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格局，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视角之外，传播的重要性逐步被认识和接受。以5G、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正重组全球产业链，“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建设思路代表了世界传媒生态的变革动向，影视剧译制、媒体国际传播、孔子学院、文化“走出去”等工作与“一带一路”倡议一起，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在拓展着国际传播的概念。 

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形势 

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后，国际传播的投入也不断增加，当代中国传播最大的政治，可能就是超越国际传播阈限的政治。自2008年奥运会到2022年冬奥会，中国下大力气加强传播基础设施和人员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效果也逐步显现。中国信息在全球的“能见度”提升，促进了国际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强化自塑与他塑的传播过程博弈增进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媒体和信息技术产业走向世界，推动建设平衡的传媒新秩序，有利于全球传播生态的平衡；传播内容多元呈现和中西文化彼此碰撞，提升了全球发展思维的辨识度和对全球性问题的思考等，这些都为健康有序的全球政治传播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但国际传播的复杂性体现在，对这些“效果”的期待，亟须关注某种无形的上限——内容（知识和信息）。当内容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某种深层次的跨文化思维、意识固有的存在以及新形成的文化边界，为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传播进一步发挥作用设置了某种障碍。更多时候，国际传播在形式上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知识和信息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物理边界，并需要认真考虑文化边界的突破，实现有效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但更进一步来看，国际传播的政治似乎是某种“透明天花板”，横亘在那里，渐次呈现。其微观或直观表现是报道口径（滤镜），以及传播方式、流程和范围的规定；中观层面则是与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传播体制和机制；宏观特征是思想、文化和哲学的积淀。换句话说，从长时段来看，最终还是历史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化政治决定了传播的政治哲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强调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从加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国际传播规律研究和提升国际传播艺术性三个维度对学术、实践和政策提出了更高和更紧迫的要求。由此展望，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新兴传播技术进行有效传递，如何借助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升级来推动全球传播格局重构，如何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政治，跨越文化边界，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落到实处，成为未来中国传播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突破西方传播话语的“垄断” 

形成当今国际传播格局最大的政治也是隐藏最深的政治，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思想遗产，这是最容易、最可能忽略的问题。建构在殖民主义体系之上的全球文化生态体系，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下一步健康有序发展和传播的瓶颈。二战结束迄今，欧美主导的全球文化霸权借由传播制度和传播机构，既有效延续也长期遮蔽了领土和资本殖民的深层次侵蚀进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播技术和资源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信息鸿沟和知识鸿沟。本土领导权的缺失成为许多弱小国家、民族挥之不去的深层次阴霾，他们在欧美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消费主义文化统领的价值链中陷于深层主体危机和依附困局。 

当前，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很多问题的更深层次思考正在逐步展开。从历史逻辑上看，如果说在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更多表现为政治和经济互相牵制的宰制与被宰制关系，那么，在后殖民时期，这种关系的实质并未发生本质改变。甚至，在信息传播技术的支撑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国家之间领土的争夺、利益的博弈又延伸到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换言之，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愈发不能用单纯的信息传递和知识传播话语来描述，表述的权力化愈发衍生和证明着一种修辞意义上的“说”与“被说”。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暴力，国际政治和经济链条上的延伸宰制，国际传播领域上演着“全武行”，国际媒体愈发演变成真实信息的“文化掩体”，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政治演变成国际关系领域最大的政治，决定着全球的主体认知、利益结构和发展方向。 

学术界曾经用“后殖民”来批判这种国际思想和政治的遗产，于今来看，可能还需要审慎思考其当下价值。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政治理论，用以形容二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束缚国家的尴尬处境，并试图开启全球健康发展导向下的反思性重建进程。20世纪90年代初，《读书》杂志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介绍东方学和东方主义，批判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各大主流媒体都热烈讨论东方学和后殖民理论以及欧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自2001年以来有关后殖民理论的研究近乎沉寂。中国加入WTO以后，在全球资本和市场领域博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极大地回避了文化和思想领域对于历史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深度批判，后殖民理论和批判思想退守为纯粹的学术话语。即便从学术视角来看，后殖民文化批判这个深度思想性的学术领域因传播视角的匮乏而跛脚，但从政治和国际传播实践来看，也因西方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在中国的大行其道，而使得国内传播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设乏力。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播学是美国和欧洲传播学在中国40多年“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换句话说，传播学在中国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迄今传播学界的跨文化意识匮乏还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使得中国崛起以后，面对全球传播话语权的缺失，面临美欧在传播领域的打压，即便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已经更新升级到5G，基本达到了技术和产业的上游领域，但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日益暴露出对殖民传播进行批判的“武器”匮乏、对殖民传播“武器”批判乏力的双重尴尬局面。这种后果的严重性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却伴随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若不能从直观层面策略性、阶段性地解决问题，是否该思考一下隐藏在传播话语权、文化主导权关系背后的殖民思想瓶颈？在思想文化领域，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否依然在作祟？ 

传播与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的演进历史不仅是一部帝国领土和资本的殖民/新殖民史，亦是一部借由传播进行的思想文化变迁史。在历史上的殖民国家中，留下文化遗产最多的是英国，从领土占领的视角曾经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演变为文化和语言无处不在的“文化新帝国”，传播的作用不容小觑。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所言，“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是其对公共舆论影响的结果”。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描述“帝国”的视角很有创意：“帝国只能被构想为一个普遍的共和国，是建构于无边界、容纳性建筑中的由权力和反制权力组成的网络。在帝国式的主权观中，权力在扩展过程中不断地革新、再造自身的秩序逻辑。”尽管“帝国”并不总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其所包含的权力拓展逻辑和秩序更新理念却体现了资本主义以“扩张”为内核、以“拓殖”为动力的基本发展模式。而传播网络曾经是创造、巩固、革新和再造资本主义殖民逻辑和殖民秩序的基本手段，甚至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典型表征。作为消除商品自由流动障碍、实施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途径，传播技术体系和网络被整合，进入重新框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全球分割进程，与现代化理论互为表里，化身为现代性的核心部分并演变成休戚与共的全球传播生态。 

也就是说，传播与文化互为“发动机”，贯穿于现代性的建构和现代化的传播历程中。殖民地时期，被利益机制和利益输送机制有效维护的文化通道，是在传播过程中达成共识而形成的，因为全球传播有效替代、弥补和延伸了帝国主义的枪炮政治，并成为新的全球资源调配主角。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中，传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传播治理现代化演变成现代化的新核心。无论是对于现代性的媒介传播景观化建构，还是有关传播学现代化路径的思想性讨论和共识的达成，以及国际传播学的建构与全球传播，20世纪上半叶美国使用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为发展中国家呈现了一个被建构的“发达”系统想象，甚至不厌其烦和不拘细流地将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技术、科学和思想观念放在发展中国家的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手段将在消化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都简化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宏观体系思维模式，归结为其本土传统障碍或自身问题，润物无声地对“他者”进行深层次的文化传播建构。 

伴随传播生态的技术变迁及其格局重构，根植于文化霸权中的全球传播领导权，作为“我者”文化自觉的镜鉴，其揭示西方新型殖民主义、重构健康有序传播秩序的锁钥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虽面临挑战，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以及国际传播大环境的变化，其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此外，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也不能完全绕过或者不谈西方殖民历史和文化对全球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一文中指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可以说，基于殖民历史的国际传播体制就是那个灰尘。由此让研究者看到，建设一个健康有序的全球传播生态，可能同时需要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步伐，以时间交换空间，以实力交换话语，让中国声音有效传播出去，增加中国文化的能见度；第二个阶段，在继续推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通过中国文化自觉有效地推动形成全球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须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批判，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声音的有效传播营造健康有序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加中国文化的辨识度和美誉度，这个阶段变得日益紧迫。 

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 

当代国际传播理论研究，需要深刻揭示当今国际传播格局是如何在殖民主义的逻辑框架下建立和演化的，这种传播体系和格局又是如何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滋长、蔓延和肆虐提供温床和通道的。事实上，摆脱后殖民语境，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都极容易被漂白为温和、中性的理论和实践场域。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指出，欧洲文明的霸权建构有三大优势：枪炮、病菌和钢铁。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得以穿上信息自由流通、多元文化碰撞的合法化外衣，其摆脱了“枪炮、病菌和钢铁”所表征的魔鬼面孔，以所谓播撒“文明”种子、助推“发展”进程的面孔出现在全球化过程中。 

于是，全球化话语越来越淹没后殖民研究，甚至成为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文化霸权的饰词，跨文化传播与交际堂而皇之地铺平了消费主义文化全球扩散的道路。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不过是以一种变化的范式取代了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实现的是从欧洲中心主义向美国中心主义的转向，并没有对过去延续下来的问题或在这种体制下文化冲突的增长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以霍尔（Edward T. Hall）为代表的学者虽然开启了国际传播实践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但也摆脱不了美国战略传播的扩张意图。当然，也正是这样一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人群和文献，丰富和补充了单纯依赖国家力量、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进行文化传播的“国际传播”的缺陷和不足。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意思是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后，再考虑建交问题。今天，在殖民之后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有效和健康地发出中国声音，事实上也需要一个“打扫干净屋子”的过程，只不过这个“屋子”不仅是中国国内还包括全球空间，朝向当今全球地缘政治和文化、经济往来背景下的后殖民语境的深度文化清理；而这个“打扫”，更是与构建“国际传播”格局相匹配的，需要调动全社会力量才能开展。 

该做的工作还要继续做，即便是复杂和长远的。因为任何的掩耳盗铃和讳疾忌医，都不仅是在浪费资源，更可能是在浪费时间。只有解构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体系，加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打破西方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和西式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才能建构新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这有必要成为中国传播学界和业界的阶段性共识。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19ZDA3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