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治生活中，象征符号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创造国家认同的一种文化资源，国家象征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象征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媒介，也为国家认同建构划定了边界，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现代国家赋予国家象征无可比拟的神圣性、权威性、渗透性，并依赖这些属性创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在现代国家，国家象征的表达是法治化的、仪式化的和技术化的，这使得国家象征被内化成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积极力量。 

　　关键词：国家象征；国家认同；文化逻辑

　　众所周知，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象征，是国家的重要构成要素，国家象征的生产、维系和变革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无论何种政体，都或多或少地依靠政治象征寻求合法性”［1］29-30。然而，从现有的学术文献看，国家象征迄今仍未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国家认同研究仍较少关注国家象征这一重要资源，国家象征仍处于国家理论研究的边缘地带。本文旨在运用象征政治的理论与经验素材，讨论国家象征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分析现代国家为何能够以及如何利用国家象征这种资源来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依附感和归属感，以期深化人们对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的理解。

　　一、国家认同建构中国家象征的重要性 

　　国家“是象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2］，“要理解政治过程，就必须理解象征是如何进入政治生活的，政治主体是如何有意无意地操控象征的，以及这些象征方面是如何与政治权力的物质基础产生关联的”［3］3。

　　国家认同关注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建构主义角度看，国家认同研究的是现代国家如何运用手中的资源，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使公民对国家产生依赖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国家认同建构依赖多种资源，国家象征是其重要资源之一。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国家象征是国家在进行国家交往中所依赖的识别标志；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国家象征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精神，是国家整合社会和创造公民对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

　　1.国家象征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媒介

　　国家认同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竞争需要依赖的一种重要支撑力量。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可“防止其对政治制度的疏离；促进政治稳定；使公民彼此相互信任；使公民愿意依赖妥协来化解政治分歧”［4］。现代国家有内在动力动用手中的资源创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然而，国家认同的建构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需要一定媒介的；国家认同建构的媒介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在现代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中，各个层次所使用的教材是国家认同建构的媒介，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教材，往往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国家权力规训社会和创造国家认同的能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现代国家无不创造和统一自己的货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货币成为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载体，诸如政治领袖图像、象征国家的重要建筑、民族英雄等国家符号，成为货币设计的主要元素。在政治生活中，“领袖人物从来就是钞票和邮票上的主人，它要求人们时刻记住这些人物给大众带来的所谓福荫恩泽”［1］92-93。在现代国家，电视和互联网也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媒介，抽象的国家权力被形象化和可视化，国家的形象被展示，国家的意志也被表达。

　　现代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5］88。在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象征被视为最为有力的象征媒介，相对于其他媒介而言，国家象征的这种媒介受承认度最高、影响最大，处于政治象征符号体系的最高位置。国旗等国家象征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场合，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在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和纪念馆，都能见到国家象征的身影。因为有国家权力的组织化推动，国家象征往往遍及国家地理空间的各个角落，进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2.国家象征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国家认同必然涉及谁认同，认同什么，如何认同等问题。国家象征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国家认同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解决了认同什么的问题。

　　国家象征书写着国家的历史，塑造公民对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讲述国家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故事。公民认同国家，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祖祖辈辈在国家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之中生存、繁衍，对国家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的过去有着共同的记忆，分享着共同的理解。

　　国家象征也书写着国家的精神，阐释着国家政权的性质。国家并不像社会契约论所主张的那样，单单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为了世俗的公共目的共同打造的人为共同体，国家应像有机论者所倡导的那样是一种有着内在精神品格的有机共同体。正是国家所具有的内在的、积极的精神品格，其成了凝聚国家和建构国家认同的力量。国家象征也阐释着国家政权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公民认同国家的政治基础。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国家象征象征着国家，国家政权代表着国家。在现代国家，民主成为国家象征阐发国家政权性质的话语，这种话语强调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代表着人民，服务于人民。民主话语建构着现代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创造着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如果说国家的历史书写指向的是过去、国家政权性质的表达指向的是现在，那么，国家政治理想的阐发则指向的是将来。时间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元素。国家象征要有吸引力、凝聚力、号召力，不仅要描述国家的过去，呈现国家的现在，而且还要憧憬国家的未来，为生活在当下的人民提供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给人希望与信仰。国家象征传递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给人民有关国家美好未来生活的承诺，依赖这种承诺来建构国家认同。例如，在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中，“甚至连乔治·华盛顿都曾提到过‘共同的过去’，而自富兰克林、皮尔斯以后，‘我们光荣的过去’和‘我们的回忆’就正式受到赞扬了。像‘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列祖列宗、创业者、建国者、我们的先贤们、英雄们’这些说法很少被遗漏。‘对未来有信心’仅被罗门和克利夫兰二位总统删去过。”［6］22

　　3.国家象征为国家认同建构划定了边界

　　众所周知，国家不是无边界的，而是一种有边界的存在。“边界是一些事物终结同时另一些其他事物开始的地方”［7］。国家认同需要国家内部成员对有边界的国家的认同以及国际社会对国家平等地位的承认尊重。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国家认同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我们如何区别于他者？”等这样的问题。为此，国家需要塑造公民的边界意识，即明确在什么边界范围内“我们是我们”“我们不是他者”“我们区别于他者”。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由国家象征建构起来的象征性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象征性边界以国家的地理边界为基础，但又不同于国家的地理边界。一般而言，国家的地理边界是物质性的、界限清晰的、相对固定的，同时也是可见的边界。与之相对，象征性边界却往往是精神性的、不可见的、隐匿的、虚拟的，同时也是可流动的边界，如同种族边界、阶层边界、族群边界等，国家的象征性边界不仅具有地理学意义，而且更具有社会和道德意义。

　　国家认同所依赖的“边界”是象征性的边界，这种边界往往不同于国家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国家所拥有的象征性边界并不完全与它拥有的地理学意义的边界重合。这种象征性边界具有更大程度的流动性，即便一个国家的公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地理空间中，他（或她）仍对其祖国保持忠诚，仍生活在国家建构的“象征性边界”之内；或者，当公民不再认同或忠诚于国家，即便是他（或她）生活在国家的地理边界之内，他（或她）在实质意义上也不属于象征性边界之内的成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国家所拥有的“象征性边界”超越了国家地理学边界的时空限制。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象征性边界具有重要价值。“象征性边界”具有区别功能，它将生活于国家象征性边界之内的“我们”与生活在国家象征性边界之外的“他者”区别开来，产生相似感和群体身份感［8］。这种区别既建立起“我们”反观自身的参照系，即“他者”，也在“他者”所施加的外部竞争压力下提供形成国家认同所需要的“集体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象征性边界的创造，为书写国家的自我神话提供了条件。象征性边界在国与国之间划分出了边界，依赖这些边界，国家形成了有关自我的“集体意识”和“差别意识”，在自我中心主义影响下，象征性边界在平等的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依赖这种秩序，现代国家建构起自我神话的叙事。在国家历史的叙事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也都有自我赞美的环节，“他者”往往被有意无意贬低。“从逻辑上讲，赞美本民族伟大的同时，多少也暗示着其他民族的平庸。”［1］84在政治实践中，“由于周围有许多‘他们’的象征，人们的眼光全都集中到代表国家的‘我们’这个象征的命运上，对某些外国象征原先抱有的爱和尊重受到削弱，成为集体的‘我们’的各种象征的附属品……国家变成了一个具有无限保护作用和无限宽容的、强大而睿智的象征。”［6］26“外国的形象除了公众的同情心偶尔对他们有利外，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6］23

　　二、国家认同建构中国家象征的属性 

　　国家象征对于国家认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创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重要的价值。那么，现代国家赋予了国家象征什么样的属性呢？如何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国家认同呢？

　　1.现代国家赋予国家象征无可比拟的神圣性，依赖国家象征的神圣性创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1919年，作为第一位抵达北极的人，Robert Peary将美国国旗带到北极；1929年，作为第一位飞越南极的人，Richard Byrd 在飞机上悬挂了美国国旗；1963年，作为第一个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Jim Whittaker将美国国旗插到珠峰峰顶；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成功，宇航员将美国国旗插上月球，面对国旗敬礼。在这些具有意义非凡的事件中，国旗作为国家象征具有神圣性，是神圣之物（sacralized objects），出现在神圣时刻和神圣的政治仪式中，具有其他象征物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作为国家认同建构所依赖的象征性资源，国家象征具有神圣性，是代表国家的神圣图像。这种神圣性，意味着国家象征是令人敬畏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神秘的，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神圣性还意味着不是平视的，而是需要仰视的。正是因为国家象征具有神圣性，一切组织和公民，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徽。在政治仪式中，国家要求公民对国旗行注目礼，“将国旗当作宣誓的对象，是不许背叛的神圣存在”［9］144。国旗“被定位为动员与唤起国家观念最核心的象征之一”［9］150，在仪式空间中占据中心的位置。“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10］140；正是因为国家象征是神圣的，国家象征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都是圣洁的，不可亵渎。中国法律亦明确规定：“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降下时，不得使国旗落地。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正是因为国家象征是神圣的，诸多国家在国旗法中规定了国旗折叠和存放的严格程序，对国旗的升降有严格的法则，对国旗由新变旧有一套严格的更换办法，对国旗等国家象征的变更有着一套严格的政治程序。

　　国家象征是由国家创造的，国家象征的神圣性也是由国家权力来维护的。无论是在重大政治仪式和重大政治事件中，还是在国家公共教育体系以及现代传媒空间中，国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国家象征的神圣性，并依赖这种国家象征神圣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来创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同时对于破坏国家象征神圣性的行为给予抵制。例如，早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奥运会投掷比赛，匈牙利选手夺得冠军，却奏响美国国歌，升起美国星条旗，遭到匈牙利的严厉抗议［11］。

　　2.现代国家赋予国家象征无可比拟的权威性，依赖国家象征的权威性创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国家象征的权威性，体现在国家象征的唯一性上。在现代国家，国旗是唯一的，国歌也是唯一的，国徽或国都也都是唯一的。在当今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国家多面国旗的现象，也不存在一个国家多个国歌和国徽的情况。除极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个国都，但在一些情形下，无论是国旗、国歌还是国徽或国都，都可能发生调整和变化。即便如此，调整和变化后的国旗、国歌、国徽及国都，都必须保持它的唯一性。由于国家象征象征着国家，是国家存在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标识，国家象征展示国家独特的个性和精神品格，因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任何国家都是唯一的，代表国家的国家象征也是唯一的。国家的政治象征是多元的，既包括国家象征，也包括政党象征，在这些多元政治象征所构成的政治象征体系中，国家象征处于至高位置，国徽应当悬挂在机关正门上方正中处。

　　国家象征的权威性，也体现在它的垄断性和排他性上。现代国家垄断着国家象征符号的生产权。在现代国家，不允许除国家之外的任何社会力量来生产国家象征。任何社会力量都不具备国家象征的创制权、创制国家象征的动议权。国家是国家象征创造的唯一权威力量，任何社会力量都不能挑战国家所拥有的创造国家象征体系的权力。“国家是唯一合法拥有使用暴力的机构，它可以对民间社群象征予以禁止和摧毁，也可以改造或征用。”［1］62国家不仅垄断国家象征的创造权，而且垄断国家象征的解释权。国家象征一旦被生产出来，不同社会力量可能赋予同样的国家象征不同意义和蕴含。“对同样一个象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对同一个人来说，在不同的时空，也会有不同的意义。”［1］53-54然而，在赋予国家象征不同意义和蕴含的过程中，国家才是国家象征意义和蕴含最为权威的解释者，垄断着解释权，这一权力是不容挑战的。当然，国家象征一旦被生产出来，社会也拥有一定的解释空间，由于解释空间的存在，有关国家象征意义和蕴含的解释在实践中可能面临争议和冲突，一旦这种争议和冲突出现，国家则拥有争议的最终裁决权。

　　国家象征的权威性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主动创造的产物。国家象征的权威性，首先来源于其创立者的权威性；国家是国家象征的生产者，国家具有权威性，其生产的国家象征随之也获得了权威性。国家象征的权威性，也来自于国家象征生产过程的公共性。国家象征是由国家生产的，但国家生产国家象征的过程是具有公共性的，这种公共性体现在国家要借助社会不同力量和民间的参与来生产国家象征，而且国家象征的生产过程不是神秘的，而是公开透明的。在国家象征的生产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备选方案，国家在做出决定之前允许就不同备选方案的优劣做充分的讨论，什么样的方案最终胜出往往由民主的决策规制来裁定。由于有了多元主体的参与，有了公开透明的政治程序和决策前广泛而充分讨论，国家所生产出来的国家象征在社会中就具有了高度的共识性，正是这种共识性赋予了国家象征的权威性。国家象征的权威性，还来源于国家象征的稳定性，不允许朝令夕改，即便修改，也必须得到公民的认同。例如，新西兰执政党国家党2014年获选连任后开始推动更换国旗进程，并成立专门委员会，2015年１２月，经过长时间方案遴选和第一轮全民公决，新西兰民众选出一面以银蕨叶和南十字星为主要设计图案、黑白蓝配色的国旗备选方案。2016年３月３日至２４日，新西兰举行了第二轮全民公决，民众在备选国旗和现行国旗之间做出最终选择。

　　3.现代国家赋予国家象征强大的渗透性，依赖国家象征的渗透性创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国家象征具有强大的渗透力，首先是因为在国家象征的创造过程中，既尊重公民世俗愿望的满足，也考虑公民对好政治、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追求。在世俗化的世界中，国家象征要为人接受，必须尊重和满足公民的世俗愿望和需要。国家是满足公民世俗愿望和需要的重要工具，既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的权利，同时也为公民有尊严地生活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国家象征体现了国家存在的功能与目的，并赋予国家存在的正当性。

　　国家象征不仅指向当下，也关切未来。国家象征用政治承诺来换取政治忠诚，因而属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向公民展示了国家的政治理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家象征具有乌托邦成分，包含政治神话的内容，具有超验性。正是这种超验性，赋予了国家象征强大的渗透力和对社会的动员力、号召力。国家象征的渗透力和号召力，来源于其乌托邦的完美性。由于现实都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因而完美的“乌托邦”都是诱人的。国家象征所蕴含的乌托邦，绝不是“乌有之乡”，它给人的是希望感，而非反观现实缺陷基础上形成的失望感、幻灭感和绝望感。乌托邦是可实现的，因而它产生的并非是幻觉；现实生活中的缺乏是可得到逐渐改善的，因而乌托邦是有力量的。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同时，也反思了现实，美化了政治权威。乌托邦反思现实，往往并不是当下所有的现实，针对的也不是当下所有的苦难。苦难远在天边，而非近在眼前。例如，进入风险社会的现代国家，会面临诸多风险，遭遇诸多灾难。现代国家的传媒更多关注的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灾难，展示的是围绕这些灾难展开的国际性救援行动，尤其是自己国家的救援行动。这种展示转移了公民的视线，同时也通过比较的方式展示了国家的英雄行为，强化了国家的权威。

　　国家象征具有强大的渗透力，还来源于国家象征设计中艺术家的创造力。国家象征都是艺术设计的产物，是伟大的艺术品。在国家象征设计中，无论是在色彩的选择上，还是在图形的构造和搭配上，既要尊重历史传统，也要考虑民族文化心理和生活习惯，同时大量运用色彩学、构图学、光学等知识领域的理论知识。每个国家都有其色彩情感，同时其国民也有其色彩禁忌。在国家象征的设计中，色彩选择是提升国家象征渗透力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在中国，红色与黄色是国家权力叙事的主要选择，红色与黄色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色调，而且是无可争议的“国家色”。五星红旗中，红色是底色，五角星用的是黄色，国徽也是由红色与黄色构成，小朋友加入少年先锋队，佩戴的是“红领巾”。

　　红是生命的颜色，象征着生命意志和生命激情，象征吉祥、喜庆，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美好、吉祥、富贵迫求的愿望；红色是七色光谱中最强的颜色，“最能代表中国的乐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入世精神”［12］。黄色乃中华民族的人种之色、土地之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形象识别标志和民族集体记忆的表象”［13］102；黄色象征权力、财富与富贵，在中国古代，黄色代表尊贵而位居中央。中华民族是崇尚红色的民族，先民们将红色当作理想主义的化身。在中华帝国，“北京紫禁城，红色宫墙、红色宫门、红色的立柱、红色的门窗，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衬托出皇帝的权势和威严”［13］100。正因为如此，“红色代表权威性这种象征意义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凡重要的文件都用红色字体标注题头，称为‘红头文件’。”［13］100在国家叙事中，与红色同样重要的是黄色，黄色是中国帝王们偏爱的颜色，黄色成为皇权的色彩象征，成为国家权力话语的一种视觉表述方式。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从民族文化心理上看，新中国的国家象征，在色彩上是精心选择的，旨在更好地传递国家的理念、意志，表达人格化的国家的情感，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对于提升国家象征的渗透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家认同建构中国家象征的表达与渗透 

　　现代国家不仅要生产、维护和变革国家象征，而且也要表达和传播国家象征。正是在此过程中，国家象征被内化和转换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1.在现代国家，国家象征的表达是法治化的，现代国家正是依赖法治的力量使国家象征内化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支撑力量

　　现代国家利用法律的力量和影响，将国家象征纳入国家的立法之中，使国家象征规范化、体系化、制度化，运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力量，拓展国家象征的影响力。

　　法律的首要意义是使国家象征规范化和体系化。与国家象征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规定了国家象征的大小、长与宽的比例，而且也从技术上规定了国家象征构成颜色及其颜色深浅的指标参数；不仅规定了国家象征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而且也规定了这些不同国家象征之间的关系和序列。国家象征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对于国家认同建构具有重要价值。从积极意义上看，国家象征的规范化和一体化，满足了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要求，为公民认同国家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从消极意义上看，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条件下，损害国家象征神圣性和权威性的事件就无法得到制止。例如，中国目前尚未制定《国歌法》，在现实生活中，有损国歌尊严的行为也有发生。比如，“有的婚礼上演奏国歌，有的手机厂商将国歌设置为手机铃声，有的篡改国歌歌词作为短信，有的在低俗的庆典上奏国歌”［14］，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国家用法律规范国家象征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国家认同而言，法律存在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使国家象征制度化。国家象征制度化包括丰富的内容，具体说来，首先指国家象征符号的制度化，即法律规定了哪些符号属于国家象征符号，哪些符号则应被排除在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这一规定排除了其他象征符号。国家象征的制度化，也包括国家象征符号所指代的意义制度化，即法律规定了国家象征符号所指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容给予不同的、尤其是与国家立场相冲突的解释。国家象征的制度化，还包括国家象征使用的制度化，即国家象征应由哪些主体使用，在哪些场合必须使用，在哪些场合可选择使用，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在什么时间范围内使用。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指出国歌可以在下列场合奏唱：重要的庆典活动或者政治性公众集会开始时，正式的外交场合或者重大的国际性集会开始时，举行升旗仪式时，重大运动赛会开始或者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赛事中获得冠军时，遇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场合、重大公益性文艺演出活动开始时，其他重要的正式场合。德国宪法规定，为了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同胞，每年1月27日必须降国旗以示哀悼。

　　对国家认同而言，法律是至关重要的力量。法律赋予了国家象征神圣性、权威性和渗透性，法律通过国家象征的制度化使用，在国家象征与公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联系，依赖这种制度化的联系，国家象征能得到周期性的彰显和常态化的表达，这种反复表达的过程保障了国家象征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深入人心。

　　2.在现代国家，国家象征的表达是仪式化的，现代国家通过种类繁多、规模盛大的政治仪式呈现国家象征，表达国家权力，展示国家形象，使国家象征内化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支撑力量

　　仪式是“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3］11，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名目繁多的仪式，帮助人类寻求意义，应对政治社会危机，修复遭受破坏的政治秩序。“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须人格化方可见到，必须象征化方能受到热爱，必须被想象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权力必须通过象征形式才得以表现，仪式实践是传播这些政治神话的主要方式。”［1］113

　　由于国家象征依赖政治仪式来呈现，“权力关系需要用各种象征形式来具体化、发展、表达，或者伪装”［15］，因而现代国家并未放弃使用各种政治仪式的努力，恰恰相反，现代国家深刻意识到政治仪式对国家权力的维系具有重要的价值。正是基于这一功能，国家根据不同情况举行不同类型的政治仪式，来为国家权力系统提供文化心理支持，在多元而充满冲突的现代社会凝聚人心，发挥政治仪式的政治教化功能。操作和运用政治仪式，是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一种重要方式。现代国家举办名目繁多、规模盛大的政治仪式，从总统就职仪式、各种体育赛事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到各国在国庆期间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等。

　　对国家治理而言，政治仪式的一个最重要价值在于它维护政治秩序，巩固国家权力，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政治仪式既是表达国家权威在场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创造权威和再造国家权威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政治仪式中，国家始终是神圣的，其权力是不可挑战的，国家的治理绩效是值得赞扬的，国家的决策是明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和谐的。政治仪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政治权威能向仪式的参与者和观看者展示国家的历史，分享国家的苦难与辉煌。在政治仪式中，历史赋予国家权力正当性，政治程序赋予国家权威合法性，国家始终是政治仪式的主角，决定着政治仪式的目的、程序、基调和故事情节。“国家、政府或官方控制着多种仪式活动的日程表，确定这些活动的合适主题或场合，并发起那些仅仅与他们公开声称的价值观相符合的活动。”［1］117政治仪式渗透着国家的意志，维护着国家的目的。对国家而言，维护国家的权威，是政治仪式的至高目的，这一目的支配、影响和左右着政治仪式的设计，使政治仪式成为国家实现文化霸权的一种重要工具。

　　因此，在现代国家，政治仪式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政治仪式形成、确认和强化现有的政治秩序，展示国家的形象与实力，并提供意义，培育情感，形成行动，创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现代国家创造诸多的政治仪式，同样性质的政治仪式周期性地举行，旨在不断巩固既有的政治秩序。对于政治仪式而言，国家象征是至关重要的，“意义明了的象征常常被发现作为仪式过程的工具”［16］；对国家象征而言，政治仪式也是至关重要的，政治仪式为国家象征的出场提供了时间、空间、主题、事件和舞台。例如，在日本，无论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学校必须升日本国旗，规定学生唱日本国歌。在美国，向国旗宣誓是一项庄严的政治仪式；任何人加入美国籍，必须参加入籍宣誓仪式。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国家象征必须经常出现，因为“不抛头露面就等于被遗忘……要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有效的象征……必须生气勃勃并经常露面”［17］153。国家所举办的各种政治仪式，为国家象征的呈现提供了平台。由于政治仪式是由国家精心策划的，同时也是由国家主导的，因而在政治仪式中，国家必须在场，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必须得到彰显。作为国家的象征之物，在政治仪式中，国家象征往往代表国家出场。由于国家必须彰显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在政治仪式中，国家象征始终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政治仪式空间中应当置于显著的位置。“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国旗与其他旗帜同时升挂时，应当将国旗置于中心、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在政治仪式中，每个人都既是观众，同时也是演员，“演员和公众合二为一了”［17］392。每个人参与了仪式，投入了感情，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国家意志的洗礼和国家权力的改造。政治仪式具有表演性，这种表演性给仪式的参与者以满足感和虚幻感，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使得政治仪式在政治教化中发挥着更为微妙的、隐蔽的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3.在现代国家，国家象征的表达也是技术化的，现代国家正是依赖发达的传媒技术，使国家象征内化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支撑力量

　　现代国家依赖技术实施治理，借用技术的进步来提升其治理水平。在讨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过程中，不应忽略技术进步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如同戴维·莫利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考虑到传播技术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出现”［18］。

　　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和科技的支持。霍布斯鲍姆指出，“再精致的政治宣传也比不上大众媒体的能力，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把民族象征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生活在私人领域的人民遂与属于公领域的民族发生直接关联。若不是由于现代大众媒体，英国王室不可能转化成凝聚民族认同的公共圣像。”［5］138现代传媒成为现代国家政治整合和创造现代国家认同最为有力的工具。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现代传媒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打破了国家与社会独立运作的状态，使国家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互动交流的耦合关系。有了现代传媒的支持，社会能及时有效地了解国家的意志、偏好、行为以及提供的服务，国家也能及时有效地了解社会多元的、变化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根据社会的需求做出高质量的决策。现代传媒的出现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国家的治理，提高了国家治理的质量。

　　具体说来，现代传媒扩大了国家治理的范围，拓宽了国家信息收集的渠道，提升了国家信息传播的深度、幅度和速度，改进了国家形象展示的效果，为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创造了条件。与之相对，在传统社会，由于受到媒介资源的制约，“重大的王室礼仪作为遥远、不可接近的团体的礼仪，并不是被人们共享、成为人们共同的事件，它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表演。”［17］143从国家认同建构的角度看，现代传媒为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互不认识的、文化观念存在差异的公民建立起有关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安德森认为小说和报纸“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10］23。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现代传媒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所设置的限制，将不同的公民整合在一起。有了现代传媒，现代国家权力中心的信息可以及时有效地传递到最遥远的山村。有了广播和收音机，国家的信息不再止步于少数文化阶层，公民也可在第一时间倾听来自权力中心的声音。有了电视，公民不仅可以听到国家的声音，也可看到国家的图像，电视使抽象的国家权力具象化，实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视觉支配。“由于电视的影响……人们可以立即看到王室庆典，如同身临其境一般。”［17］205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国家治理的革命，拉近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距离，成功地“将国家庆典展示为民族的、家庭的活动，每个人都可参与其中”［17］184。

　　如上分析表明，在政治生活中，象征符号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创造国家认同的一种文化资源，国家象征是不可或缺的。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国家并不是消极无为的，恰恰相反，国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能动作用。国家认同被视为国家长期主动建构的产物，是现代国家创造性地运用文化象征资源、动用国家的各种力量主动建设、维系和努力的结果。国家认同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认同建构的路径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文化路径只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路径，是一种隐匿的因而是难以察觉的路径，这条路径在建构国家认同上不仅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而且也能够为其他路径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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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吉林大学副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