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通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这句话直面当前世界遭遇的安全威胁，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加了新的注脚。与过去几年吸引人们目光的“逆全球化”现象和中美两国激烈相争局面相比，世界在更大范围发生局部冲突，以及全球经济陷入紊乱的危险当前已大大上升，时代特征有可能正在经历范式性改变。 

对当前世界出现的危机性景象，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祭出的拿手好戏，是再次对自己进行道德包装，大加宣扬是“专制国家”对“民主国家”发出了挑战，而闭口不提自身以往有没有过错。将不同的国家在道德属性上进行区分，不过是19世纪的“文明标准”在当代世界的回归。“文明标准”所掩盖的，实际上是等级和压迫，是有着中心——边缘区分的绝对不平等不正义的国际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它的不道德性已成为定论，以往的“文明标准”也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以联合国的成立为标志，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成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核心，以往那些自认“文明”的国家，想如以往那样以“宗主国”的姿态对“藩属国”颐指气使已不可能。然而，如果认为战后秩序真的已经完全消除了不平等不正义，那是天真。套用联合国气候大会“共同而有差别”的说法，战后秩序同样是“共同而有差别”的、既有显性的一面也有隐性的一面。显性的一面就是体现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中的那些准则，在这个框架内，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拥有基本的和平、也共同分享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共同”的显性安排，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仍占有优势地位，即在表态“共同”的同时仍“潜规则”坚守“差别”，世界权力的分配并不是均等的。它在理论上的表达，是以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秩序观，即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和维持主要靠霸权，有实力的霸权国家提供了更多国际公共品，因此也应享有更多的国际权力和权利，即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北约组织在冷战结束后的继续存在、“七国集团”对世界事务的规则制定，都是这种现实的突出体现。这一时期的世界，各国享有的权力和权利并不真像联合国宪章所声称的那样全然平等，而是仍然分出强势国家、弱势国家两类国家群体，前者只是少数，主要是西方国家，而后者是多数，并且它们在国际场域没有多少话语权。 

国际秩序的潜规则和隐权力，是“二战”之前的绝对不平等不正义国际秩序的变相延伸，本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点点去除。但到手的好处哪有那么容易自愿舍弃，美国寻求对其他国家建立绝对优势的心态，仍充斥在美国政治精英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战略设计与具体实践中，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第一”、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都是其鲜明表现。当前拜登政府重拾多边主义，与中国所提的多边主义，在基本价值和目标上也根本不同，前者以维护美国的绝对优势为目标，后者要促进全球的公平正义。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目前，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美国上一届政府制造的困境，反而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近年来美国政府亲自上阵，疯狂打压中国头部企业、对中国实施各种制裁、在中国周围通过建立新的同盟关系构筑包围圈，所为不是别的，就是压制中国的发展势头、维护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浪潮，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国际秩序潜规则的产物，一开始服务于美苏争霸、压垮苏联的目标，只不过事与愿违，随着苏联解体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化的发起者却被自身发起的全球化所反噬。近些年来，美国从全球化的拥护者、鼓吹者，转变为全球化的反对者，正是反映全球化在美国统治集团那里只不过是工具而非目的，当工具不能服务于“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目的时，弃船而去走向“逆全球化”或另建新的全球化模式，也就顺理成章，所有以往关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自由”“进步”的说辞，都可以放到一边，如未曾发生。 

当前国际关系的诸多紧张和危机事态，大多与国际秩序中的潜规则和隐权力有关，北约东扩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它所寻求的是“绝对安全”，是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前提上，这是乌克兰危机发生的关键诱因。习近平主席因此在通话中明确提出，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按照联合国宪章办事，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解铃还须系铃人”，习近平主席指出，美国和北约应该同俄罗斯开展对话，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这是中的之言，也是缓解俄乌冲突的必由之径。但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放下对绝对优势的痴迷和模糊是非曲直的道德伪装，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更加和平有序的世界作出真实的努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