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1980年恢复学科建制以来，中国政治学事实上发挥着建制性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治学以译介为主，关心和研究的主题分别是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同时也开始了初步的自主性研究。进入新世纪，政治学界开始反思、批判作为“拿来主义”产物的流行理论，并初步建构起自主性民主话语体系和治理话语体系。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是多元化的，其最大公约数是“国家治理”。政治学界展开了不同层次的国家治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政治学界要进行好的治理研究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前提是还得对“国家的母体”，即社会——尤其是各种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以便让治理理论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国家非但得不到治理，反而可能遭受无穷的内乱。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 建制性学科 国家治理 社会形态 利益集团社会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建设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15ZDC003)的研究成果。
自1980年恢复政治学学科以来，通过翻译作品而“拿来”的概念、理论和观念在中国政治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通过引进西方学术资源而得以建立起来，同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以舶来的概念为尺度衡量中国政治，其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张皮”的现象。然而，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所引进的外来概念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观念，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法治和公正以及宪法中对人权的规定，国家吸收了这些概念并作为执政的基础和政策方向，这些应该视为政治理论研究的价值体现；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直面重大现实问题，对现实性主题的研究是多元化的，其最大公约数就是围绕国家治理而展开了各个层次的治理问题研究，为推动国家治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两种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身份都十分突出，只不过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反而给坊间一种“反体制”“离心离德”的错觉。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对象(其实是研究范式)的演变线索，本文发现尽管政治学研究的“时代性”决定着研究方式的变化，但一个清晰的线索就是如何建设国家——虽然其间并不乏争议性的范式和研究取向。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均具有党和国家智库的定位，其建制性自不待言。(比如，作为国家性政策研究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以房宁研究员为主的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专注于政府需求供给，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调查，建立了若干调研基地，其各种专门报告为国家决策起到参考作用。)这些系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不在本文的考察之列，本文主要以高校系统的政治学为考察对象。
一、现代化理论—民主化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的世纪性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因此，“现代化”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中国梦。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一轮的现代化大讨论，这时候的“现代化”就是物质上的富裕、发达的代名词。打开国门的中国突然发现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是如此落后，不但刚刚恢复的政治学专业热衷于研究现代化，全社会都渴求现代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主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刚好，“现代化”是西方政治学20世纪50～70年代的研究主题，其中大量的理论成果对于理论匮乏的中国思想界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在80年代，虽然国内开始了现代化的研究，但译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
在传播现代化理论方面，有几套丛书的贡献不能不提。第一套丛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在1984～1988年间共出版了74本，其中，有不少现代化研究、发展理论经典作品的中译本。应该说，这一套大型书系启动了人们关于未来的，即现代化的想象和观念，但还谈不上系统的现代化理论。
第二套丛书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黄皮书”(二十世纪文库)。它是对西方现代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的研究路径或者研究范式，其中包括影响最大的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这些研究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之间的差距，让中国学人乃至政治家第一次认识到走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现代化的困境以及认识现代化的政治系统论。系统论由自然科学语言进入政治学领域。
第三套丛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这套丛书不但有现代化研究的经典作品，而且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基础，之后90年代出版的许多政治学教科书，都带有这套丛书中的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abriel A.Almond and G.Bingham Powell,Jr.)所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的烙印。结构—功能主义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汲取了现代政治学知识的中国政治学延续了经世致用传统，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政治。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一国两制、政府职能、党政分开和政治民主化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建议并得到决策层重视，还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干部制度改革建议①。政治学的政治价值也慢慢得到承认。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30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是“民主化”。在已经处于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几乎是与西方同步，只不过中国政治学依然处于译介阶段，其对西方政治学的民主化理论的态度几乎是“拿来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基本完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名著的汉译工作②。到90年代以后，“民主”研究成为显学，而民主化、公民社会、自由民主、选举民主、民主转型、民主巩固等主题词所构成的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成为政治学界的时髦话题(见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各大出版社则对冷战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情有独钟。如果以关键词来统计翻译作品的数量，没有任何其他关键词堪与“民主”相提并论。关于民主的译著至少300本以上，几乎是见到“民主”的书就翻译，其中不乏垃圾作品。其中，熊彼特(Jaseph A.Schumpeter)、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等人关于民主的思想和作品几乎主宰了国内很多人的民主观念(见表2)，谈民主必然是竞争性选举或者“选举式民主”，非选举不民主，无民主不选举，把竞争性选举即党争等同于民主本身，换句话说，在当时一些学者看来，民主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竞争性选举或者说是党争民主。相应地，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议程也很国际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等关键词，成为民主研究的时髦词汇，而反思——更别说批判由这些关键词标识的研究，就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主张自由主义民主似乎就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自由主义民主在一些人那里拥有宗教般的神圣地位。
人们今天终于明白，按照推广西方自由民主的“自由之家”的指数去转型，国家只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大概到2010年左右，国内的民主观念开始复杂化起来，或者说成熟起来。主导中国思想界30年左右(1980年～20l0年)的“选举式民主”(形式民主)，大有被建立在“实质民主”(以治理、民生为标准)基础上的民主观所取代之势③；即使在形式民主上，协商民主的主张也大大超过了自由主义民主的选举式民主(见表1中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数据)。民主观念的复杂化、民主形式的多样化，意味着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知正在走向成熟④。
不仅如此，中国政治学者的主流并没有停留在民主这个关键词上，当对民主等政治观念、政治理论心存疑虑而得不到澄清时，他们便另辟蹊径，回归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和“致治”传统，对各种政治实践场域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其他国家政治学者想做而不可能获得的机会。
二、探索自主性政治学话语体系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界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一些学者就开始批判、反思西方政治学流行话语了，并最终形成一种反思浪潮，继而大致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需要建构自主性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最关键的概念，如民主、治理上，中国政治学已经初步建构起自主性话语体系。在民主成为显学的时代，当务之急是重新认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所塑造的民主观念。产生于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为了证成自己、否定对手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对于坚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中国而言，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无疑是一种“否定性政治理论”，而这种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流行的思潮。新世纪之初，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就批判“民主迷信”，这在当时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⑤；王绍光教授则从比较政治研究的角度，全面介绍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西式民主的研究以及西式民主在实践中的问题⑥。2010年之后，中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认识和民主观念成熟起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关于选举式民主的理论化成果是，杨光斌教授认为，民主的社会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这个条件就是概念上的“同质化条件”——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和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缺乏必备的社会条件的民主反而成为祸害⑦。与民主相关的其他基本概念包括公民社会、合法性等，也都得到“重述”。杨光斌教授认为，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民情”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政治结果⑧；把选举授权视为民主合法性的基础，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否则就不会有什么“选举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概念了⑨。张飞岸博士的研究成果是，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以自由化解民主的理论，在本质上是完成了去社会主义化的民主。⑩
在这一反思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人在民主观念上回到了实用理性传统，并开始寻求建制性理论以替代“否定性理论”，在这个探索中最大的发现就是协商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形式也成为受到国家青睐的政治建设路径。形成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以协商民主为主题的论文数量迅速超过研究自由主义民主的作品(见表1数据)。其中，林尚立教授的发现是，协商政治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形式，因此协商民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11)。在对中国政治决策过程的研究中，王绍光发现了一种共识型决策(12)，而这实际上是政治过程中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形式而达成的“共识型民主”(13)。在杨光斌教授那里，基于协商—共识的民主模式，是一种替代以党争为核心的、不可治理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只有可治理的民主才是可欲求的(14)；“可治理的民主”实现的是价值导向的“民本主义民主”，正如作为实践模式的选举式民主实现的是价值导向的自由主义民主(15)。王绍光教授则用“代表型民主”来表述协商民主(16)，而代表型民主的支点是作为“逆向政治参与”的群众路线(17)。民主模式之争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人重政体，而中国人重政道(即治道)(18)，基于治道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讲究的必然是实质民主而非政体意义上的程序民主。
至此，一部分中国政治学者已经从思维方式上摆脱了“冷战政治学”的藩篱，并初步建构起自主性民主话语体系，开始对中国政治做新的表述。杨光斌教授对中国政治的民主理论的表述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就是人民民主，包括政治道路上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上的民主集中制、政策过程中的共识型民主、评价体系上的可治理民主(19)。
与“民主”相联系，中国思想界也基本上形成了自主性治理话语体系。作为天然的治理主义者，中国人对“治理”理论有着天然的敏感性。20世纪90年代初，“治理”被世行经济学家们发现；和世界思想市场同步，治理也迅速地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流行词。但是，应该看到，西方人讲的治理，是当时思潮的一部分，即“治理”事实上是“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另一种表述，其核心是“去国家化”，是个人中心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成果。而作为天然的治理主义者的中国人，其实骨子里认同的是国家治理，所以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前，徐湘林、杨光斌等很多学人研究的事实上也是国家治理(20)。徐湘林教授提出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国家治理范式”，其中包括价值、政治认同、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几个方面(21)。当“国家治理”成为国家政治语言之后，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的区别得以明确。燕继荣教授的观点是，西方的治理理论主要把“社会”当作供给方，国家回应社会诉求，把“国家”视为常量，但事实上国家本身可以是一种供给方，因此他主张国家治理的研究范式(22)。对于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王浦劬教授的观点入木三分(23)：“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他还指出了对国家治理的认识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偏差：简单运用西方“治理”概念来套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简单认为“治理”的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不能因为“治理”概念而忘记了政治统治乃是治理的前提。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认识并在战略上把握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杨光斌教授提出了“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这是一种基于比较政治研究而建构的具有去价值化、系统性、层次性、非对称性等理论特性的治理理论(24)。
对建制性政治理论的探索是以中国历史与实践经验为出发点的研究活动，是在与“拿来主义”思潮的对话中形成的成果，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成熟”。不言而喻，建制性理论必然会为现实政体辩护，这不仅没有什么可讳言的，而且是对“否定性理论”的否定；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政治理论和政治精英对本国政体都持否定性态度，则必然导致政体的危机。其实，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早就说过，对现行政体的维护需要执掌最高权力者效忠于政体(25)。以此类推，在大规模的现代国家中，现行政体的维护者需要精英阶层对这一政体的忠诚。难道那些由于没有受到精英阶层忠诚而导致的政治失败，必然是人们想象的“转型正义”吗?世界政治史对此给出了无数的否定性回答。在过去30年，由于很多国家的精英阶层将其建构起来的片段知识、概念当作政治信念，其政治结果就是发展陷入泥淖、治理沦为无效，很多国家的精英阶层因追求“否定性理论”而使自己的国家最终彻底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基于比较历史和世界政治的视野，对中国制度的合法性论说就尤其必要，在建制性理论的探索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研究。20世纪初，伴随着“北京共识”，一批中国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模式”命题(26)，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混合型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将近百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描述为历经革命时期的1.0版、新中国前30年的2.0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版，认为民主和集中之间正在趋于均衡(27)。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很多人、尤其是一些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并不相信有什么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相信“历史终结论”。那么，就让历史告诉未来吧。
三、秉承“致治”传统的中国政治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逐渐成熟，研究方向和旨趣也日益多元化，各种学术成果斐然，在此难以一一复述。当代中国政治学秉承了“致治”这一中华文明基因，各主要大学中政治学学科与专业围绕着“国家治理”这个主题词，开展了各个层次的治理研究。
第一，“治理”研究的热潮。检索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地方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主题词，不难发现有关治理的论文数量堪比有关民主的论文数量(见表3数据)，足见“民主”和“治理”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表3的数据显示，自从治理理论被引进国内学术界以来，与治理理论相关的论文以每5年翻一倍的速度稳步增长；国家治理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研究波峰。以“国家治理”为主题词的论文，2013年545篇，2014年猛增至3780篇，这个数字比1990～2010年20年间发表论文篇数总和的3倍还多。与之类似，社会治理也在2013年后迎来研究波峰(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用“社会治理”替代以往文件中的“社会管理”)，以“社会治理”为主题词的论文，2013年709篇，2014年猛增至3782篇，这个数字是1990～2010年20年间发表论文篇数总和的两倍还多。以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地方治理为主题词的论文数量稳步增长，变化幅度平缓。
第二，国家建设的理论与政策成果。国家治理发生在一定范围的权威秩序之中，因此国家治理研究的前提是国家建设问题。
首先，关于国家建设道路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学科性质上，国家建设研究属于历史社会学。西方历史社会学依据主要国家的建构进程，分别形成了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脉络。但是，别说社会中心主义无法解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历程，就是国家中心主义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国家”碎片化了，是政党把国家再组织起来，因此应该有一套基于中国等国家建设经验而形成的政党中心主义理论(28)。政党中心概念已经在党史研究、比较政治研究中得到运用和研究。
其次，国家建设的“结构—时序论”。流行的国家理论就是国家—社会二分法，其中的“国家”是明确的，但“社会”是谁?身价几万亿人民币的超级富豪和卖烧饼的商户是一个社会属性吗?知识都是支配阶级建构的，支配者将自己化身为“社会”，其实是既可以影响乃至绑架国家，又可以压制社会大众的“资本权力”。因此，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是“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力”的游戏(29)；不仅如此，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时间性”的，即先有作为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然后是政治权力所保护的资本权力的诞生，最后才是社会权力；即使在社会权力的关系中，其中的个人基础性权力，比如财产权和人身权与以选举为标志的政治权利和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权利，三者也不可能同时到来；在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个人的基础性权力与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组合秩序也有巨大差异，但受制于早发国家影响的后发国家，往往容易受到早发国家的组合秩序的影响，因此而招致其现代国家建设的困扰(30)。这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也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学者提出了“建国的三个时刻”(31)：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所追求的国家统一、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追求的国家秩序与强大、洛克(John Locke)所追求的如何规范国家。中国人关于国家建设的结构维度和时间性维度的复杂性认识，并不输于流行的西方人所谓的秩序论，诸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
在事关国家建设的政治权力关系研究中，最具政策性意义的应该是胡鞍钢、王绍光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32)。普遍认为这项研究重塑了中国的财税关系，而财税关系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命门。在当时的民主化势如破竹的语境中，以及“去国家化”的国际社会科学潮流中，呼唤政府能力，实属一种难得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远见(33)。
第三，政府治理研究。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政府治理，政府治理主要包括政府自身结构的合理性、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优化、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政府产业政策的科学性。首先，在关于政府类型即权能类型的认识上，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型政府”转而被定位为“服务型政府”，这是行政管理学的贡献。但是，“服务型政府”在实践中混淆了、甚至弄乱了国家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以至于卖馒头、卖肉夹馍都要“资格证书”。“服务型政府”显然无力解决无处不在的“政府之手”问题。为此，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有学者提出了“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34)。
在政策过程研究上，中国政治学正在通过案例研究而逐渐揭示决策过程之谜。理解决策过程是理解一个国家政体性质的关键，而理解决策过程的前提是理解决策体制。周光辉教授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从决策非制度化向决策制度化的转变，从而成功地应对了中国因经济和社会迅速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35)。王绍光和樊鹏基于对医疗体制改革和“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过程研究，得出了中国的决策过程是一种充分的“共识型决策”的结论(36)。杨光斌检视国家决策、部门决策、地方决策，发现中国的决策过程属于“共识型民主”(37)。中山大学马骏教授开创了“预算政治学”领域，打开了预算政治过程、尤其是省级预算政治的“黑箱”(38)。这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预算民主化，而政治过程的民主即行政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关键一环。
在中国政府权能研究上，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及其团队取得的成果具有明确的政策价值。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其“‘大部门体制’不能包治百病”，可谓是给一度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的一支清醒剂(39)；尤其是其公务员占人口的合理比例问题研究(合理比例不低于1％)，严肃地指出，中国公务员制度的问题不在于公务员规模，而在于公务员体制内部的功能与结构(40)，在政府职能上，提出要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而且，这不是一般性的调整策略，而应内化为中国基本的执政理念和战略高度的设计，并需要着力体现在政府工作各方面(41)。
在政府的行业政策领域研究上，北京大学独领风骚。王浦劬教授主编的“国家治理研究丛书”集中在各领域的政策研究，比如行政信访、户籍制度改革、流域水污染治理、义务教育，等等。在产业政策研究上，最具政策成果的无疑是路风教授关于高铁、大飞机项目的成功与汽车市场的失败的研究(42)。这种产业政策的扎实研究，对理解中国道路，尤其是中国模式的“发展型国家”，大有助益。
第四，地方治理研究。中国的“地方”是一个模糊的说法，既可以指中央以下所有层级的地方政府，也事实上指省级之下到乡级的范围(管县区市—县—乡)，因此地方治理是一个总体性说法，包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
地方治理之社会治理。基于增量改革的说法，俞可平教授提出了“增量民主”，并在借鉴国外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善治”；善治的基本特征是参与、公开、透明、互动、责任、法治、合法性(43)。善治的基础是建设公民社会，治理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因此“善治”理论应该被视为社会治理理论(44)。据此，中央编译局研究团队推出善治的指标体系(45)，一般认为它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很相似。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俞可平、何增科教授推动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持续了10年，以学术界来评估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该团队认为，头5年地方政府的创新冲动显著，后5年很多项目没有什么创新意义了。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中心是国内量化政治学研究的学科领先者，其长期专注的中国公民意识调查，对于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相关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数据(46)。
地方治理之城市治理。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来自郁建兴教授及其团队。这个研究团队利用其区位优势而研究浙江省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型、政府与商会(行业协会)的关系(47)，对于人们认识中国发达地区的基层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理论启示。
基层治理与乡村治理。以华中师大徐勇教授及其团队为代表的乡村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华中学派”(“华中乡土学派”)。“华中学派”的贡献体现在学术研究路径和政治建设两个方面。在研究路径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问题研究，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上而下的转型，推动政治学“下乡”，基层政治从此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对农民的长期研究，徐勇教授提出的“农民理性”概念，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抱有的农民保守的印象，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视角(48)。在政治建设上，基层民主治理研究的成果直接以“制宪”的形式体现出来，即基层民主成为宪法规定的我国基本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华中学派”对土地私有化的态度是鲜明的，这是基于历史分析而得出的政治性结论。对于土地确权制度的改革，“华中学派”的发现是，在珠三角地区，以土地入股而组成的股份公司，事实上变成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坐地要价，阻碍城市化进程，并导致“乌坎事件”的发生(49)。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学界，要真正理解农村，就需要借助“华中学派”的研究成果。
第五，中国共产党研究与国家治理。在所有层次和领域的国家治理中，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因此要更好地治理中国，就需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大致说来，在研究路径上，替代过去国家—社会二分法的是“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分法(50)。由于中国是党治国家或者党政同构，三分法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关于中共的性质，有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说。也有陈明明教授的“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的三阶段划分之说(51)，还有海外学者的“皇家型政党”之说，这些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学理性分析。鉴于苏共灭亡的教训，中共也一度被认为有“亡党之虞”，因此不少研究者试图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事实上，在中共和苏共之间，尽管要看到它们的共同性；也要看到，即使二者是同一属性的政党，政党自身的历史、政党的文化背景，仍然决定着二者之间的区隔。因此，需要在差异性上开展中共与苏共的比较研究。在潘维教授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根本之道是去科层化，让党组织回到人民中去，为人民办好各种“小事”，而科层化的党组织专长是“办大事”(52)。总之，我们不但无法按照西方政党理论来看待中共，甚至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学界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治理成就的内在机理。
四、余论：研究真实的“社会”，让治理理论起到治理的作用
中国政治学在不同的研究主题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仅仅在“国家治理”的光谱上检视中国政治学，我们就发现中国政治学已经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学术力量，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建制性的，而不是所谓的“反体制”的。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现”，否则就没有国家与学界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信任关系，学科建设也就得不到应有重视。当然，在看到中国政治学既有成绩时，我们承认中国政治学应该发挥更大的建制性作用。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学界学习点美国同行的做法，学者们能够大致遵循有关研究范式(53)。同时，要弄清作为政治学知识来源的“社会”的性质——这是推动国家治理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知识，继而明白为什么要以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为取向。
借用米格代尔(Joel S.Migdal)的“观念中的国家”“实践中的国家”之说，事实上也存在一个“观念的社会”“实践的社会”(54)的巨大距离。中国学人的“观念的社会”当然是“公民社会”，即平等基础上的自治社会。这个观念无疑来自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公民社会的前提是社会平等，这是托克维尔强调的平等化大趋势。社会平等基础上的自治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不平等社会的自治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自治?不平等基础上的社团自治、利益集团自治的社会还是公民社会吗?因此，即使存在“公民社会”，也是托克维尔时代的观察，和林肯(Abraham Linclon)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一样，是农业社会的治理模式。进入工业社会，美国变成了典型的利益集团社会，即“私民社会”。利益集团的过度活跃直接绑架了国家，使得美国变成了其主流政治学所说的“寡头政体”而非“民主政体”，导致“否决型政体”。即使是乡镇生活，在普特南(Robert D.Putnam)看来，也是被政党、利益集团组织起来的，而不再是传统的自发组织与自治(55)。
如果说美国的公民社会变成了利益集团社会，在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社会性质则更为复杂。比如南美是亨廷顿笔下的“普力夺社会”，各团体参政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瓜分公共利益；在非洲则是米格代尔所说的“强社会”，“国家”被编织在“强社会”的网络中，各种“地头蛇”让国家寸步难行；印度则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描述的不平等的种姓社会，记者协会、律师协会、教授协会、工会等“公民共同体”全部被高种姓的人所控制(56)；大中东地区是“伊斯兰社会”，穆兄会是平等的，但却不是西方人所期待的公民自治共同体(57)。在诸如此类的不平等的社会里加强社团自治，到底是希望谁拥有自治权?如果按照公民社会设想的治理理论在这些非公民社会里实施，其效果如何?其实历史和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只不过人们太关注“公民社会”这样的教科书式理论而枉顾比较政治发展中的真实世界，以至于认为所有文明、所有类型的社会都是同质化的，都应该按照同一套理论去治理。
在利益集团社会和非西方国家的各种形态的社会里，需要的不是进一步强化社团的自治权，而是如何把各种社团整合起来，这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必要性所在。对此，福山也有类似的反思，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本来就社会强而国家弱，加强社会力量的治理方案必然起到相反的效果(58)。因此，虽然治理理论主张的社会自治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很重要，但对非西方国家而言，重心还是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59)。因此，再也不能用基于几乎不存在的公民社会的治理理论(即公民社会理论)来指导非西方国家的治理实践了。
注释：
①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
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小密尔等人代表作的中译本全都问世了。对那些成长于国门刚刚打开、国内知识匮乏的80年代的一代人而言，这些名著对其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有些人的知识结构乃至观念至今依然停留在“八十年代”。
③黄晨：《从“人民民主”到“中国模式”：当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演变(1978-2008)》，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④杨光斌等著：《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⑤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香港)，2003年版。
⑥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⑦杨光斌：《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北京日报》，2014年3月17日。
⑧杨光斌、李楠龙：《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政治的质量》，《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王绍光：《“公民社会”祛魅》，《绿叶》，2009年第7期。
⑨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
⑩张飞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1)林尚立：《协商民主：中国的创造与实践》，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12)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杨光斌：《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4)杨光斌：《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15)杨光斌：《民主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基于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治演变为政治冲突之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15年第8期；任锋、杨光斌、姚中秋、田飞龙：《民主与民本：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话语重构》，《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
(16)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17)欧树军、王绍光：《王绍光：超越“代议制”的民主四轮驱动》，《社会观察》，2012年第8期。
(18)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人民论坛》，2012年第12期。
(19)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即将出版)。
(20)比如，作者本人的《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1)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徐湘林：《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比较的视角》，《复旦政治学评论》，2011年第1期。
(22)燕继荣：《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理论与现代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2017年12月2～3日。
(23)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4)杨光斌：《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
(2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77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26)潘维：《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张维为：《中国模式的几点概括》，《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7)杨光斌、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
(28)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见杨光斌著：《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第182～24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29)曾毅：《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30)曾毅：《“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建构中的内在张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1)任剑涛：《建国的三个时刻：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的递进展现》，《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
(32)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3)王绍光：《有效的政府与民主》，《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34)杨光斌：《一份建设“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的政治改革清单——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科学论坛》，2014年第1期。
(35)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36)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37)杨光斌：《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38)马骏：《中国公共预算改革：从年度到中期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39)朱光磊、贾义猛：《“大部门体制”不能包治百病》，《理论参考》，2008年第5期。
(40)朱光磊、李利平：《公务员占人口的适当比例问题刍议》，《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9期。
(41)朱光磊、于丹：《论对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42)路风：《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的思考》，《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4期；路风：《运10败在航空工业管理体制》，《中国改革》，2005年第4期；路风、封凯栋：《造中国自己的汽车》，《商务周刊》，2004年第6期；路风：《冲破高铁迷雾——追踪中国高铁技术核心来源》，《瞭望》，2013年第48期。
(43)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4)俞可平、王颖：《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善治》，《中国改革》，2001年第6期；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5)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46)沈明明等著：《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7)郁建兴等著：《让社会运转起来：宁波市海曙区社会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郁建兴、宋晓清：《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及其运用》，《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4期。
(48)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49)贺雪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事件的教训》，《行政论坛》，2017年第3期。
(50)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林尚立：《协商政治：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9期。
(51)陈明明：《“革命”、“统治”与“执政”：旧话重提——关于政党变革的两个命题的讨论》，《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4期。
(52)潘维：《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新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2期；潘维：《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3)政治学是一门观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学科内部争议和分歧自然很大。戴维·杜鲁门在1964年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指出：让我们放弃分歧，像经济学界共同遵循理性选择主义一样，政治学界也要遵循共同的研究范式，以推动政治学学科阔步向前。他们确实做到了，其结果就是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美国政治学界长达20年的主导性地位。
(54)杨光斌：《观念的社会与实践的社会：发掘真正的治理理论的路径》(未刊论文)
(55)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6)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不确定的荣耀》，第1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3～114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8)Francis Fukuyama,"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Jan.2015.
(59)杨光斌：《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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