的乱象带来了国人对政党的失望甚至厌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此氛围中对政党也作过鞭辟入里的解析。李大钊将形形色色的政党视为“乌合之众”，称他们“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这些政党可以分为稳健、急进与折衷三种类型，但三种类型都是“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自诩为“历史上之光荣”。深究之，稳健政党为“狡狯万恶之官僚”，急进政党乃“蛮横躁妄之暴徒”，折衷派则“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无论哪一类型的政党“得志”，都会亡国亡民。最后李大钊自嘲道：“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政党者，敲吾骨吸髓耳。”〔6〕

　　不同于民国初年大多国人对政党政治的趋之若鹜，陈独秀主动疏离其外。在陈独秀的心目中，共和宪政并不能靠政府赐予，也不能靠某个政党主持〔7〕，只有“庶政公诸舆论”“人民尊重自由”方能实现。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即便“优秀政党掌握政权”，也只能说是一种政党政治，而非立宪政治，因为这个政权疏离于多数国民〔8〕。历史地看，辛亥革命以来，党争激烈，但这些都与国民无关，无助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因此，陈独秀断言，从西方舶来的“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9〕。

　　细察陈独秀的相关言论，“国民”是其中的关键词。在陈独秀眼中，包括政治变革在内的社会变迁依赖国民，若与人民隔膜，最后肯定会失败。陈独秀还以世界经验为例，指出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等社会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国民广泛参与其中。所以惟有国民革命，才能成功。但中国“惟有党派活动，而无国民运动”。政党没有成为国民的代表，反而成了国民中的一支特殊势力，为了私利相互攻击，徒增了政治黑暗。陈独秀因此断定，中国的政党运动与共和宪政是相背离的，并号召青年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10〕。　　到了五四运动，陈独秀觉得，这时已是国人觉悟时期，应该实行“国民革命”，提高民智。他甚至申明自己的“主张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要和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政党断绝关系。〔11〕五四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陈独秀甚至乐观地相信：现在人人都觉悟起来了，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就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12〕。有意思的是，随着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陈独秀开始逐渐修正自己对政党的看法。“五四”参与者马晔曾言：“从前以为学问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话，现在已全体否认了；从前以为不应该干涉政治的话，现在也不承认了；从前以为社会上的制度习惯，是不能改变的，现在的学生对他有了不满意的表示了。”〔13〕本来寄望于思想、文化改造的陈独秀也在向政治靠近，甚至开始张扬政党的作用。他认为，“人民的权利”依赖“人民组织”表现，这在政治上“直接具体表现”为政党，“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集中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成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国家，这才是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14〕。当然，陈独秀也认为，“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民初互相倾轧的政党肯定不能担当“扶危定乱”的责任，只有经过改造的新型政党才能担此大任。陈独秀认为，“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5〕那么，陈独秀等人希望如何“改造政党”，或者说塑造何种新型政党？

　　二、“受相当的政治训练” 

　　与陈独秀一样，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也是先认识团体的重要性，从而转向认同政党。但他们也认识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已经让国人对政党产生了厌恶心理，所以此时重提政党及政党政治似乎背道而驰。李大钊试图打消国人的这种疑虑。他指出，民国以来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源是政党疏于自身建设，政党本身无可厚非。当时各派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依傍势力谋取私利，缺乏“政党之精神”和“团体的组织”。〔16〕李大钊已经道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党，即拥有“政党之精神”和“团体的组织”的新型政党。

　　恽代英也在努力澄清关于政党的一些认知困惑。前文提及，梁启超在论证政党合法性的时候，对“政党”与“朋党”做了区分，同时他还特意指出，政党从事的是政权建设之事，而以“反抗君主之权”“颠覆政府为志”的革命党不能算作政党。〔17〕恽代英不赞同梁启超的看法，他认为革命党也是政党，只不过同盟会没有对自己的党员进行“相当的政治训练”，以至于同盟会成员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甚至在革命成功后将建设责任交给了袁世凯。所以必须对政党进行“政治训练”，让政党革命后能担负建设重任；不如此，革命便失了真意，成了“无意义的捣乱”。〔18〕恽代英言语中，同盟会并非真正的革命党，只有“受相当的政治训练”的政党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不难看出，李大钊、恽代英心目中，民初的政党都没有受过“政治训练”，因此才会乱象百出；同盟会没有受过政治训练，所以才将革命成果拱手相让。那么，要如何“改造政党”，使其具有“政党之精神”“团体的组织”？政党如何进行“相当的政治训练”？

　　就在他们思考这些问题之时，毗邻中国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他山之石”。李大钊对俄国的共产党组织大加赞赏，认为仅凭六十万党员的“俄罗斯共产党”竟然在俄国建立了一个“赤色国家”，全赖于这个政党“真正可骇”的“组织与训练”。反观中国，社会腐败，终日高谈改革，但改革却未有半点推进，原因就在于“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所以不能体现人民的力量，不能推动革新。因此，李大钊呼吁，现在急需成立一个真正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19〕。李大钊显然已经将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与训练”、创建共产党提上了日程。就在他说出此番话后几个月，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了。当然，李大钊此番话其实还蕴含了另一层意思，学习苏联建党，进行“政治训练”，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表现民众的势力”，即政党要与群众结合。

　　三、“依赖国民为后援” 

　　李大钊认为政党应该“表现民众的势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当时很多“五四”参与者认为，五四运动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爆发的。毛泽东曾描述这股世界大势道：在俄国，贵族被打倒，富人被驱逐，“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政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20〕毛泽东显然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平民革命，而这场平民革命先是西行，继而转向东方，最终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瞿秋白眼中，带有平民革命性质的十月革命不独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生，还影响了五四运动整个过程，五四运动中“新思想的勃兴”是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影响的结果。〔21〕蔡和森也肯定了五四运动中的“劳工意识”。他指出，受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逐渐知道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也加入了行动。受此影响，这些知识分子迅速“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22〕。　　诉诸国际经验可以让人体会群众力量的重要，总结历史亦可彰显群众的力量。吴玉章曾将“五四”前发生的革命与五四运动相对比，总结道：“以前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社会力量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的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显然，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大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23〕

　　因为“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依靠下层人民”“走俄国人的路”落在实践中必然会表现为建立紧密联系群众的政党。用陈独秀的话来说，要建立一种“依赖国民”的新型政党——“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靠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24〕。

　　当时的“社会中坚分子”确实也在主动适应五四中的“劳工”潮流，逐渐向“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靠近。湖南新民学会在讨论民众问题时，蔡和森就曾提及，中国民众运动过于幼稚，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组织和俄国共产党一致的共产党，这样才能让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有力且彻底。〔25〕1921年夏，利群书社社员召开会议，表示要组织布尔什维克这一新式的政党，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26〕“社会中坚分子”已然将建立“新式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提上了日程，化为具体实践便是在1921年7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诞生于“劳工”潮流中的中国共产党，在纲领中明确了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并身体力行，与其他脱离群众的团体渐行渐远。自由主义者张君劢的评价可以作一佐证。张君劢20世纪30年代回忆道，1922年春，陈独秀《向导报》发文称自己“为‘穿长衫的张老爷’”。张君劢感叹，“这句话无非表示陈独秀先生已经加入短衣队而厌恶老爷的名称了”。〔27〕共产党人将张君劢等人视为高高在上的“老爷”，张君劢却对共产党人“加入短衣队”表示不屑。牟宗三的一番话可以解释两派之间的隔膜，“他们（指共产党——笔者注）只能鼓励无知无识的人，不能鼓动有思想有理智的人；只能鼓励人类的情感一方面，不能鼓励人类的智慧指导”，而“社会的中坚亦常不在缺乏思想与理智的众人，而倒在理智健康的知识分子。一种理论若只能专事于鼓励，而不能批判地改进社会，则决不会有显著的成功”。〔28〕共产党人将从五四运动中汲取的“劳工意识”贯彻于共产党建设中，最终打破了牟宗三“绝不会有显著的成功”预言，而张君劢等人仍然做着只依赖少数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迷梦，虽然30年代也曾以建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但终究因为没有群众基石而落败。

　　其实，张君劢与陈独秀等人的分歧不只表现于对群众力量的认知，深层观之，还蕴藏着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之别，即用何种手段改造社会。自由主义者将改造社会限于秩序之内，反对武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则推崇革命，以根本、彻底改造社会。具体到政党上，自由主义者将政党行为框定于秩序范围之内，比如自由主义者罗隆基就曾提出，政党活动限于政治之内，政党要争取立法院中的多数并掌握“行政部的全权”。〔29〕共产党人却反对这种和平改革的手段，认为“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四、“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出自1919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称：“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到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其实，历史地看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和罗隆基、张君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非开始就泾渭分明。五四运动伊始阶段，陈独秀试图从思想、文化上改造国民以推动社会变革，这时的他和这些自由主义者尚能统一战线。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陈独秀看到了国民改造运动的局限性。五四运动中，虽然在学生、工人、商人等群体罢课、罢工、罢市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等人，但结果换汤不换药，皖系军阀仍掌控中央政权，很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残酷的现实让陈独秀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中种种问题积重难返，仅凭西方的民主、科学去武装国民显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只有采用更加根本、激烈的方式才能涤荡中国种种黑暗。对政府失望至极的陈独秀于是发布了这份具有革命意义的宣言，开始重视革命的力量。再进一步推论，陈独秀提倡市民“直接行动”，而人民权利只有通过政党来实现，他必然也会将革命视作政党必须采用的手段。1920年早期共产党组织出现之时，陈独秀就发文阐释了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的必要性，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议会斗争不可行，所以“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30〕作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毛泽东在与其他人辩论时也指出，议会的立场是保护有产阶级，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极端自由和放任资本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采用“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31〕

　　陈独秀、毛泽东是从国内政治低效体会到革命的必要，还有一些“五四”参与者则从国际经验感受到革命的重要。从思想上看，“五四”是主义文化泛滥的时代，就在时人迷惑于各种主义之时，十月革命的发生让很多人清晰了自己的选择，最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的斗争手段。觉悟社中一些成员的转变很有代表性。在当时纷繁复杂的“主义”中，觉悟社成员谈论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家都没有选定自己的信仰。当时经常觉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理想，加上十月革命成功了，解放了大多数被压迫者，“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于是便引发了觉悟社成员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32〕

　　当然，对革命的选择除了受到十月革命影响外，也得益于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想交锋。在问题和主义之争中，李大钊、刘仁静等人发出了推动“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疾呼“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33〕

　　其实李大钊号召“搏战”还彰显了五四运动的行动取向。巴黎和谈的虚幻让国人认识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才有了五四时期蔚为壮观的群众游行和抗议。起而行当然不止于游行示威，还有各种思想指导下的实验，比如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的平民教育、工读互助主义指导下的工读互助团实验，等等。其中，工读互助团这个“新社会的胎儿”〔34〕名噪一时，恽代英、施存统等早期共产党人都参加其中。在经历了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实验后，工读互助团终究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参与者施村统由此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谋求社会“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改造”是没有用的。〔35〕起初支持工读互助团的陈独秀随着互助团由盛到衰，也逐渐改变了态度。他指出：“团体”只有用革命推翻整个社会的“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方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36〕

　　总之，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从五四运动中体会到，只有组成政党，才能真正改造社会。他们所追求的政党是受过“政治训练”“依赖国民为后援”、以“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新型政党。他们将自己对政党的认识应用于中国共产党上，从而让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便具有了自我改造的勇气、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不断革命的精神。但细察他们的这些政党认知，大多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和大致的方向，具体怎样执行却语焉不详。比如，他们提出学习苏联进行政治训练，对怎样学习、如何训练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阐述；他们提出政党要用革命“以图根本之改造”，但也“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37〕，也没有明确的回答和谋划。这些未决之问题只有留待中国共产党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了革命与建设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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