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是就政治经济学而言,这些经验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没有很好地上升为系统理论。由于理论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往往在气象万千、生机勃勃和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或趑趄不前,或嗫嚅无语,理论阵地不断被西方经济学侵蚀,更谈不上在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 

　　建立能够阐释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又是当前我国的迫切需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仅靠零散的经验总结和照搬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错综复杂的国内问题无法再单纯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来解决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问题需要有效的顶层设计来解决。而顶层设计离不开系统理论的指导,这套理论要契合中国的实际,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下各国交往日益密切,而现有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西方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在这套秩序和话语体系里,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难免受到否定,致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陷入被动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也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理论上掌握话语权,扭转不利处境,并进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面临着低层次和碎片化的问题,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在经济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前后对接、中国问题研究与世界问题研究的彼此融合,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相互借鉴上,或茫然无措,或分歧很大。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些分歧导致了各领域甚至同一领域的学者自说自话,许多研究从局部来看似乎很有价值,但是放在全局上则显得微不足道,甚至相互矛盾,由此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源。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来说,经济学研究的低层次和碎片化,必然误导政策的片面性与不稳定性。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着其他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问题空前复杂,基于局部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可能无法适用于全局,离开了全局性的研究和统筹兼顾考虑,改革就难免顾此失彼、进退失据,甚至裹足不前。 

　　导致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低层次、碎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视野的局限性。一方面,忽略历史,只就“当代”讲当代。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持续之久、水平之高,必然导致了其影响之深、影响之远,以至于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历史传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问题的根源所在。而如果割断了历史的来龙去脉,以静止的眼光评判当代问题,就难免对问题的成因众说纷纭。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更谈不上从中汲取经验,并升华为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忽略世界,只就“中国”讲中国。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产生于中国,而是各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往往是世界性的通病,那么先行国家的经验教训无疑值得我国镜鉴。进一步来说,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恰恰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界线日渐模糊,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这种情况下,许多问题的根源本身就来自国际社会,解决它们的方法也理应从国际问题的研究中产生。而如果仍以孤立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就会不明就里,更谈不上理论创新。综上所述,离开了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就会显得千头万绪,研究也难免陷入盲人摸象、分散碎片的境地。 

　　由此可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同时熟悉中国历史和现状,以及世界历史和现状,只有打通了古代和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壁垒,才能形成准确、全面的认识,进而提炼经验。此外,要想把经验升华为理论,还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对知识储备要求之高,超过了现有的所有经济理论,这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全球化时代里事物联系的普遍性所导致的,也是最大的困难所在。或许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很难出现这种“全才式”的人物,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依靠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但是,由于过去没有树立全局观念,我国尚未建成一个可以有效整合各学科研究成果,群策群力、同心同德的机制。所以,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为整个经济学界树立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原文标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维度思考——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探讨》)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